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就连我的预审法院也不例外。不久之后，我公寓的门锁又被人撬开了。每发生一起意外事件，我的脑中都会闪过这样一种念头：我就是一个猎物，一只看不见的猛禽正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
生物学家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不断地电击黑猩猩，它们的神经系统就会逐渐适应这种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使被电击的黑猩猩再达到同样的痛苦程度，就必须提高电压。几周之后，一只黑猩猩便能够承受最开始时可以将它一击毙命的电击了。当生活将一个人推上前线的时候，他的体内会产生大量的肾上腺素，同时，他的免疫能力也会得到很大提高。
我常常通过体验自豪感和拼命工作来排解自己的压力。我已经习惯了恐惧，它仿佛一种脏病，时刻不离我的左右，我只能和它不停斗争。这种感觉并不崇高，它时常让我灰心丧气，满头虚汗。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时候，我常常会在半夜突然惊醒。我总是不停地做噩梦。我梦见自己被人跟踪，于是我躲进了电梯间，跑遍了每一层楼，敲遍了每一扇门，可所有的房门都紧闭，回答我的只有自己那带着惊恐的呼吸声。
近些天我老是做同一个噩梦：我梦见一名贴身保镖用枪指着我，那黑洞洞的枪口就顶着我的脸颊……我再次从梦中惊醒。于是，我只好离开自己的卧室，到隔墙另一边的一张沙发上继续睡。这样我会安心些，因为那里有几名执勤的警官。
我已经学会了在忧虑不安中生活。我知道自己必须坚持到底，不能让压力影响我的预审工作。一个声音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你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工作。对，这就是你的工作。
我们从不在团队中间谈论自己遇到的困难，因为这是可耻的。不过我敢肯定，这些困难正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在过去的工作中，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其他司法部门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的人常常和我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甚至无偿加班。另外，我们和经济警队以及检察官同行之间也已经建立起了充分的信任。遗憾的是，这种充满了人性化的合作力量虽然支持我们战胜了千难万险，但对于高高在上的国家利益集团却无能为力。在最初几个月中，我们的团队总是在最前线进行那些非常敏感的调查工作，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如今，调查工作却举步维艰。
将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的决定就像一轮冲击波，它所引起的共振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罗兰•；迪马从50年代开始就和巴黎法院打交道，他还为若斯潘政府内的多位部长担任过顾问，现任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他和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有很厚的私交，而他自己更是身居宪法守护者这一神圣职位……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根据法国流行的一条不成文规定，当政府高层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某个部门的内部团结就应该为高层利益做出牺牲。自从把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以后，我们便被巴黎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视为了“鞋子里的石头”，因为我们的预审工作让他们违背了“自然规律”，甚至地位不保：他们必须依附于政府高层，而他们的手下却正在进行一项让高层非常恼火的调查。出现裂痕是在所难免的。不知不觉，我们的团队已经失去了整个司法系统的支持，就好像一座脱离了大陆冰盖的冰山。
这段时间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周围的人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们的调查，他们的关注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到意外。有的人觉得这件事情让人恐惧，因此他们很注意和我保持距离；有的人则显得很轻率，他们往往让我手足无措。下面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她本是我的同行，慢慢地我们便成为了朋友。她和她丈夫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对我的招待也总是非常热情。她丈夫是一名兼职作家，偶尔帮出版社写点东西。一天晚上，她丈夫突然带着神秘而愉悦的神情告诉我，他最近正在写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恐怖小说，名字就叫：《谁杀死了埃娃•；若利？》显然，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告诉他：“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这不是开玩笑。
第二部分第17节 干扰（1）
1998年春天，一起新的意外事件让我们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电话线路已经完全处于别人的操纵之下。
一天早上，经济警队的特派员向我们发出了警报。他有一份长达数页的紧急资料要传真给我们，可传了几个小时，传真还是无法发出，通讯信号总是在半途莫名其妙地断掉。然而，另外两个隔得更远的办公室之间的通讯却毫无障碍。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观察传真机的工作状况。现在，这部机器收一份传真有时候要花超过一刻钟的时间。当我们把它接到别的电话线上时，它一切正常，但只要一接到我们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于是我们叫了一名技术人员来检查。检查完后，这名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机器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通讯受阻的原因可能是存在“干扰”。他的诊断报告是这样写的：“处于敏感地区，检查一下电话线路。”
我们打算向法院院长发一份传真，将这件事告诉他。然而，这份传真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滑进进纸口的纸稍微多了一点，但传真依旧无法发出。现在已经没有人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只关心到底是谁，在埃尔夫案件中，有这个兴趣，而且有这个能力来“干扰”我们的电话线路。自预审工作开始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世界中，我们进行的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调查，而那些应该被法律审判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难道不是吗？
电话交流很快就变成了一种简明扼要的交流方式，我们常常只交流信息，不商讨结果。电话本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帮手，现在却变得碍手碍脚。如今的电话监听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精妙的地步，它们早已把詹姆斯•；邦德那些老掉牙的手段远远甩在了后面。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都很快意识到：只要有这种需要，几个装备精良的人就可以轻松地监控我们的工作。
1998年3月，电话被人监控的事实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实。当时我正在审问安德烈•；塔拉洛，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突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一把把我拉了出去——在进行重要审问的时候，类似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把我拉到了她的办公室，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我，我听到了起诉办公室主任的声音。她告诉我，几分钟之前往我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她发现我的电话并没有响，但让她惊奇的是……她居然直接听到了我对埃尔夫—加蓬公司前总裁的审问！
我的办公室电话已经变成了一个秘密麦克风，只需拨我的内线电话号码，就可以听见我在说些什么。我立即就这件事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我的上级。报告刚交上去，谣言就出现了。在大家的眼中，我又变成了一个妄想狂和谎言家，有人甚至说：“她太狂妄自大了！”我的背后经常会出现心照不宣的窃笑。一看见我过来，某些人就故意扭过头去不看我。谣言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时不时地钻进我的耳朵。直到起诉办公室主任到上诉法院院长那里证实了有关事实后，谣言才有所收敛。
这往往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偷录审讯内容，监听预审法官的电话——在干扰着我们的工作，但司法系统里的其他人对此却无动于衷，更要命的是，我们还要花费许多时间来证明自己不是疯子。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在这里，偷窃保密文件、监听别人的电话、跟踪等丑恶行径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在法国，还有谁比这些人更猖狂？十年以来，我在调查其他案件的时候就曾遇到过不少档案被毁（尽管只是部分被毁）的情况，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勒阿弗尔的保税仓库就曾突然发生大火，将里昂信贷银行存放在那里的档案烧成灰烬。无独有偶，里昂信贷银行总行也曾莫名其妙地发生火灾，不过这次被烧掉是该银行一家分公司的档案，而且大火正好就发生在我前往总行进行搜查的前一天晚上。另外，经济警队一个贴了封条的文件箱不翼而飞，FIBA总部遭到了盗贼的洗劫，而法国加蓬银行在被我搜查后的第二天更是将所有的文件柜全部清空，以防我再来搜查……当然，即使再去搜查，我也不会去检查他们的碎纸机——在我到达前的数个小时中，这部一直满负荷运转的碎纸机想必已经将整筐整筐的文件变成了纸渣。
好了，罪状就罗列到这里吧，这些让人丧气的事实已经让我们的法兰西共和国看上去像一个徒有其表的民主国家。在这里，犯罪分子可以因为自己享有逍遥法外的特权而不可一世，而组织有序的犯罪网络更是在精心包装的幕后力量的支持下极尽龌龊之能事：攻击法官、偷盗法律文件、洗劫别人的住所、销毁有可能让他们受牵连的资料……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受到保护的是犯罪嫌疑人，饱受怀疑的却是法官。
第二部分第18节 干扰（2）
不要丢脸
从内部看，整个司法系统对埃尔夫案件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是令人震惊的，它仿佛根本就不明白“安全”这个词的意义：我们的电话线路被人控制，我们的信息交流系统脆弱不堪，我们的办公室缺乏保护。在前共和国总统的授意下建立的一个情报部门曾因为公然监听别人的电话而被定罪（1982年，当时还是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建立了一个“反恐部门”，该部门间接操纵着二十多条电话监听线路，这就是名噪一时的“爱丽舍宫电话监听案”。1993年3月，有关此案的预审工作正式开始。经调查，该部门曾在密特朗总统的授权下对几十名受害者（包括律师和记者）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电话监听。2002年8月，预审法官让—保罗•；瓦
拉以侵犯他人隐私权等罪名将12名嫌疑人告上了轻罪法庭。），大型的石油公司和军火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甚至负责采取暴力行动的部门，极具影响力的犯罪网络已经遍布触及国家权力集团的各个阶层……然而，在我们的司法系统所生活的那个不真实的世界里，上述事实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对于一个法官来说，只要从事的工作不是反恐，那他就得独自一人应付所有针对他的恐吓，不管他调查的案子是一起珠宝店盗窃案还是一起涉及数十亿法郎的挪用公款案。如果他调查的案子和我们的差不多，那么最后他很可能不得不屈服于来自本国和外国政府高层的压力。
法院决定在我的办公室门上加一把锁，这和筑沙堤来抵挡汹涌的海潮没有什么区别。书记官、我以及整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决定，为了防止有人借口打扫卫生进入办公室搞鬼，我们自己来轮流打扫预审办公室的卫生。我买了一台吸尘器，一到晚上，我们就变成了清洁工。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那把新锁的另一把钥匙就静静地、不加任何掩饰地放在秘书处的办公室桌上，钥匙上还挂着我办公室的号牌。
我曾就身边发生的这些意外事件向上级写了多份报告，但这些报告大多也被扔进了碎纸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巴西》中的一个人物，他不停地给自己的上级写一些晦涩难懂的信，但这些信旋即就被扔出了窗外。法国司法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和现实是完全脱节的，它的工作就是尽力不让整个司法系统丢脸。司法系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切尔诺贝利综合症，在它看来，最重要的不是正视问题，而是维持政府机构的声誉（1986年9月，在一群原子能委员会专家的支持下，法国政府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造成的核辐射云团侵袭了比利时、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但没有对法国造成影响。核辐射云团仿佛一直在沿着法国边境前进，但就是不进入法国，这太神奇了。后来出台的一些措施证明了这是个谎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认为维护原子能的形象比维护法国公民的知情权更加重要。）：政府机关必须是安全的（至少表面上必须是安全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