岁）162
和莫尼卡（18岁）也来为他们的父亲助威。他们表达了施特劳斯是怎样的一个好父亲以及他如何地理解孩子们。一切都无济于事，施特劳斯输掉了竞选。他比赫尔穆特·科尔的票数还要少四个多百分点。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联邦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原因有很多，其中也包括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当他们在汉堡的那所别墅里扯着嗓子对共产主义进行争论时，主人决定：“要阻止这个人成为总理。”大多数公众一直追随者奥格施泰恩来批判他，直到这个决定性的1980年。现在，施特劳斯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就像《世界》报写的那样，作为专制的统治者，作为巴伐利亚的巴洛克亲王，用他“被岳父家族慷慨赠予的文艺复兴式的宫廷做派”。玛丽安娜认为，她的丈夫就是“为了统治”而生，而50岁的她现在已准备好，跳出私人生活，成为巴伐利亚“共和国”的“第一夫人”——或是“州母”，如果这样听起来更有人情味的话。从儿时起，她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苦难的公主。但至少现在，作为州母，她完全改变了。彼得·高魏勒和其他许多人都发觉她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苦难的人们，偶尔还会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同情。玛丽安娜·施特劳斯开始认真地关心老年人、患病者和弱者。她不是个充满激情的人，但她利用她的新角色去施加影响——在具体的每一件事上施加影响，同时也在基社盟的政策和巴伐利亚的立法上。如果施特劳斯在州议会里出人意料地要求对大学里教育时间进行评估，那么人们可以确信，幕后人肯定是他的妻子。163
施特劳斯那些年在政治上坚韧顽强的工作是为了什么？他留下的功绩是什么？这就是他使巴伐利亚从一个农业州向一个高科技园区的不断转变。对他来说，其中还包括在瓦克斯多夫的核再生装置，它曾经引发了持久和极度愤怒的抗议。因为他顽强地坚持瓦克斯多夫项目，核电产业部门自然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实现了将许多单个企业的合并，首先是航空航天工业。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MBB集团，后来它又进入了更大的德国航空航天公司（DASA）。施特劳斯还被选为空中客车企业集团监事会主席。这是一个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差事，他把这些工作不可分割地集于一身。每次他作为州长出访，却会作为空客的监事会主席带着一大堆定单凯旋而归。政治对施特劳斯总是意味着在一张关系网的中心表演，现在对他来说，政治是一个由政府里的朝臣、不同的朋友圈子玩弄权术、互相包庇所组成的混合体。政治和生意，政治上的朋友和私人的朋友——他没法分开，也从不可能分开。他也是这样渐渐地把巴伐利亚发展成了一片乐土，一个直到他的继任也仍然在其中纠缠不清的关系丛林。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不由自主地喜欢那些从最底层爬上来的、像他那样“自我成功”的人。例如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扬、茨威克以及迈尔茨。弗里德里希·扬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餐馆服务生，但他有一个天才的创意：用维也纳的魅力来包装烤鸡，开了上千家名叫“维也纳森林”的连锁店。他在爱琴海上有一条漂亮的游艇，一架私人飞机，甚至在维也纳歌剧院舞会上有个人的包厢。爱德华·茨威克，他原来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医生，本打算在那儿把他的生命贡献给穷人，直到他发现了泉水164
的治疗功效。他后来来到菲森，在所有人的耻笑下，开凿泉水，建起了洗浴疗养中心。原来是穷乡僻壤的菲森由此变成了著名的洗浴胜地菲森，而这个热带病医生则变成了洗浴之王。还有约瑟夫·迈尔茨，施特劳斯在舍恩地区就认识他。他继承了一家小牛奶店，此外别无他物。而现在他在非洲的多哥有牛群，在巴伐利亚有屠宰场，销售额达十几亿，完全成为了最重要的肉类生产商，甚至向民主德国供货。他们所有人都向施特劳斯慷慨的生活提供捐助。洗浴之王茨威克显然认为，如果他直接给了施特劳斯和基社盟每月2万马克的钱，他在巴伐利亚就不必再专门交税了。这自然就导致了著名的“茨威克事件”以及相关的格罗尔德·汤德勒的倒台——他个人欠了茨威克的债，于是作为州财政部长，他必须把茨威克7。1亿的欠税一笔勾销。但是施特劳斯也给他的捐助人回报，包庇他们，例如让他的朋友瓦尔特·施罗尔的广告公司时常能够揽到政府的业务。也许出自父亲的爱，施特劳斯还通过“康塔斯”公司，为他的小儿子弗朗茨·格奥尔格创造职业的跳板。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州长自己就持有康塔斯公司15％的股份，每年约有6万马克的分红。而康塔斯公司赚的钱基本来自同巴伐利亚州政府所做的生意——也就是和他自己。施特劳斯的总财产至少有4000万马克，当然其中一部分是来自玛丽安娜的遗产。
《权力巅峰的爱》 部长和她的总书记家庭是避风港（6）
施特劳斯在他当州长时每年收入100万马克，而且不算他29万马克的薪水。其中固定的一项收入包括他从1984年起作为弗里德里希·鲍尔基金会的遗嘱执行人所得到的30万马克。他的继任者马克斯·施特莱博尔后来也同样像施特劳斯那样堂而皇之165
地收下这笔钱——一年中只用工作一天他们就可以得到这笔钱。直到现任州长绍伊布勒在1994年才拒绝了这笔钱。在镜头前，再没有别的什么能比这个姿态更显示出退出“施特劳斯体系”的坚决了。施特劳斯的朋友、罗森海姆的肉贩子约瑟夫·迈尔茨和他神秘的东德朋友、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昂纳克的亲信沙尔克·格洛特科夫斯基把施特劳斯拉进了一场阴谋的历险。通过施特劳斯，精疲力竭的东德终于在1983年从西德搞到了几十亿的贷款。他发觉，和他在罗森海姆的餐馆里见面的民主德国的谈话伙伴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他的要求。这些“具有占有欲的共产党分子”、他的宿敌此时承诺他，用钱来换取拆除边界上的自动射击装置和雷区。这实在是历史的玩笑，施特劳斯用他自己牵线、由联邦做担保的这笔贷款，延长了贫困的民主德国这个他终生都在与之斗争的国家至少几年的存在。1983年7月，他和妻子玛丽安娜以及儿子马克斯到民主德国旅行。在这里，他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他们自发地向他高呼万岁。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埃尔富特、魏玛，到处都有人在国安人员的监视下给他塞小纸条求救。在与昂纳克的会谈中，他小心翼翼地提及这个话题。他用这种方式决定了几千人的命运：他们应该被允许出境。有关施特劳斯访问的电视报道显示出了一个在人群中很自然的、有些幸福的男人。和在帕绍一样，这里人们也涌向他，希望和他说话，和他握手。而昂纳克的魅力也给玛丽安娜留下了印象，这个邪恶的宿敌此时显出了“真正的人形”。1984年6月22日，玛丽安娜·施特劳斯在她的出生地因河边的166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筲巨大的悲痛：1984年6月，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家人在妻子玛丽安娜的葬礼上。（左起）马克斯·约瑟夫、弗朗茨·格奥尔格、莫尼卡·霍尔迈耶、米歇尔·霍尔迈耶。洛特和朋友在一起，开车离开前，她说有点不舒服。彼得·高魏勒事后回忆，那几天玛丽安娜正好得了带状疱疹，而她的妹妹布里吉特相信，玛丽安娜是犯了急性心脏病。天气很好，在一条普通的乡间公路上，汽车在一个并不急的左拐道上失去控制，滑下右边很深的斜坡并撞到一棵大树上。没有人知道，撞车之后玛丽安娜是否还活着或者活了多久。一个农民在第二天早上偶然发现了她，那时候她已经死了。施特劳斯那时正在南斯拉夫。陪同他的威尔弗里德·沙纳格尔回忆，车队突然在克罗地亚的乡间公路上被截停，州长在街边的一个167
小酒馆里接到电话。当施特劳斯从电话里听到他妻子去世的消息时，沙纳格尔和弗朗茨·格奥尔格·施特劳斯正站在边上。他惊呆了。车队立刻驶向最近的一个小城，在那里，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马上被送往慕尼黑。那天，只要是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说，施特劳斯从这次打击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来。高魏勒认为，玛丽安娜的死亡是四年后施特劳斯迈向自己死亡的第一步。“他非常爱她。”玛丽安娜的妹妹布里吉特说，她完全可以对她的姐夫施特劳斯给予不好的评价，但她没有。毕竟他在十五年前忍痛放弃了乌莉之后，还是想和玛丽安娜在相互理解中白头偕老的。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活了五十四岁，生命中一半的时间都是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共度的。她的安魂弥撒在圣母教堂举行，并进行了电视直播。人们在电视中看到，州长施特劳斯被儿子扶着，茫然而衰弱，整个巴伐利亚都很震惊，充满了哀伤。玛丽安娜在几年以后被誉为“州母”。她被安葬在因河边洛特的茨维克纳格尔家族的墓地。四年后，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也被安葬在这里。生活完全改变了，但一切都还像以前一样继续着。只是施特劳斯工作得更疯狂，酒也喝得更多了。他让他1。79米高大魁梧的身体满负荷运转，狂吃猛喝，得了高血压和高血糖也满不在乎。他艰难地迈向七十岁，但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年龄。阿登纳不是到这个年龄才当上总理的吗？他还用功苦读，考到了喷气式飞机驾驶员的执照。七十岁的生日，他过得像一个公爵——他实际上也是。巴伐利亚人也一起庆祝了七天，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1986年，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在很长168
一段时间内他都没有公开此事。他害怕人们会指责这段恋情。雷娜特·皮勒聪明、漂亮——而且比他小三十岁。1987年，在维也纳歌剧院舞会上，他才第一次让她亮相，他与她及绍伊布勒夫妇一起坐在亨德尔·扬的包厢里，还骄傲地挽着她共舞华尔兹。或许这让他想起1957年他在这个舞会上将玛丽安娜搂在怀中共舞的情景。之后不久，他向雷娜特·皮勒求婚，但婚期却不得不一拖再拖：因为他的儿子们强烈反对父亲再婚。这是他晚年的最后一次恋情：在雷娜特·皮勒的私人相册上，人们看到一个罕见的放松的、幸福的施特劳斯，他温和、慈祥，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见过一个这样的他。他在写给沙尔科·格罗科夫斯基的信中很坦率地说，他也希望能够因为她而让自己“戒掉酒瘾”。旧日的一些矛盾和敌对也都成为过去。连鲁道夫·奥格施泰恩也偶尔来做做客，只不过是悄悄地，在巴伐利亚的州长府里，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遣走的情况下。两个俄国的老对手坐在一起，喝着好酒，讨论国际形势，比如那个叫戈尔巴乔夫的年轻的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和他的改革政策。据彼得·高魏勒说，在这样的场合，奥格施泰恩有一次甚至说《明镜》周刊长期以来针对施特劳斯的斗争是“刁难”。1987年12月的最后一天，他去世之前的九个月，施特劳斯做了一趟莫斯科之行。戈尔巴乔夫允诺会接待他。于是，他开着自己的喷气式飞机，带着几乎整个基社盟的领导层，飞往莫斯科。那是冬天，天气很糟，为了避开风暴，飞机必须绕行。当飞机终于在巨大的冰雹中着陆的时候，施特劳斯告诉他的乘客，剩下的油只够飞169
几分种了。戈尔巴乔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在生命的最后第一次相信了克里姆林宫新主人的和平愿望，就像阿登纳在他去世之前一样。巴伐利亚基社盟的成员们都被他思想上的这个巨大转变惊呆了。“他将自己的生命之烛两头点燃，”雷娜特·皮勒在许多年以后说，“我都跟不上他那种紧张的生活节奏，我还比他小三十岁呢。”自从玛丽安娜去世后，他的生活就变成这样不知疲倦、无休止地忙碌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他仍然马不停蹄的样子让人觉得他在进行一种永不放弃的寻找，或者是一种逃避。那么，他在寻找什么呢？他又在逃避什么呢？周末，他开上他特意叫人改装过的宝马325 iX，出去兜风。他接受各种各样的邀请，于是忽然成了个经常坐飞机跑来跑去的国际“空中飞人”。他经常和这些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地点见面，像威尼斯的狂欢节、维也纳的歌剧院舞会、薇诺娜或者慕尼黑的盛大庆典这些社交活动。施特劳斯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些人，但他们至少能给他提供一点消遣。他生命中最后的四、五个星期是这样度过的：8月底，他在法国南部呆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