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又是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我和姐坐在屋外的树下，我望着姐秀丽的脸庞，泪水在月光下闪闪烁烁，那目光像今夜月光一样朦朦胧胧。“姐是清白的。”姐说，“我为了让妈能住院、能治病，餐厅下班后，我又到歌舞厅，我没有陪睡，没有！没有！！姐是清白的，姐赚的钱也是干净的！姐的心就像月光一样洁白！”
“从今后我再不会用你的钱！”我说。我走了，第二天我就乘车返校了。我刚踏进校门，就接到一封加急电报：“速回，姐去世。”姐留给我的是一张白纸上写的两行字：弟，我是清白的，我赚的钱也是清白的。债务我全部还清了，还有一张美元在我包里，你留着做个纪念吧！我到妈妈那儿去了！
我也只能用这个词：欲哭无泪。
患“绝症”后自杀的悲剧还在发生，求医买单演绎的悲情还在继续。
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思考：我们的一顿饭局、一次卡拉OK合农民一年多少收入？我们下笔开一张处方要农民支付出几头肥壮的猪？
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去追问：居住在青山绿水，富有诗意的乡村的农民为什么总要承受那么重、那么多的疾病的冲击？
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要求自己：我们能给农村的父老乡亲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但有一条我们该明白，患病对农民意味着什么？求医埋单，那是一条风雨兼程的漫漫之路。他希望能快步走到尽头。他们希望有柄绿色的伞在他们头上撑起。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13节 农民欠费：关爱遭遇尴尬（1）
看病是要付钱的，农民知道这个理，知道这个理就不来看病。遇到意外“扛”和“拖”就没用了。昂贵的住院支付不起，惟一的办法就是一走了之。
农民欠医药费：这不是哪个县、哪座城市、哪家医院的问题，这已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河北马河镇农民工老王高热，诊断是出血热，住进了北京地坛医院，住院治疗39天后痊愈，老王悄悄地跑了，留下了是5650元的欠费。
还是地坛医院，
进京打工的陕西农民工黄道福突患急性传染病，在地坛医院抢救了9天9夜。重新获得生命之后，他带着随身物品失去了踪影，留下8000元欠费。这都是2004年发生的事。
前几年在海淀医院医务科，我看到一堆留作抵押的证件，有身份证、驾驶证、工作证、学生证。从籍贯看，河南、山东、新疆。
医务科同志告诉我一件家属弃病人而逃的恼人的事。1999年深秋，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们出了一次特殊的差。他们驱车几百里去河北定兴县，把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送回他父母身边，因为孩子的父母为了不交治疗费，扔下孩子自己跑了。孩子患的是脑病，经过医院的治疗，孩子已经恢复正常，就在医院向家长第二次发出交费通知之后，孩子的父母自己跑了，把孩子留在医院。病房的医生护士在完成日常治疗工作但同时，不得不承担起养育的责任，生怕孩子出现问题。为了保证孩子安全回家，医院专门派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护送，其中的辛苦和花销可想而知，儿童医院已经为此背了几十万元的欠款。有的遗弃的孩子已经三四岁了，懂事了，每天哭着喊妈妈，医护人员实在不忍心听下去。
北京这些医院的情况，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综观全国医院，此事知多少！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哈尔滨，可以说，只要有医院的地方就有这类事发生。
面对危重病人，你能不救？你敢不救？过去是道德约束，现在是法律约束。1999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生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理。
江医一附院急诊科有30多张观察床，急诊科主任黄亮教授告诉，欠费的大都是农民、农民工。农民以中毒、外伤、自杀类病种为多，农民工则大多数是意外伤害，偶有急腹症。有次郊区农村农药中毒，一下送来十几个人，时间就是生命，你这时还能问钱的事吗？如果是集体中毒，由单位付款，许多人就会赖着不走。如果是自己花钱，病情好转一点，人影子都不见了。外伤的农民工更可怜，无家属、无亲戚。如果老板在医院有几个熟人，还转弯抹角来叮嘱我们少用点药，少收点治疗费，只要不死，让他们赶快出院。我们尽心尽力了，病人获救了，治愈了，欠费了，按医院土政策，欠费的负担都落在医务人员身上。可以这么说，我们十二分地同情农民，当扣我们奖金时，我们又十二分地尴尬和无奈。
黄亮问：“抢救后医药费由谁‘埋单’？”《医师法》中没有规定。各医院却有这样的规定，所欠的费用一律由科室自行消化。这个四川来的老乡抢救花费了1万多元，按20％扣除该科奖金，也就是罚经管医生那组医务人员2000元。最后，这个川兄回家的路费还是全科赞助的。
一名护士说：“我们献出了爱心，医院并没有减少对我们的罚款，谁爱我们呢？我们也要活命。”病人的欠款是无底深渊，稍不留神，这个医生这个科一年的劳动就白搭了。
这也就是医院、医生为什么怕接诊农民患者的缘由吧！
该院医务科李建林副科长讲述了几件事。
四川省达县亭止镇江阳乡两角村4组一个姓刘的农民来南昌打工，突然肚子痛。老板托人送到医院就诊。当夜确诊为急性阑尾炎，老板代他预交了1千元，进手术室开刀。拆线时，经管医生说，还欠几百元，请你交款，准备出院。当夜病人就不见了，这次欠费不多。
有时不仅是欠费，连病人都不要。南昌市昌东镇一个妇女因交通事故受伤，送到医院昏迷不醒。家属不问，肇事者本身就贫穷也无力过问，医院花去了费用4万元。当病情稳定后，把病人送回家，家属竟又送回了医院，理由是：官司没打完。
欠得最多的一次是陕西省安康市一名叫陈卫发的农民。他来江西武宁县打工。由于工地事故，跳楼逃命，被电烧灼伤，多处骨折住院抢救。老板丢下了2万元走了。而花掉的费用是7万多元。找谁要？要病人出院，病人还不肯出院，医院只好打电话找到安康市政府办公室，那边回答是，你们可以转告他儿子。又打通了他儿子的电话，又和其所在乡政府通电话。乡政府回答，他们家很穷，很穷。52岁的人还离乡背井打工，不穷吗？总得要把老陈送回家吧，老呆在医院也不是个事。他会走吗？最后找到救助站，护送这名农民返家。所欠费用只好成一笔呆账，挂在那儿。
农民病人大都是意外伤害。如是救不活，家属或老板会弃人而走，如果能救活，痊愈，病人自己会席卷铺盖而走，欠费已超过了他们心理承受力。过多的欠费，即使一些农民倾家荡产也难还清。
2000年元宵节，一附院脑外科接诊了一个颅内出血的民工，开颅止血是惟一的抢救方法，两个人陪同而来。拿着住院证说，先抢救吧，我们交费去。CT、剃头，推进手术室。手术有序地进行着，凌晨术毕。当值班医生找家属时，门外无一人，住院卡也不见了，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谁也不认识是什么字。只到两天后病人清醒，才知病人是从四川来打工的，他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被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撞翻了。两人没有逃逸，送来医院。听说手术成功，肇事者还是跑了。病人醒来吃饭的钱都没有，护士长还得掏钱解决他一日三餐的问题。
在《医师法》公布之前，一时半会儿不会死的病人，一些医院和医生是不会收的。我曾在安远县中医院见过这样的事。有一天，来了一个病人，是小伙子。右手肿得厉害。挂号，写病历。医生说要拍片子，片子报告说：骨折。要复位，要打石膏，要预交50块钱。当时50块钱是大学生毕业后1个月的工资。病人把口袋都翻尽，总共只凑到3块钱。医生没多说：“回去搞钱吧！”骨折的小伙子走了。我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搞到钱，若搞不到钱，那手会不会残疾？接诊的医生轻巧地说：你别白急，他们自己会找点草药熬熬，错了位，他们照样做事！大家都得活命！我还听说过，有个外伤病人十几里路赶来，没有钱住不进院，门诊止止血，打个绷带又被抬回去了。没钱的农民患了急症住不进院的情况，并非安远县才有，各县市都大量存在。一些退休的老医生回忆起来感叹不已：农民的命，唉……没得到及时的抢救整复，结果必然是或死亡或残疾。
过去，欠费可以打报告请主管部门补偿，也可以派人去乡下催账。后来补偿没有了，完全靠催账。
我催过两次账，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冬季，医院选择了冬闲的日子里，组织我们下乡去收回欠费。
我的任务是到赣州市湖边公社（现改湖边乡），按照病历上填写的地址，有的病人已经死了，有的患儿治病时五六岁，如今已是十多岁的大孩子，我们不得不挨家询问。下乡前医院都分配了任务，我的任务是2千到5千元。那次，我不仅没完成任务，所收的费用连路费都不够，我无法去完成这个任务，我的收费热情和力量被他的贫困彻底击败了，我落荒而逃。
湖边公社就位于赣州市郊，靠近105国道，从市区骑自行车40分可达，耕地1。6万亩，1983年人均收入为318元，20世纪70年代末是多少，我尚未查到确切数据。我是从市区骑自行车到湖边的，那时湖边乡仅一条乡级公路，与105国道垂直，到梨芫背、到石灰山，去其他的小村都靠步行。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14节 农民欠费：关爱遭遇尴尬（2）
我先到涌泉村，在村口找到第一家，门微开着，我敲门。里面说：“进来！”屋内光线很暗，窗户上都垂吊着几片麻袋，那是为了遮风。靠里间两个老人睡在床上，大概是年轻人的父母；一对年轻人也半躺在床上，被子盖着下半身。我走近看，床上没有棉絮，一张床单，下面是厚厚的稻草，青年人动一下发出吱吱嚓嚓的响声。这是冬天，他们没有穿棉裤，我看清了，是三四件中山装重叠穿在身上。我说明来意，说了病人的姓名，问他们认不认识。他们没有下床接待我，听完了我的叙述后，顿了片刻说：“怕是难收得到，工分算下来，我们这家还只几十块钱，听说队里账上没有钱，工分多的拿不到现钱，用谷子顶账，工分少的连谷子都拿不到。”我不信。在我心中农村是“青山绿水”，是“稻花香里说丰年”，我希望他们领我去找，顺便挨家挨户问。他们说，讨账的事是不会去的，我们走后，村里人会指着他脊梁骨骂的。我反复解释，当初我们医院以治病救人为主，现在你们病好了，药费还是应该还，这不是干什么坏事。最后还是经济杠杆起了作用，我答应，他陪我，我给他1块钱（那时我的工资是53。5元）。他也有条件，他是指路指门，躲在远处。有他领路，少走了不少冤枉路，5户病人都找到了，从这5户出来，我再不敢，也没有胆量和家属提要钱的事了。穷，穷得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不是为了挡风，他们家的门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都可以让任何人出入，没有一样物品可以值得去偷去抢的。连起码的热水瓶都没有，没有一床好棉絮，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灶前的几个红薯，可以拿到市场上，卖几角钱。无法用语言去描述他们的贫穷，他们从哪儿挤出钱给我？太阳过午了，还要走20多里地才能回公社，我希望他帮我找家可以用餐的农户。他领我去了他的朋友家。这家门有口有辆载重自行车。那年代，这是稀罕玩意儿，我想小伙子不错，总算找到一家能吃饱饭的。我们在房门口坐着，农妇到厨房里炒菜，我好奇，也来到灶前。这位农妇动作麻利，取来一棵包心菜，洗净切好，点火，烧的是稻草和枝丫。锅红了，该放菜油了，只见她从灶前的墙上取下一块肉皮，在锅里擦了几擦就把菜倒进锅里，三下五除二，放水，煮，煮，熟了，起锅。虽然是白水煮白菜，我饿了，还是吃得很香。大概是同了路，吃了饭，付了劳务费，谈话多了，随便了，我才知道，陪我的小伙子和他老婆春夏秋冬一共就只有6条裤子，天冷不下地，捂在被子里，谁出门谁穿。没钱去做棉裤棉袄。赣南冬天时间不长，他们认为做棉裤棉袄是浪费。一年四季，他们壮劳力每天早晨都要进城挑担粪回村，四五点钟起床，走十几里路，那时城里粪很贵，说是去挑，实际是偷是抢，夏天深更半夜就出村挑粪，一担粪一个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