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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灭血吸虫病就要消灭血吸虫的传播环节——中间宿主——钉螺，灭螺是消灭血吸虫病的关键。
钉螺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长约1厘米，寿命1年左右，一年可以产生几百个卵。
钉螺能消灭吗？余江人是怎样灭螺的呢？
往事是不应该忘却的，往事并不如烟。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2节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3）
血吸虫病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据世界卫生组织1993年估计，全世界约有31亿人口所在的74个国家和地区有这种病流行，6亿人生活在流行区，其中约2亿人受到感染，每年死于血吸虫病的人数达几百万。日本曾是受害国。他们是从1950年开始灭螺治病工作的，日本国经济发达，财大气粗，全国疫区实施混凝土填埋工程的5年计划。方法是对沼泽地和湿地等适合钉螺孳生的地带进行填埋和加固，修筑能使地表保持干燥的工程，如游乐场、高尔夫球场、仓库，水道全改修成混凝土，加固堤防，这项计划一直持续到1979年。多年来，日本境内再也没有新感染的血吸虫新病例发生，也找不到感染的钉螺，连活着的、未感染的钉螺也极难发现。1977年，报告最后一个新发现的病例，迄今几十年，未再发现任何人、畜和野生动物感染。1996年日本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申请，要把日本从世界血吸虫病流行国家名单中除去。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血吸虫病疫区面积很大，大都在农村，受威胁的人大都是农民。湿润的农田、纵横的沟渠是农民的命根子。灭螺不能减少耕地，填沟不能少了灌溉，每采用一种办法都要考虑到农民的利益。解放之初，国家贫穷，科学滞后，卫生知识尚未普及，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要钱没钱，要物没物，照搬日本国的方法，显然不适合国情。
让每个疫区的每个农民都知道为什么要干？为谁干？干什么？怎样干？怎样才能干好？让每一名干部、每一名医务科学工作者都能和农民一起干，把医学知识送到每户每个人身边。这是可以办到的。国外用汽车，我们用牛车，国外用机器挖，我们用锄头挖，愚公移山的精神，海枯石烂的决心，人民战争的号角就这样吹响了！
我查了余江县血防志，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在这3年的冬春季节里，结合兴修水利共发动了3。6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做了231万个劳动日，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坊416万立方。这种方法叫“开新填旧”即开新渠填旧渠，用于灭螺。
其技术操作规程是，先清沟岸塘畔的荆棘树木，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cm～20cm，推入沟底，再从无螺区挖来旱土填入旧沟打实；若要开新渠则另选地方，一定要与旧沟保持一定的距离。新旧沟偶有交叉，要对旧沟进行彻底灭螺处理。
灭螺的方法还有：药物灭螺（当时使用的是砒酸钙、茶枯），水田改旱田，不种水稻，改种黄麻、红薯、大豆等各种旱作物。发动群众查螺检螺。20世纪50年代南京市少先队员带着一双筷子到郊区农村捡螺每次都是一竹篮，湖南沅江市的百姓捡螺最多一次有10吨。
与灭螺工作同时进行的是治病治牛，疫区饲养的家犬全部宰杀。
能想像出千军万马齐上阵的那壮观场面吗？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挑灯夜战，男女老少，争先恐后，那么长的沟渠，那么多的土方，全都是肩挑手挖干出来的，田间河埂的钉螺是一个个低头弯腰寻找捡出来的。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奇迹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神话就是这样书写出来的。“人民战争”确实能够做到前人无法或不敢想到的事。
余江县为全国疫区灭螺治病树立了一个榜样。
消灭血吸虫病的第一面红旗就这样高高举起。
还是那个月光如水的夜，已是旭日临窗，思绪不断，毛泽东同志写诗毕又挥毫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七月一日
毛泽东把消灭血吸虫定为是一场恶战，一定是想到了它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定是想到我们这场人民战争用的方法仍然是“小米加步枪”，想到了瘟疫的变数。
千百年来，人类与瘟疫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搏斗，每次瘟疫流行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一些行为，可以说，场场次次与瘟疫的搏斗都是恶战。从千百次的恶战中走过来的人类都各自有着自己的感受、理念和处置的方法。2003年曾与“非典”的那场遭遇战，在农村，我看见农民敲着锣，唱着预防“非典”的民歌和快板，自然会想起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消灭血吸虫病的那场恶战，想起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又一幕。
4往事并不如烟
余涵是1951级的江西医学院毕业生。1954年夏末长江洪水泛滥，灾情刚过的9月他就被派往灾区参加医疗工作。九江地区星子县是血吸虫病疫区，他编写了许多顺口溜、快板宣传普及卫生知识，这是其中一段：“打竹板，请安静，听我讲讲血吸虫病。血吸虫，害人精，钻进人体就要命。大便里面藏虫卵，钉螺里面来寄生。排出尾蚴千千万，浮在水里专盯人。吸人血，伤人肝，让你骨瘦如柴活不成。……”
念这节快板时，大概又把他带回那段日子了吧。
白天，我背着急诊箱到地头田间发药，箱子里放着一副快板，只要人多，我就会掏出快板喊上一段。在旷野里，作古正经地说农民不愿听，也听不清。那时的农民不像今天这样见多识广。讲“非典”，讲冠状病毒，讲发热高烧，讲隔离，都还能懂。那时，刚解放，85％的农民是文盲，大都没有出过村，识文断字的也只是念了两三年私塾，完全可以用迷信愚昧来形容。得了病他们说是风水不好，命不好，祖上没积德，遭报应。连血吸虫3个字都没听说过，只知叫“大肚子病”、“黄脸病”。到了晚上，仓库、祠堂里人头攒动，家家户户都会来听宣传。说实话，农民来的真正的目的是看“西洋镜”。穷乡僻壤，没见过放幻灯，更没听过留声机。医生、血防队员、医学生和农民融成一片。就如谈家常一样，把知识教给了他们。我们还把显微镜搬进祠堂，抬上街头，当场免费为农民查大便，现场教育，让农民自己看大便里的虫卵。开初，农民总以为医生是在变把戏蒙骗他们，通过放“土电影”，听留声机，从好玩中获得了知识。后来，开始试着治病，治好了病，农民才心服口服，才明白了管理粪便，消灭钉螺的重要。
现代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当年灭螺工作的艰巨和困难、危险和劳累、原始和普通。人流滚滚，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歌声阵阵，那浩大的声势，充满了吸引力、冲击力和诱惑力，有谁愿意袖手旁观呢？
灭钉螺的方法很简单，肩挑手挖，埋旧沟旧渠旧塘，开新沟新渠新塘，新沟新塘里发现一个钉螺都要推倒重来。我和同学们都年轻，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强烈的对人民、对党、对政府负责的高度情感，日夜奋战，希望坚持工作，不去考虑保护自己。总觉得过多地保护自己是羞耻的事情。不过，那时也没发配给我们什么用于保护的设备和器材。每人能有一卷绑腿就算不错了。我穿的是解放鞋，农村来的同学，连解放鞋都买不起，袜子又舍不得穿，一双自己做的布鞋，旱湿地两用。当时我们之间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那时单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怕苦不怕死，不知道什么叫危险，什么叫风险，一心扑在工作上。其实保护措施也很简单，只要穿上长筒雨鞋、戴上手套就行。就这么简单，现在看来十分便宜的防护设备，国家都很难给我们买（血防站专职人员都有）。一双高筒套鞋要花10几块钱，够上贫困同学几个月的伙食费，每个同学，年轻的医生都能体谅国家穷，钱要花在刀刃上。反正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穿上长筒鞋在农民之间走来走去，不是脱离群众么？染上病再治吧！我班参加灭螺的同学80％的人都染上了血吸虫，又都去治疗了。那个年代里，到疫区工作一次，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一次。每个人对患病都很坦然，灭螺治病是我们的岗位，在岗位上患病那是无怨无悔的。
从他的言语里，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出那热血的沸腾，那激情的澎湃，那心灵的跃动，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那年，他火线入党了。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那段火热的生活。
蒋庾华是九江生命活水医院护士长，她给我描述了当年治疗血吸虫病的景象。
入冬后，农村进入休闲季节，主要是忙于修水利，这时正是医疗队下乡治病的时机，原则上都是就地治疗。每个生产队的病人都集中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地上铺稻草，自己带棉被，这就是病房。墙的两边钉上两个铁挂钩拉1根线就可以吊输液瓶了。病人睡在稻草上一字排开，我们从早上9点钟开始蹲着打针，总要到12点，一仓库的病人才能全部注射完。使用锑剂治疗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心跳骤停。在基层没有抢救设备与工具，只有一瓶氧气袋，出了事就靠体外按摩、口对口呼吸。每次一针扎进去，我总是要在病人身边守候观察几分钟，才进行第二个。病人稍有不适，我就会和医生一起应急处理，整个治疗的冬季，我们的心都系在喉咙口上，风险太大了，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为医疗队担忧。如果有一个病人出事，大家会对治疗失去信心，会拒绝治疗。我要求每个护士不能离开仓库半步，每15分钟要巡回一次病人，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用制度管人，医护人员要做到四好三勤、三查三对，病人要做到三好（四好是：工作好、态度好、业务好、互助好；三勤是手勤、腿勤、背勤；三查是查医嘱、查处方、查病情；三对是对医嘱、对剂量、对姓名。病员的三好是：遵守院规好、安心休养好、服从治疗好）。有个小护士，由于长期紧张，患上了高血压病，还有些人患上了失眠症，这都算不了什么，只要病人安全痊愈，我们累点、苦点都是快乐的。
著名作家陈世旭（现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是我的朋友，16岁那年他下放到江西九江县新州农场当农民，第二年（1965年）例行普查血吸虫病，发现他染上了，就在当年冬闲的日子里成了病人。现在回忆起当病人的日子，仍十分轻松，还只17岁，不知道什么叫忧虑和痛苦。队里通知去治病，背起棉絮，夹一捆稻草就赶到仓库里。那是临时医院，稻草铺在地上成了病床，一床被子又盖又垫。半靠着墙，任药从血管里慢慢流进体内，难得有太阳钻进仓库，看看书，十分惬意。领导还来看望，要大家安心治疗，伙食还有补贴，每天是3角钱吧，菜里有几块肉，一人一碗，蹲在仓库门口吃。那房顶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望着这群男子汉碗里的饭，麻雀是一粒都想不到，个个嘴馋，饭菜吃得精光。下午睡觉，不用上田，很闲。那药叫酒石酸锑钾，一些病人注射后有恶心呕吐的反应，没有人埋怨条件差，不花一分钱治病，感激都来不及呢。中国穷，只能用这种穷办法。这种病，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治好后，只要不接触疫水，100％不会得病。陈世旭似乎成了行家，回忆起那患病的日子，充满了欢乐和感激。并非所有的“老血防”工作者和病人都能这样健康与快乐地活着，享受着今天的幸福。许德洪是湖南省沅江市漉湖血防站的血防工作人员，今年进入花甲。沅江市在洞庭湖南端，是血吸虫重灾区，现在血吸虫病人近4万，他属于那1／4万。他的病情较为特殊，按传统观念，血吸虫一般只危害肝、脾、肠道，血吸虫却优惠于他，侵犯了他的大脑，神经系统。CT已证实这类病人不少，语言发生障碍，四肢活动也不听使唤。他儿子悲怆地说，父亲一辈子都在干消灭血吸虫的工作，最后却被血吸虫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