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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司”，实际上是企业主们能够雇用和指挥工人的集中代理人制度，这种制度避免了过多的市场交易。雇用员工的合同就如同一份保质期一年的连续劳务输出合同，“公司”的作用就是将要素市场内化，这个过程中引入了“交易成本”，笔试、面试、录取员工需要成本，业务培训需要成本、监视、管理员工的劳动需要成本，在一系列内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公司支付了“交易成本”。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用“跑单帮”形象的解释了企业的实质，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跑单帮”的商人们带着香港生产的各式各样的衬衫到美国和欧洲，从那里拿回一大摞订单，但这些商人们没有自己的工厂，他们也不搞机器大生产，而是去筒子楼里发订单，你五件他十件的，第二天再收上来，这里“跑单帮”就是企业的实质，所谓企业不过是一组节约交换成本的合同，而企业的成本就是监督这些合同执行的成本。
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而企业的出现只有一个原因：能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跑单帮”的商人们用自己完成了企业的全部要素。科斯由此提出著名的论断“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当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就会在企业内部生产，而不是在市场上购买。
在电脑市场上，Hynix是全球最大的内存制造商，希捷是全世界最大的硬盘制造商，Intel是最大的CPU制造商，然而我们所熟知的电脑却只是惠普、戴尔、联想这样的品牌。谁都知道电脑是由CPU、硬盘、内存等等模块组装起来的，但是人们倾向于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电脑，而不是购买电脑“要素”，而且Hynix、希捷也不在市场上大力宣传他们的产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尽管要素市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低的价格，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带来消费者要更大的“交易成本”去获得全部“要素”，而电脑销售商们内化了其中的“交易成本”，事实上，这也是用户定制电脑——戴尔成功的秘诀。
更形象的例子是汽车行业。谁都知道，汽车也是由发动机、电路系统、轮胎等等多个模块组成的，有人能自己组装电脑，但从未听说过自己组装汽车的，甚至很少有企业单独销售汽车部件。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设计、生产、检验及调试汽车是个复杂的过程，要求高度的协调，发动机、传动装置、车身、刹车等等鼻息相配。甚至连生产汽车的企业会将内部生产元件和外部购买元件进行严格的区分，究竟是怎么区分呢？哪些需要购买而那些能够自己生产呢？
经济学家们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汽车企业决定零件获取方式的关键，他们认为：元件越复杂，内部采购的可能性越大。研究人员获得了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在1976年使用的133种汽车零部件清单，清单记录了每个零件是由内部生产还是外包生产，结果再次证明了经济学家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些复杂的元件，企业会选择自己生产，而一些相对独立的元件则倾向于购买。
还有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决定企业规模的核心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保罗·乔斯科曾经研究过美国煤矿和发电站的契约。美国东部和西部都有煤矿，东部的煤矿主要是地下开采，因此东部的企业规模较小，在这里煤的质量相对均匀，并且有许多运输渠道，因此小规模的生产就能获得高额的利润。而在西部，煤主要是露天开采，煤的质量差别比较大，并且运输渠道也比较少，因此需要大规模的煤矿，以适应不同质量的挖掘任务，这样就需要采煤企业拥有较大规模，企业数量自然就比较少。
因此，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而决定的。企业的规模是适度的，不是越大越好。当企业的规模扩大时，内部行政费用会上升，这增加的费用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费用时，企业的规模就不会扩大了。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科斯这样解释到：当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每追加一笔额外的交易，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其原因是当企业内部交易增加时，企业家不能更准确地将生产要素用在它们价值最大的地方。
随着当代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交易通过企业内部实现的费用不断降低，企业就会不断把一些原来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进行，这种内部化的过程推动了当今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当企业到达了它的规模时，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交易的成本，这时，经营者就应该停止企业的扩张。
最后，我们简要描述一下企业的成本，100多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就告诉我们企业应该承担的要素成本，包括土地、工资、资本，后来人们模糊地认为“企业家要素”也是成本，而科斯的努力使我们能够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在企业内部，企业主需要承担管理和监督成本，在企业外部，还需要支付调查市场、税收、公关、广告等等的费用。
夜审科斯
今天，每当我给从未听说过科斯理论的人谈到他的思想时，总能亲身感受到人们对这一理论所报以的惊叹和佩服。但是，半个世纪前，人们却对这位企图推倒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小伙子充满了怀疑，后来经济学界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辩论会，这是一场后来被称为“夜审科斯”的辩论，也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传奇性的辩论之一。
这场辩论在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艾伦·迪雷克特的家里进行，参加辩论的人称那一次辩论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辩论”，所有芝加哥的明星经济学家差不多都参加了：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波格，约翰·麦吉，格雷格·刘易斯，劳艾德·明茨，乔治·斯蒂格勒，鲁本·凯塞尔，当然还有科斯和迪雷克特自己。
饭后大家坐下来，科斯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干预。但科斯说：“错了！”。
随即，辩论开始了……起先，人们反对科斯，但科斯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辩论进行到一半，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弗里德曼倒戈转而攻击除科斯以外的所有辩论者。当科斯发现自己未在弗里德曼的攻击之列时，他知道自己胜利了。辩论结束了，当辩论者离开迪雷克特家时，互相嘀嘀咕咕，都像受了震动，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学术史上精彩的一章。
施蒂格勒曾经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大损失。争论到半途，弗里德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动。” 麦吉也说：“当夜是英国人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多年以后凯塞尔承认，要找一位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如此洞察力、可与科斯相比的经济学家，除亚当·斯密之外别无他人。
既然科斯是对的，那么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又错在哪儿呢？
分工的故事
事实上，分工理论并没有错，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分工发达是交易次数增加的结果，而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分工不会无穷细分，它停止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交易边际成本的那个分工程度上，因此只要分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时，分工就会进一步细化。
理论上说，人们至今对分工的认识也比亚当·斯密多不了多少。那么，让我们回到斯密时代。这位伟大的先哲最早认识到分工源自于比较优势，斯密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在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于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于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能让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也能让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得更大。
在市场经济下的分工是件有趣的事，企业之间的分工是那么完美无瑕。在你购买台灯的时候，你的台灯需有特殊的设计才能安置在桌子上，它需要有一个能够适合你的电源的插头，并且需要有适合你办公室风格的外表，并且要能够适用你的节能灯泡。事实上，台灯制造商并不知道你家墙面上的插座，也不知道你购买的灯泡形状，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点也没有出错。你在超市中买到的台灯能够和家里的桌子、电源、灯泡组合在一起，而且更加神奇的是，台灯制造商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标准生产台灯，但所有的商品都配合得那么好。
当然，分工似乎不限于城市和国家。今天的波音公司已经能够24小时工作，光纤电缆、网络将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和工程师连接起来。波音747喷气式客机的450万个零部件是由世界上8个国家的100个大型企业和15；000个小型企业参与协作生产出来的，人们无法断定波音的飞机是哪个国家的产品，在比较优势和分工交换的指引下，跨国公司不断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并且让分工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经济学家看来，分工思想本质是一种管理，企业因分工而产生，交易组织结构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结合让各种组织得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科斯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存在的秘密，但仍然缺一点什么，那就是如何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合成为一个整体呢？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
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开始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人们花了100多年，建立了庞大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马歇尔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将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从事生产的纯消费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每个厂商必须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这样就使得所有分工和市场都是外生的，这使得经济学家都醉心于研究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然而这个假设虽然很隐蔽，但毕竟是假设，在真实世界中，每个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而每个消费者也充当着生产者的角色。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则让经济学能够更加真实地面对现实的世界，当然这样会使我们的分析无比复杂。
简单起见，我们再次假设，社会仍然是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须消费两种产品，假定是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因此，在“两个人的两种产品”经济中，这在数学上会产生6个变量的2种组合，真实世界中，随着人数的增加和产品数的增加，我们将面临天文数字的难题。
这些在马歇尔、瓦尔拉斯时代，人们所拥有的数学知识是无法解开这个难题的。尽管这个总收益－总成本的问题本身并没有变化，但这个超边际决策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却令无数人望而却步，马歇尔通过有效的假设简化了问题，从而建立了一般均衡的思想。
然而，杨小凯的努力使我们丢掉了这个假设，让我们更加真实地面对经济学。1988年，他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人们把这样的分析称作超边际分析，在这里关于其中的细节就无法详细展开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尽管超边际分析脱胎于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可是它的威力要远远大于边际分析。
神奇的经济学
或许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体制实在是太完美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建立了经典经济学的大厦，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产权和交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