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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皮，切开腹直肌和腹膜，往里探查，果然，肠子扭转坏死、发臭。他小心翼翼地将坏死的肠子切除，又小心翼翼将好肠子缝合。手术成功了，病人获救了。出院那天鞭炮震耳欲聋。如今，老陈已退休了，在武汉定居，回忆起这次手术，仍然满怀激动之情：“医生是个风险很高的职业，生命完全掌握在医生的手里，稍一疏忽，一条生命可以即刻逝去。”今天医患关系这么紧张，一是双方没有很好地相互理解。二是我们道德的堤坝在局部地区开始崩溃。说心里话，今天我要遇见这样的病人，要对着书去开刀，去看病我绝不会干，风险会压得我喘不过气。那时年轻，有闯劲，更重要的是同情、体贴、热爱贫下中农，视他人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说出来年轻人不相信，手术做到一半时，很难进行下去，大家不是积极想办法、出点子、翻书，而是齐声念毛主席语录，我们在手术室里大声朗诵：“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在手术室外，行政人员和家属也在朗诵毛主席语录助威：“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最后高呼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手术成功，自然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听起来是笑话，实际上是为农民服务的氛围，为农民治病、治好病的浓烈氛围。
是的，尽管“6·26指示”被歪曲了，尽管乡村卫生院条件很差，尽管那时天天务虚不务实，但是全国上下确确实实有着为农民治好病的浓烈的氛围。有一些可能是被迫的，对于那个年代的青年人来讲，确确实实是百分之百心甘情愿的，至少我是。老陈问我，医疗队还有吗？医疗队还坚持下乡吗？有没有认真总结一下新时期的医疗队究竟怎样做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呢？据我所知，省里的专家到县里“走穴”，也为农民解决了不少的问题，然而，那“红包”，那出诊费，是不是农民的额外负担呢？又有多少农民能够承受呢？如果医疗队还在继续的话，哪怕每组人员只干1个月、半个月，也解决问题呀！
老陈的这些话也许有些偏题，我仍然如实地记下。现在交通方便，大多数急诊手术县级医院都可以完成。周月华、老陈所讲述的那类情况的发生率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记下那个苦难和荒诞年代的人和事，只希望在这个年代不再发生，这个年代的人会比那个年代的人干得更好。
老陈夫妇捧着书做手术的日子成了一段回忆。时钟又转了52560圈。就像时钟不停摆地转动一样，生命也在正常地蓬勃地生长着、发展着。
1975年的夏天。一支市级医疗队来到了石城县大由乡卫生院。大由乡同样是有路无班车。在从赣州到石城的途中在龙岗乡向左拐进了二三十里地。再往里好几个村还是只能靠步行的山路，农民有病别说是到赣州市，就是到石城县也不方便。
医疗队的成员都是赣州市医院的医疗骨干力量，有后来被光荣评为省劳模的外科主任张连惠，有出任市立医院副院长的内科主任李家驹，还有妇产科、中医、儿科、口腔科、麻醉科、手术室护士一行12人。医疗队的任务不仅仅是下乡出诊，对慢性病进行普查，对胃、胆、脾等脏器有病的，对需要手术而又无钱手术的病人还要开展手术。这不像老陈夫妇那样面对急诊匆忙上阵，而是从容不迫地选择病人。第一要有手术室，第二要有完善严格的消毒，第三要有手术设备和器械。
卫生院的房屋是泥木结构，木架泥墙黑瓦。
为了辟一间手术室，选择了一间独立较大的房间，四壁刷上石灰，空荡荡的房顶很容易掉下灰尘，怎么办。罩上一块巨大的塑料薄膜，照明不行，买了3支3节手电筒，从市里自带了一些手术器械。原始简陋的手术室诞生了。那时没有制定输血法规与条例，医疗队员都查了血型，准备必要时做供血者。第一个接受手术的农民是胃溃疡并出血的患者，因无钱开刀，一直靠服药度日；第二个接受手术的农民是胆结石患者；接下来还有患唇裂的孩子，患子宫肌瘤的妇女。尽管条件原始，设备简陋，每一例手术都成功，无一例并发症发生。类似这样的医疗队那个年月很多、很多。类似这样条件简陋的卫生院很多、很多。类似这样手术成功的例子同样很多、很多。
时至今日，这样的农村卫生院还有很多、很多，而这样的医疗队还有吗？我们回忆那段日子的艰苦，也回忆那段日子的温馨；每个医疗队员都感受到了农民的苦难，也感受到了献出爱心后的慰藉与欢欣。
那段日子不再来？！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5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2）
2风雨兼程
人生之旅真是一条路，有山崖，有平川，有小路，有大道。“四人帮”倒台后，老百姓突然感到眼前的路是一马平川。工厂要招工，大学要招生，政府机关要扩编。抚州市崇仁县一个农民的儿子裴森茂耳闻目睹了农村缺医少药的艰难，农民因病致贫的痛苦，报考了医学院，那是1979年。毕业后，他分配在崇仁县白路乡卫生院。
在基层卫生院当医生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分科，什么病都得看。二是出诊多，农村有许多病人，背着药箱来回要走几十里路。白路乡地偏人穷，村民居住分散。出诊的任务特别重。有次出诊归来，还没放下出诊箱，就看见有人推着独轮车直奔卫生院，走近一看才知车上坐着一个老妇年过七旬，埋头扶车的大概是她的孙子，左手扶车，右手提着水瓶，小眼圈红红的。推车的老汉焦急说：“老伴肚子疼、呕吐，三天没吃东西……，在大队卫生所看过，吃药打针不见效，现在还有烧。”裴医生问清了病史，进行了体检后，无奈地告诉老汉：“老妈患的可能是化脓型阑尾炎，病很重，必须立即送县医院手术才行。”老汉和老妈一商量，老妈说什么也不肯转院，痛苦地流着泪说：“医生，难为你们了，我家很穷，儿子儿媳不在家，外出谋生去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走不了啊！”稍息又说：“反正我这把年纪，死也死得，死也就死在乡下，别送我去城里死。”小孙子也掉下了眼泪，哭泣着说：“医生叔叔，救救我奶奶吧！”病人与家属坚持就地治疗、宁死不肯转院，怎么办？裴医生只好收病人住院。准备急诊手术，对于这所卫生院还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没有手术床，用长条桌代替手术床；没有电灯照明，用手电筒代替无影灯；用纱布、引流管加大注射器代替吸引机；用输卵管结扎包代替下腹手术包。只有懂医的人才明白在这样简陋、原始的手术室里为老人做阑尾炎切除术，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挑起多大的责任。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秋天，我们农村卫生院工作条件还是那么艰苦，那么简陋。只有内行才会悄悄地为裴医生捏一把汗。好在，手术成功了，10天后病人完全康复出院。
他们在这样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着，裴医生做过疝嵌顿松解修补术、胃穿孔修补术、胎盘滞留取出术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叫人担心，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每一个在基层医院工作过的人都真心希望农民富起来，农村的医疗条件快点好起来！
1984年9月，裴森茂医生成为全县最年轻的主持卫生院工作的副院长，那年他23岁。
1989年，他被组织上调到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任业务站长，把关全县的计划生育四大手术。他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乡镇卫生院。搞计生手术一是太单调，二是做工作太艰难，不是号称“天下第一难”么！他更喜欢做一个“万金油”医生，一个能治多种疾病的“全科”大夫。
“你还是走马上任了？”我问。
“诱惑我的不是县城，不是职务，是我的服务对象多了、广了，我可以面对全县的农民，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可能从小就有那么一个乡村情结，为农民做事，我总感到愉快。”
在计生站的6年里，他足迹踏遍了全县所有的乡镇，施行计生手术万例无事故。记不清有多少次吃住在村里、工作到天亮；有多少次既为农村妇女做了结扎手术，又为她们免费做了卵巢囊肿摘除手术。
我最关心关注的还是他的下一站。从某种意义来说，下一站比计生站的工作更苦、更累、更难。
1994年11月17日，他到崇仁县卫生防疫站任站长。据我所知，县级各地防疫站为了创收，派人外出学习妇产科、口腔科、皮肤科，回站后都“不务正业”，担起防疫站生存的重担。“以医养站”，“以药养防”，正业变成了“副业”，留一少部分人搞“计免防疫”的正常工作。裴森茂会走这条路“以医养站”、“以药养防”的路吗？
他回忆起10年前上任的那天，细细的秋雨有点寒意，县委领导和县卫生局领导一起送他到县防疫站上任，开了一个不到20分钟的简短交接见面会。开完会，县领导、局领导告辞后，他就留下来开始了新的工作。到各科室熟悉环境，了解情况，和干部职工座谈，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站里的财务账上几乎是零，水电费已几个月没有付账，相关单位已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新站长到任还不付账就停水停电。前年开始兴建的集资房未经验收就被站职工全部抢占，职工上班议论的是住房问题，下班座谈的还是住房问题，人人无心上班。基本上处在瘫痪状态。或等米下锅，或坐吃山空，或照着前人的脚步走。而他想的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当夜他就和站班子成员一起座谈讨论，研究制定了3条近期的工作目标：一是整治工作作风，把强化免疫等业务工作做实做好；二是增收节支，确保工作能正常运转；三是尽早处理住房问题，安定人心。他从乡里调进县城，按理可以分到一套住房，第二天他就宣布了3条：一是自己不要房，二是成立分房小组，三是宣布抢房无效，限期退出，否则采取强硬措施。分房小组成员组成全部由不要住房的职工代表和领导组成。裴森茂用他的果断与实干，迎来了1995年的春天，上任后的1个月13天，他推行了全方位的改革。1995年他们县防疫站在全市率先实行站科双层双向选择聘任制，实行竞聘上岗，落聘待岗；在全市率先推行卫生防疫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合同制，把全年卫生防疫工作总任务按科室职能进行分解，签订责任合同。
什么叫跋山涉水？什么叫走村串户？裴森茂的双脚会告诉你。防疫站的任务是发放药物、接种疫苗，崇仁县有168个行政村，1228个自然村，裴森茂要求自己用双脚走遍崇仁县的每座村落。离县城70华里的张坊乡有个村叫桃源乡村，该村有个自然村叫游坊村坐落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上，多年来没有准确的儿童接种资料可查，山高路远，10多年没有上级防疫人员直达，存在着漏卡漏种的隐患。仰望高山路窄坡陡，去？还是不去？自己去？还是派人去？请村医带路，爬山，只有爬山，只有上前，没有退路。想想吧，老表的日常用品是怎样背上去的？他们生病了又是怎样背下来的？步行了5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确实有漏种的儿童，逐一地检查，逐一地补种。全县0—7岁的儿童有3万余人，无一漏种。
说到涉水，裴森茂笑了。“不叫涉水，叫落水。”
那是1998年，抚河、乐安河、崇仁河呼啸而过，崇仁县城内涝灾，全县受灾面积过半。为保证大灾之后无大疫，他带领防疫防病消杀工作组深入各乡镇灾区，巡回指导灾区消毒、防疫防病工作。在一次乘坐竹排渡河时，跌入寒冷的洪水里，大家奋力相救爬上岸，全身透湿。第二天感冒发烧，体温达39℃，舌干唇裂，走路都打飘。同事劝他回县休息，病休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节骨眼上回去养病于情于理都难以说服自己。自己是医生，边工作边治疗吧！走一村，打一针，吃一口药。当大灾过后，没有发生疫病流行时，才真的躺了下来。2003年，他们县有7万多人在广州、北京打工。为了宣传预防“非典”的知识，他依然用自己的脚丈量着崇仁县的土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