Γ撬歉厥庸残裕厥尤绾卧擞霉伊α坷幢；じ鋈恕⒈；ご笾冢绕涫潜；と跏迫禾澹裕堑氖谐∮胗⒚啦煌枪艺贾饕荻畹氖谐【茫�1997年离开法国时，它的国有企业占法国经济总量的70％，最近几年，为解决欧盟扩张所出现的经济困难，它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比重，事实上，国有资本的增减成了它调节经济的手段。而北欧诸国国有资本的比例比法国还要大。在政治组织结构上，英美的传统受洛克的影响比较大，主张弱化政府，强化市场，实行选民政治和代议制政治制度，熊彼特的那种“民主就是选举”的观念根本就是英美政治实践的产物；相反，你看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拉丁传统国家，他们更多地考虑选举制度和公共意志之间的关系，法国的政治选举结构就与美国的不同，把总统作为国家权力象征与总理作为政府权力象征的选举分开进行，使得人民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和安排政治权力结构。因为这些理念的不同，在具体方面的差别就更为显著，在美国，工会的力量极其微弱，它的影响差不多只能局限在一个具体的单位，对于大社会而言，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在法国，工会的力量太大了，尤其是行业工会之间的联盟，在一定的条件下，它的力量甚至大过政府，这至少说明在法国作为有实践意义的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力量比美国要大得多。因为这个力量的强大，民间利益、公共利益受到重视和受保护的程度要优于美国，法国和欧洲一些大陆国家对开私车的人征很高的汽油税用以发展公共交通，而美国基本上是依赖个人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在法国，教育基本上是公共事业，最好的一些学校差不多都是国家的，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进这些学校读书只要交大约200美元的注册费，不需要付学费，在美国虽然也有公共教育系统，但是经费始终是最大的困难，没有办法吸引好的师资和优秀的学生，好的大学除了极少数公立大学绝大多数都是私立的，学费之高令人望而生畏，例如哈佛一个学生一年的花费要4万到5万美元，虽然有奖学金和银行低息贷款，相比欧洲，无论如何是莘莘学子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欧洲的强调公共性和美国的突出个人导致的社会差别是非常大的，我的法国和美国的朋友们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看法，法国人羡慕美国人的自由和财富，而美国人羡慕法国的福利待遇。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它的后面是不同的现代性理念和不同的价值观。现在，在西方内部存在着对启蒙的再认识和对现代化的反思，而且最近20年来这方面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性。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突出效益，突出生产力，突出对财富的追求，突出个人中心的现代性。而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似乎正在把这种现代性当作理想目标。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7）
杜：请等一下，你刚才讲了值得注意的问题。确实有这样一面，“大陆理性”对市场的发展运用政治权力进行调控，美国受到自由主义影响，尤其是洛克的影响，对政治的干预总有深刻的怀疑。事实上，在“一战”后，罗斯福新政以前，美国的知识界有一种左倾，这是由于苏联的出现，知识界以此作为参照，认为这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当时有个美国记者律德（J。Reed）访问了苏联，他说：“我看见了未来，未来确实可行。”这大概可以看作罗斯福新政的一个背景。假如没有罗斯福的新政，美国能不能顺利度过“大萧条”是值得存疑的。正是因为“新政”，大政府的力量才出现在美国。有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你一直都强调政府的干预是不合理的，因为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但是每一年政府的预算和政府的力量都在膨胀，在美国二三百年的历史中，这是不争的事实。里根时代，每天都在讲小政府，可他的政府比他以前的不知大了多少。政府资金的运用从比例上没有办法与法国相比，但是官僚系统的扩张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洛克所代表的自由的理念、选举、限制政府力量，还有私有财产，这后面真正的力量是个人主义。罗伯特·贝拉，你也看过他的书，我和他很熟，在柏克莱的时候，我们经常对谈，他最感到不安的是美国社会是极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而这个思想的出现和洛克有很大的关系，他对洛克是批评的立场。现在，社群伦理这个方面对洛克的批评很强烈，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受洛克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贝拉和他的合作者有两本大书，与对美国社会重新定义有关，一本就是《心灵的积习》，你上次提到这本书，用托克维尔的观点批评美国不健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宰制性的、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后来他们又写了一本书《好社会》，什么叫好社会，好社会需要些什么，这反映了他们的未来理念，而能不能实现现在还说不好。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杜威研究专家，同时对宗教学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最近十几年来全部精力都放在“地球宪章”的工作上，叫斯蒂文·洛克菲勒（Steve C。Rockefeller），是洛克菲勒家族杰出的学者，现在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他受到杜威的影响，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公共哲学”，他始终在强调民主制度的精神性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制度中能不能创造人的精神素质，能不能实现人的自我超升？民主从选票政治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拉平的过程，越来越庸俗、越来越迎合大众的世俗的要求，怎样才能突出人的精神性，怎样才能使高品味的东西可以在民主社会中发展？我们知道，前苏联的芭蕾、音乐、艺术等方面水平很高，市场经济冲击，政府力量减少，这些方面都开始退步、衰落。可以用一个十字架模式来说明问题，十字架的横轴左面是效益，右面是社群；纵轴上面是自由，下面是平等。这里的问题意识是你要追求效益发展经济，你就会影响社会的凝聚力，这之间如何配合；另一面是你要突出自由，那平等、分配这类问题如何解决。在这四个向度中进行了很多讨论和辩难。
黄：我最近参与一些欧洲最新学术著作的汉译工作，注意到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评变得越来越强了，这后面有近代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谱系冲突，但是其问题意识是完全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开展的。你刚才提到哈贝马斯的工作，他提出沟通理性，对工业化高度注重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现代性的缺失他所做的批评和反思，其后面的资源还是与大陆理性主义传统有关，他提出启蒙理性的继续发展，还是贯彻理性至上原则，这是他的根深蒂固的脉络。但是，重要的是，你提出了他的另一条线索，就是从韦伯到帕森斯这条新教色彩比较鲜明的路线，特别是他对语言逻辑哲学的重视，这在理性主义哲学家中是比较罕见的，看起来他是想把这两种资源有机协调起来，这是个可贵的努力，我在他的作品中也影影绰绰地看到这种努力的倾向。其实，罗尔斯也有这一面，他自己说明他的理论资源是来自洛克、卢梭、康德，是企图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开辟一条社会公正的道路。这大概是为什么这两个人晚年能真正对上话的深度原因，他们是代表了在西方传统资源内部进行自我改造的方向，这条路能不能真正走出来，现在还很难说，哈贝马斯的理论最大的困难在于它的实践的可能性，罗尔斯的理论虽然在美国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是要进入社会生活，可以说是其路遥遥不知所终，何况他还有理论上的困难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果把他们放在同一类型来考虑，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努力企图解决“在自由中追求平等”的问题，但是这个大语境还有另一个向度，是哈贝马斯、罗尔斯没有涉及也难以把握的，这就是“在平等中实现自由”。这是因为他们仍然侧重在把个人自由作为绝对必须的前提来开展他们的理论叙事。这不能怪他们，因为西方近代的学术从总体上看有一种重视分疏的特点，这是一种建构色彩非常鲜明的理论预设，无论什么事物首先分成两个基本对立的方面，然后加以选择和处理，所谓的“二分法”，于是社会生活、政治活动首先被解析为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基点，要么从“个人”出发，要么以“社会”为起点。从个人出发的，走向了资本主义，从社会出发的，则发展出社会主义。但是除了这种模式，还有另一种典范，一开始就在社会和个人的统一性上考虑问题，把人的社会历史理解为一个丰富多采而又源远流长的有机的整体，不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不可回避的二择其一，这个典范就是儒家的世界观和发展观。
因此，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儒家这个角度来考虑现代性的前景吧。这里面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资源能不能成为普世的现代性的参照，二是它能不能面对它的族群自身的困境，尤其是这个族群已有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从“五四”以来，中国有关于现代性的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一部分是西方的影响，另有一些是它自己的当代经验所孕育出来的，假如儒家思想连自己家园中的问题都不能回答，遑论全球现代性。“五四”前后，寻求“富强”的理念出现，说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性已经进入中国，至少成为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现代性典范，但是以资本主义配置的现代性在中国虽然轰轰烈烈一时，而最终走出来的却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先放下中国的特殊性，在一般意义上了解，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事实上都是从启蒙的源头流出来的。为什么中国人“寻求富强”，可走的却是社会主义道路，这后面有一个现代性理解的预设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当时的中国接受了什么样的现代性，为什么会接受这种现代性，又是如何接受的？我所指的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观念，而是普罗大众所做的社会选择中体现的现代性意识，是草根社会和日常经验对现代性所做的选择。在那个时代，儒家作为意识形态是被彻底地边缘化了，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在意识形态上与儒家坚决地划清了界限，这个共同点也反映了启蒙的特点，把任何地方知识都当作“历史形态”关闭在现代性的大门之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概莫能外。但是作为族群的心理力量和习惯性的生活方式，儒家又并未完全缺席，它在深度心理的层面上参与了中国当代现代性的建构，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个作用应当揭示出来，这个儒家的自我反思事实上对思考今天儒家的现代性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说本土资源的现代性转化是可能在两个不同的方式上发生作用的，一是你自觉地了解你的本土资源，有选择地让它发挥作用，另一个是你没有自觉，不做选择，本土资源在非自觉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这就有可能使得真正健康积极的方面不能充分发展，能够发展的反而是负面的糟粕。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非常重要了。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8）
杜：因为“富强”的压力，资本主义的理念在中国有所发展，这是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族群的内部也的确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在本土资源和现代性的问题上，真正关键的是文化认同出了很大的危机，有人说是认同破裂的困境。这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慢慢发展而来的，我们在前面讨论过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性的坎坷的心路历程，到了“五四”构成了文化认同危机的总爆发，对以后的历史而言，它形成了一个有宰制性的心态，这里面包含由“富强”所带出的科学、民主的问题。“五四”的出现的导火线，是因为梁启超参加“巴黎和会”发现山东半岛不仅没有归还我们，而且从德国转手到了日本，这种强烈的愤愤不平使得中国代表团撤出“巴黎和会”，他的电报发到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就上街了。这可以说是反帝国主义，后来发展出反帝反封建。
反对帝国主义的心态背后有很多理由，可能不只是爱国主义那么简单，当然民族受到屈辱，被不公平对待，可以引发巨大的爱憎情绪。这后面是极其强烈的公义，对外而言，列强不能欺负我们，我们是天朝礼仪大国；对内部来说，因为公义的出现，才有妇女运动，才有打倒封建。因为封建是等级森严的一套制度，很多有活力的积极因素不能调动起来，社会上的政治组织基本上是掠夺性的政治组织，后来袁世凯要做皇帝回到专制，激起对专制和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