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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筲昂纳克夫妇和乌布利希夫妇在1965年的新年招待会上。许多人认为，玛戈特·昂纳克是她丈夫政治上飞黄腾达背后的驱动力。事实上，昂纳克从不善于交际，也不狡猾。然而，尽管所有外部的缺陷依然存在，他却总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及时到位，建立关键的关系。谁在社会主义世界风头正劲，什么时候他该站出来，对此他都感觉良好。作家海尔曼·卡恩特用战后时期的一则轶事来描述他这种迟钝和在关键时刻却有所表现的混杂，“莫斯科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来到柏林访问。自由青年联盟当然要夹道欢迎，昂纳克要站在最前面。他之前刚在某个废墟上劳动，清理瓦砾。现在他站在停机坪上，穿着工人制服。上衣被他情急之下不小心塞进了内裤，白色的191
内裤露了出来。所有人都看到了，但谁都不敢向自由青年联盟的头儿指出他这身不合适的装束。载着国宾的飞机已经降落，我鼓起勇气在最后一分钟朝他大叫：‘埃里希！内裤！’在和客人进行兄弟般的亲吻前，他才很快地把一切整理好。是啊，他一直没有忘了我和这事，之后还时常感谢我。”埃里希·昂纳克关乎权力的智慧以及高度的适应能力在他后来的政治升迁上帮助了他。他一直站在乌布利希一边，并且人人都知道，他是王位的继承人。当乌布利希1961年下令修建柏林墙时，他授权埃里希·昂纳克来组织此事。昂纳克又一次显示出了他战术上的天赋——西方遭到了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也许昂纳克认为，鉴于许多前纳粹党人在联邦德国占据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职务，因此确实有必要修筑起这道“反法西斯的保护墙”。不管怎样，这个曾经被纳粹迫害的人毫无顾忌地就把整个民族囚禁了起来。玛戈特·昂纳克同样也不会表现出丝毫迟疑。特别是，她绝对不会宽恕偏离了正确路线的人。“她有一个人必须如何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概念。并且她认为，谁有不同看法，就必须被强迫改正。”同样在教育问题上和玛戈特·昂纳克共事过的海尔穆特·施托尔茨确信，昂纳克两人在这一点上一直非常一致。除此之外，他们走着非常不同的道路。玛戈特喜爱戏剧，对文学感兴趣，经常分析心理学和教育学的问题。通过工作经验，她弥补了自己学校教育不足的欠缺。而她的高投入得到了回报，1963年，瓦尔特·乌布利希任命她为人民教育部部长。像埃里希·昂纳克一样，她知道怎样获得影响并为己所用，包括怎样利用自己对男性的影响。192
像大多数她开始当部长时就认识的人那样，哈拉德·威瑟尔把她描述成为一个带有强烈性魅力的女人，“就连一些违反礼节，卖弄风情的事也能做得出来。”当然在民主德国这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但同其他同志们的夫人相比——人们只能想到粗壮的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尤凡卡·铁托——玛戈特·昂纳克肯定是个例外现象。她优雅的动作，充满品味的服装，所有的一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完全特别的。为了不在阶级敌人那里购物，毛衣是玛戈特从奥地利搞来的，一个至少是中立的国家。她把西方的商标摘掉。“一次我们走在柏林的舍恩豪瑟林荫大道上，玛戈特像往常一样穿着时髦的套装，突然她的一只鞋跟断了”，克劳斯·科恩教授回忆说，“然后我们进了附近的一家鞋店，想赶快买一双新鞋。是的，在那儿，她站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款式面前，简直没法挑出一双来。因此她宁愿没有鞋跟继续走，也没有买那样的鞋子。”此间，埃里希·昂纳克坐上党的第二把手的交椅是毫无争议的。除此之外，他和莫斯科有特别好的关系，尤其是同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当瓦尔特·乌布利希后来向莫斯科要求更大的自主权，并要求民主德国走一条更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时，昂纳克在1971年抓住机会，在勃列日涅夫的帮助下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赶下了台。“这是昂纳克和苏维埃总书记之间实实在在的阴谋，因为密谋关系早就存在。勃列日涅夫说，他来到绍尔夫草原打猎，事实上是为了和昂纳克会面，尽快将乌布利希解职。”就像赫伯特·哈伯一样，许多人都被昂纳克强迫他的政治教父辞职的冷酷无情所震惊。埃里希·昂纳克被选为了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权力巅峰的爱》 部长和她的总书记部长和她的总书记（5）
尽管不少人认为还有更合适的人选，但昂纳克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在统一社会党内部，他当时也已经取得了再也无人能够与相其争的权位。玛戈特·昂纳克在他的计划中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她是昂纳克政治生涯青云直上的原动力。在玛戈特支持丈夫、也许是驱动他的同时，她自己继续居于幕后，把她整个精力都投入到人民教育事业中。随着当选总书记，昂纳克终于被众人所瞩目。他开始了一项庞大的住房建设计划并试图改善人民的消费品供应。虽然出现了新兴的气氛，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意，僵化的“山羊胡子”乌布利希也走了，但却没有出现真正的进展。改革停滞不前，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够宽松，商品供应情况仍不理想。昂纳克是个权力人物，但不是先知。在他1976年又被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后，他作为民主德国当时最重要的人就把权力集于一身了。“昂纳克从在中央委员会时就有一棵他非常喜爱的棕榈树，它可以说是一直陪伴着他。在他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后，那棵棕榈树被人从他那里搬走了。他需要一些排场更大的装饰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人们可以去包装一个人一样，他也是被另外几个人包装出来。”用权力的象征物来做装饰，正如作家库辛迈斯特夫妇所说，埃里希·昂纳克自己也很愿意接受。昂纳克完全依赖于将他送上高位的权力结构吗？不管怎样，民主德国的政治体制就像是为他的个性而量身定做的。他狂热地喜爱在东欧集团内部很普遍的“国家狩猎”，有个人爱好的成分，但同时也因为这是权力者地位的象征。昂纳克很喜欢要求媒体参加，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果敢的猎人，被194
打死的猎物所围绕着被人拍照。上百只死兔子流着鲜血倒在地上，昂纳克站在中间。汉斯·莫德罗认为，这是一种“强调超越自然界和造物主”的需求。对于克劳斯·库辛迈斯特来说，“这种对所有生灵的射击”是昂纳克出身的合理结果，“这恰恰是典型的小无产者的表现。当他爬到上层后，他干什么呢？他去打猎！”埃里希·昂纳克作为一个人最终消失在官僚的面目之后，曾经的理想也被权力仪式所取代。筲新当选的总书记向被他推翻的瓦尔特·乌布利希祝贺78岁生日。195
玛戈特·昂纳克拒绝她丈夫这种封建式的爱好。但她也知道，打猎有助于培养同当时的苏联领导层的关系。在国家狩猎时，当然不仅仅是猎获野物，而首先是处理政治，稳固权力，而玛戈特·昂纳克也从她丈夫的权力中受益。她的人民教育部在民主德国的部委里早已是一个突出的部门，计划被批准得更快，资金更迅速地到位。对此，玛戈特·昂纳克一直尽力在避免给人们造成她在共治的印象，她只能艰难地去掩饰她比丈夫聪明的事实。达到顶峰的埃里希·昂纳克被证明是个无能的社会主义管理者，有时很专横，通常很迟钝，还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他萨尔区萨克森人的口音经常遭到嘲笑。再也没有人提起“社会主义理想的一对儿”了。“我们一直有点儿同情埃里希·昂纳克。我们觉得他总是有点儿勉为其难。就这方面来说，有时我们会感到高兴，如果她的夫人接过话茬，而不是他在说话。”海尔穆特·施托尔茨教授回忆说。玛戈特·昂纳克有可能在很多方面主宰了她的丈夫。但就政治而言，如果人们高估了她的影响力，那可就低估了埃里希·昂纳克，“要是把埃里希·昂纳克看成只是受她控制的愚蠢的小伙子，那就错了”，米歇埃尔·兰姆克强调说，“昂纳克明显并不愿意让他聪明的妻子也在党内青云直上，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天她出现在政治局里。他绝对不想这样。”尽管如此，玛戈特·昂纳克也不会在丈夫面前隐藏自己的政治意图，她总是试图越过他去搞政治。“如果她想推行什么，她常常会说，‘总书记是这么说的’——她说的是昂纳克，而不是她的丈夫，那么人们就搞不清楚，他确实是这么表示的，还是她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把他挂在嘴边。”海尔穆特·施托尔茨教授196
说。另一方面，她也明显尴尬地注意到，不作为国家元首的夫人，而是作为独立的女政治家被人接受和承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玛戈特·昂纳克绝对明白她的界限。她从没有试图要超过丈夫，在统一社会党内继续向上走。但在社交场合这种收敛有时对她来说很难，库辛迈斯特夫妇说：“我们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舞会。昂纳克来到我们桌前，向我们问好，不到5分钟，玛戈特就出现了。她像个少先队员那样敬了个队礼说：‘时刻准备着，埃里希！’然后就把他从我们这里拉走了，虽然我们和他的谈话刚刚开始，但她却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把他从我们这儿拽走了。”像库辛迈斯特夫妇在新年舞会上这样的经历已经司空见惯，玛戈特·昂纳克早已不再是那个魅力十足而且友善的年轻女人，在哪儿都能很好地倾听。“七个小矮人”在这期间对他们的“白
公主”已经有了恰如其分的尊重；在人民教育部里，早些年同事式的相处气氛早已成为过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她的社会存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那个战后和我以及其他人一起吃带皮的熟土豆和掺有麦片的腊肠的人到部长同志，中间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克劳斯·赫尔德就像很多人一样，经历了从早年和昂纳克夫妇共同奋斗，到后来作为他们“下属”的痛苦折磨。几乎每个人在这对夫妇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理想扭曲的过程——那个人们在战后希望为之而奋斗的理想。很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一个更加美好的德国，昂纳克夫妇的失败通常只是反映了自身的失败。那些曾经作为共产主义者投身政治的人在谈到埃里希和玛戈特·昂纳克时，也会不自觉地谈到自己。197
权力肯定也改变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它现在似乎是将这对夫妻连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因为安全原因，昂纳克夫妇当时住到了柏林以外万特里茨的高级干部居住区。为社会主义天堂的斗争要求过一种被保护的生活。一天14小时的工作，没有亲密的朋友，除了政治以外很少的共同兴趣爱好，在森林居住区万特里茨简朴的奢侈都无法弥补这些缺憾。灰色的两层楼，在建筑艺术上毫无想象力，朴素而功能突出，高大的树木环绕着这个建筑，还有一堵墙、铁丝网、警卫。这里居住着民主德国的政治大人物。为了不遭到未经允许和他人联合、秘密结成小团体以及散布偏离路线的政治观点的怀疑，在散步时人们极少问候，避免同任何人长时间交谈。这是一种互相猜疑的大气候。“是很恐怖，人们的这种孤立和隔绝……根本就没有交流。”赫伯特·哈伯在他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短短几个月里也不得不搬到万特里茨去住。君特·威尔姆斯怀疑，玛戈特·昂纳克是否能够意识到这种孤单以及与他人之间所缺少的联系和交流，“因为她当时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用工作代替与人的交流，这就是政治家的命运，玛戈特也无法逃脱，正如威尔姆斯当时所观察到的，“她有时在部里巡视，我们就说，你应该回家了，你应该躺在床上了。她自己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恐怕是——现在我借用一下列宁的话——职业革命者的通病，除了革命以外，其他什么都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