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已做到了。
农民贫穷是事实，往往会拖欠医疗费，其实大多数农民心中是有数的，是能理解医院，理解医生的。
2002年8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值班的外科医生火速找到我，说有一位胃肠穿孔、感染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的患者，急需抗休克和手术治疗，如果不及时治疗，病人将有生命危险。然而此时，患者家属只带了200块钱。对于这样危重的病人来说，200块钱别说治疗，就是连输血也不够。时间就是生命，我们来不及多想，要先救病人要紧，医疗费用由我担保。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转危为安。病人家属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我保证不欠医院一分钱。”果然，几天后，他们把欠费全部补交了。
在农村卫生院工作这么多年，我深深地感受到：现在的乡镇卫生院的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倒闭，有的被出卖，有的发展也步履维艰。造成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才的缺乏。这不同于城市大医院的院长们，这儿的院长既要具备较强的医学专业知识，更要有扎根农村卫生事业、有为农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要具有一定的管理素质和开拓精神。
听着他的讲述，我想起了梨园界一句话，“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还有企业家的话，“一个产品救活了一个厂”。我可以套来用一下，一个好医生或好院长可以救活一家农村乡镇卫生院。
贵溪市人民医院外科有个副主任，1988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2002年他放弃城市优越条件，到该市的罗河中心卫生院担任院长，在不到1年的时间，就救活了这家卫生院。我不敢用“呼吁”这个词，我可以用“证明”这个词，当代有志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卫生院去工作，不是没有用武之地，而是大有作为。这儿提供了管理、科研、医疗诸多舞台，可以让你一展丰采，塑造自我。同样可以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你和你的同伴都是希望之星。
5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我找到她，是因为她当过赤脚医生，做过乡镇医生，又通过自己努力考取了中国名牌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从住院医师干到主任医师，从助教到教授。通过她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40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变迁与发展，她的名字叫吴星恒，1978年考入中山医学院，现任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儿科主任，她同意与我对话。
1968年我初中毕业，刚满14岁，我爸爸妈妈都是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科主任，自然是“臭老九”，要赶下乡。我父亲从事外科20多年，年近50，干临床医学这行，应是黄金时代。因为技术好，有点小名声，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妈妈带着我和哥哥离开了省城，用一辆卡车，载人又载物，行走了一天到达了下放改造的目的地——永丰县龙岗公社龙岗大队车溪小队。哥哥比我大2岁，我们都属于“可以教育的子女”，一样要锻炼改造。
卡车进村时已近黄昏，看见四周墨黑的群山，我吓得哭了。哥哥很坚强，撅着嘴紧紧握着拳头，我看见妈妈眼圈是湿漉漉的，我很快止住了哭声。老表把我们领到一间有楼层的房前，说是2层，楼上从来没有住过人，楼上没有天花板，是农家人的仓库，用来堆放杂物的。楼梯没有扶手，没有沿，空空荡荡的。妈妈那年43岁，没走过山路，也没爬过这样的楼梯，这是第一次。我们也把杂物丢在楼上，我和妈妈睡一张床，哥哥搭门板睡地铺。我望着窗外，知道了什么叫“开门见山”。屋前屋后都是山，门口有一道山水流过。那夜很晚才安排就绪，3个人围着煤油灯，真不知明天怎样开始我们的生活。
我们注定要当农民，放牛、耕田、割禾，我们都要去干。我还只有14岁，又是女孩子，妈妈特为我担心。一天的颠簸，很累了，我和哥哥很快进入了梦乡。半夜的狗叫声把我惊醒，我发现妈妈还和衣躺着，煤油灯闪烁着昏黄微弱的光。妈妈还在为我担忧。夜深人静，门前的流水哗啦，显得特别响。那水从哪里来，流到哪儿去呢？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8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5）
第二天，大队长、大队书记来看我们。大队长说，村里要办合作医疗，要妈妈当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站就设在我们家。陪同来的还有一个老农，职务是贫协代表。他说，他认识我妈妈，他孙女在县医院住院时，说是患了绝症，送到省城结果被我妈妈治好了，救活了。他说，他代表贫下中农欢迎妈妈，希望妈妈安心当好一名赤脚医生，为山区农民服务。妈妈提出了两个要求，帮忙把楼梯整修一下，让我留下来帮忙，消毒、打针、换药都要人做。队长爽快地答应了，自爸爸送进牛棚后，妈妈第一次露出了微笑。我们3个人立即行动，将棉絮搬上楼，睡地铺，楼下做卫生室。就这样，我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活。妈妈教我消毒、打针、换药，教我认识一些最基本的药品。我学会了采草药、扎针灸、拔火罐。还兼挂号、打针。挂号是每次5分钱，换药每次收成本费2角，出诊不收费。我记得有个烂脚的农民，在膝下胫前，我给他换了半年，开始收点费，后来分文未取，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农民可能患了糖尿病。渐渐和老乡们都熟了，我们才知道这儿是当年活捉张辉瓒的地方，许多老人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次战争胜利的盛况。那还是1930年的事，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那是第一次“围剿”，纠集了10万兵力。1930年的12月，蒋介石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当“围剿”军总司令，龙岗在永丰的最南，与兴国相连，峰峦重叠，山势险要。冬天常起大雾，对面闻声不见人。国民党第十八师进入了包围圈，从早打到晚，全师被击溃；接着，又打败了国民党另一个师。老乡说这一仗消灭了敌人1。5万人，缴枪1万多枝。那年（反“围剿”后的1938年），我还看见了墙上留下来的枪眼。我们一家人很快背熟了毛主席的这首诗：“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那时，农民很穷，很穷。蒋介石“围剿”时下令飞机狂轰滥炸，整个龙岗乡夷为平地，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山哪、水哪都被血染得透红。解放后，也就是50年代初，国家出钱，农民出小钱重建家园。贫下中农说，门上贴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红对联的就是赤贫，没有的就是地主富农。
刚来时，那浓浓的雾飘在门前，飘进了我们的窗户，给了我们多少迷茫和恐惧，读了毛主席诗词后，那雾是战斗中的硝烟，是舞台上的烟幕，给了我们多少遐想和期盼。我年纪小，幻想也多，总想到会从硝烟里走出一彪人马，唱着军歌；总想山前山后有很多战士，点燃篝火。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冬天到了，下起了大雪，四周静寂得听得到雪落地的声音，那时地球没有这么暖，山上积雪很厚，踏一步雪粒就埋没了脚背。我和哥哥背起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诗句。浪漫不了几分钟，出诊考验着我们，真是爬雪山。爬雪山摔不死，最恐惧的是过结了冰的独木桥，桥窄，冰厚，根本无法行走。桥下是潺潺的流水，桥很高。半夜，听到敲门声，就得出诊，病人大都是孩子、老人，症状大都是高热不退，背着药箱就得走，解放鞋外再套一双草鞋，用麻绳紧紧捆绑着，拄着拐棍，戴上厚厚的手套。风雪扑面，走久了，背上湿漉漉的，流着汗，蒸着热气，寒风与雪粒扑打面部，钻心的痛。那阵子，我们心里真正地念着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没有一点邪念，全心全意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改造，为他们服务。何况，风雪中贫下中农还在为我领路呢！贫下中农就是榜样，我们追求的就是要脱胎换骨。进了屋，诊断全靠听诊器，量量体温，测测血压。如果是肚子痛，我们怕是阑尾炎、胃穿孔、肠梗阻等外科疾病，一般都劝他们往乡、县里送。感冒高热就会留下治疗，这儿离县城太远了。想想看，从永丰到南昌的车票是4。80元，从龙岗镇到县城是3。50元。永丰到南昌乘车要五六个小时，龙岗镇乘车上县里要4个小时，我们住在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乡）还有几十里的路程。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农民一旦发了急病，漫漫的山路往往就是他们的致命之地。
出诊返回，遇上家庭人口少，男人要留下来照护病人，只能由我和妈妈2人返回家中。有好些事让我难忘，一次是雪天，茫茫大雪盖住了来路，我们又没有留下返程的记号，出了病人家门就迷路了。我们在雪地里走呀，走呀，分不清东南西北，还真怕冻死在雪地里。我背着药箱，拉着妈妈，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我们突然发现，在前方有对绿色的光，妈警惕地说：“狼！”我腿软了，几乎是双膝跪在雪地里。妈妈很冷静，说拿出手电筒。因为雪光反射，行路没用手电，可以省些电池。我拿出了有3节电池的电筒，一束光射了过去。我们没动，那边狼也没动，对峙着。急中生智，妈妈想起了酒精灯，风雪中点燃了手拄的棍，火光熠熠，狼跑了。妈马上反应过来，狼奔走的方向是向森林深山的方向，我们要反方向行走，我们纠正了路线，天亮才摸到家门口。
还有一次过独木桥。我从桥上掉了下来，幸好溪水浅，没有淹死，只被水中的礁石撞伤。我在床上躺了四五天，稍稍好一点，我就拄着拐杖帮助妈妈拿药打针。那个年代赤脚医生出诊特别多，一是我们会定期出诊，二是农民觉得我们是来改造的，受教育的，叫我们出诊是应该的，喊喊我们就动脚已习以为常。
当了一年多的赤脚医生，医学知识提高了，认识的人也多了，还常到大队、到公社开会，也获得了一点外界的信息。那时一个大队有一部手摇电话，一个生产队才有一张《江西日报》。我们都不敢用收音机，一些人不懂，总以为知识分子会收听“短波”（那年月几乎将短波与敌台等同起来），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方式就是看过了期的报纸，听公社书记作形势报告，听上海知青、南昌知青带来的“马路消息”，北京地质部的一些领导也下放在永丰县。地质部一位领导叫朱训，就下放在石马大队，一年后他调到永丰“五七办公室”。一年半后，妈妈也接到通知，要调到县医院，负责筹建小儿科。妈妈总放心不下我，一个女孩子，还没到成人，希望县里安排我进工厂。工人比农民要好上几百倍，不要靠劳力挣工分，每月工资不但可以饱肚子，还可以养家口。妈没敢多提，怕领导批评，甚至是批判：用知识向人民、向党讨价还价。我还在农村继续当赤脚医生。妈的医术有点名气，我也沾了光，妈走了，找我看病的人仍然很多。赤脚医生就只能做这么多事：说是看病，实际是对症发药，说穿了，就是一名高级点的药师。那时，注射器、针头都要自己洗，自己消毒，现在有了一次性医疗设备器材，村医可以不用消毒了，换药的消毒也只是用消毒水泡一泡，很少出诊。出诊费少，误时误工。现在的农民也知道到家治不了大病，有重病就直接往乡医院送。
通过妈妈的努力，我调到公社砖瓦厂当工人。全厂就只我一个女工，兼管卫生室。卫生室的工作是“红汞碘酒，擦了就走”，“头痛发烧，APC三包”，比赤脚医生好当，不用出诊。砖瓦厂工人不好当，烈日炎炎和泥，做砖，挑砖，上窑，出窑，两个字：累和热。和工人相处得不错，我被推荐读井冈山卫校，中专。两年后毕业分在恩江镇医院，这是一家乡卫生院。乡卫生院比村卫生所强多了，要开处方，医生开药，到药方取药，护士打针，各司其责。不像我在村子里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事都一个人揽了。
这儿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卡车、拖拉机。出诊归来，我们常会搭坐拖拉机。那种坐法很危险，或是拖砖、拖稻谷，往大队里大多拖化肥，高高的，摇摇晃晃的，当时年轻不懂危险，还自以为在享受当医生的特权。司机一般不搭带农民，搭带的大都是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我是乡医，也在优惠之列。一次返乡时，翻车了，哗啦啦，全车人都倒了下来。路窄，车开进了稻田，我就倒在稻田里。喝了几口泥水，没有摔伤，靠在车尾的几个人不是断了手就是断了脚。同事们说，我大难不死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