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有必要对董志宁等人调阅过的卷宗重新查阅。”
“为什么？”傅以渐皱起了眉头问道。
“大人您有所不知。那董志宁或许在平日里待人温文尔雅。但一到公堂之上他便像换了个人似的，言辞犀利，极尽刁钻。下官恐其会在堂上利用咱们所提供的卷宗咬文嚼字，混淆黑白。”傅以渐尽量注意着自己的言辞道。
“恩，傅大人你的这个建议不错。咱们确实不能打没把握的仗。”符晓秦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说着他又朝傅以渐宽声安慰道：“傅大人，其实你也不必如此紧张。讼师终究也是以证据为依据，在法理范围内为嫌犯辩护。像董志宁这样的名状应该知晓徒取刁名，无益于事。同样的证据，同样的律条，还怕他董志宁真能把黑白颠倒了不成？亦或说咱们的检察官比不了那些刀笔讼师？”
给符晓秦这么一激傅以渐立刻就来了劲。只见他涨红着脸一个抱拳向上司保证道：“大人放心。属下等一定竭尽全力办好此案，绝不让一个凶手逃脱惩罚，辜负朝廷的期望。”
然而符晓秦却微微一笑上前拍了拍傅以渐肩膀道：“朝廷期望的是一场公正的审判，给嫌犯以法律制裁，来彰显我天朝律法的严明与公正。如果只是想惩治凶手，那根本不需要我们与董志宁等讼师对簿公堂。朝廷只需派上十来个刽子手就一切都解决了。傅大人，我等在上公堂前，还是该先好好想想我等检察官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符晓秦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让原本内心不服气的傅以渐陷入了沉思。事实上，像傅以渐那般认为此次审判只是走个过场，让董志宁等讼师为嫌犯辩护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的大有人在。在中华朝的百姓看来忠就是忠，奸就是奸，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官府衙门的断案不容质疑，只有存有冤情的案子才需要辩护。可而在人们的眼中，无论从哪儿个角度看来刺杀皇室一案都不存有冤情，一切都是铁证如山。老百姓实在是搞不明白这样的案子为何还需要请讼师为那些贼子辩护。而相比那些看热闹的寻常百姓来，儒林人士对朝廷让讼师为刺客辩护一事反应更为强烈。为此儒林方面还分出了不同的派别在各地的报刊上就此事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其中既有支持讼师的，也有口诛笔伐的，不过更多的人表现出的则是迷茫与不解。
在此各色派别之中梅文鼎无疑是一个坚决的反对派。作为帝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学士，在梅文鼎的心目当中已然逝去的贤亲王是位学富五车的学者，是位和蔼可亲的良师。因此他一直以来都对司法院缓慢的调查进程心存不满，更不能接受有人为害死贤亲王的凶手辩护。此刻整理着杨绍清身前留下的笔记与资料，一种莫名的悲伤与愤慨又从心中油然而生，使他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
梅文鼎的这声叹息引起了一旁胡克的注意。眼见自己的同事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唉声叹气，这位来自英国的年轻学者当即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关切的问道：“梅，你怎么了？又在为杨亲王的事伤心吗？”
“殿下才学过人，为人谦和，却突遭奸人毒手。而今殿下的冤屈非但没有得到伸张，竟然还有人要为那些奸人上堂辩护，你说这事上还有公理吗！”梅文鼎抽了一下鼻子愤愤不平道。
“可是讼师为嫌犯辩护这事很正常啊。一场没有辩护的审判是不公正的。”胡克想了一想严肃的说道。他实在搞不明白梅文鼎为什么会认为有律师做辩护是一件不公正的事。在英国这可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了。
“公正？难道为凶手开脱罪行也是一种公正吗！”梅文鼎白了胡克一眼不屑的说道。
早已习惯梅文鼎犟脾气的胡克并没有在意对方不友善的口吻与表情。其实相关的问题其他中国人也这么曾向他问过。甚至还有人在报纸上公开与他的老师玻意耳就中国人所谓的“十恶不赦之罪”是否需要辩护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因此面对梅文鼎赌气似的质问，胡克只是心平气和的劝说道：“梅，对于杨亲王的死我也很难过。这是世界科学界的巨大损失。可是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你们中国古代的哲人慎子说的那样。‘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我们应该理解朝廷按照司法程序，也就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法道’办事。”
眼见胡克原封不动地将战国时慎子的话照搬给了自己，梅文鼎惊讶得当场就楞在了那里。不过一想到自己这位碧眼同僚那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这些日子以来报纸上充斥的“道法之争”。梅文鼎也就不觉得有什么惊奇了。
原来董志宁等人为刺杀皇室一案辩护的举动，让早已习惯了儒家“八柄、八统、八议”的中华学者们第一直面程序正义这一崭新的概念。而玻意耳等欧洲学者对欧洲司法程序的介绍，则从另一个侧面让中华朝的学者了解到程序正义存在的积极意义。不过从欧洲直接翻译过来的司法程序与程序正义对中华朝的学者们来说实在是陌生了些。但这可难不倒博古通经的士大夫们。很快就有人搜箱刮宝地将曾在春秋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道法之说”给翻了出来。而慎子的这段“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则成了弘武十年中华学术界最为流行的一段话。
依照中华朝学者们的与时俱进的注解。“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中的绳就是准则，准绳、法律。其意思是治理国家，不援引法律之外的理由。也不片面地引用法律的部分内容，而是完整地理解和运用法律。“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不急不缓，一切都腰以法为据。“守成理”，坚守着天然生成的法理，“因自然”，顺应自然的法则。“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对每个人来说，赏罚祸福，出于法律原则，而不是基于某个君王的个人好恶。慎子本是战国时的黄老思想家，他的这段话对后来出现的法家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道法之说”的再次兴起，在儒家理学出身的梅文鼎看来是法家余孽在作祟。而胡克之类洋人来自蛮夷之地，不通王化，与同样野蛮功利的法家产生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想到这里梅文鼎自负同不通王化的蛮夷讲解圣人之道有些浪费时间。于是他跟着便冷哼了一声道：“也罢，善恶有道，怎是几个奸佞小人可以颠覆得了的。”
眼看梅文鼎摆出一副倨傲的模样，胡克只是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在胡克的眼中梅文鼎固然脾气臭、喜欢说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话、对西方人也不友好，却是一个难得的数理天才，与胡克在许多方面都爱好相同。加之两人年纪相仿，因此胡克很快就将这位总是板着脸的东方青年当作了自己的好朋友。而梅文鼎虽然对欧洲来的学者向来不抱好感。可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脸人，给胡克缠多了，久而久之他也默认了这位白皮肤朋友。这不，梅文鼎前脚才与胡克争论完法道的事，后脚就从自己的怀里取出了十来把竹尺递给对方道：“喏，你要的东西我改好了。”
“啊，真是太谢谢你了。”胡克赶忙接过了竹尺摆弄了一番后忽然惊奇的叫道：“梅，你把耐普尔筹改成纵筹了啊。”
“是啊。喏，这样不就能算了嘛。这是平方筹、这是立方筹……”梅文鼎一边演示一边解释道。这耐普尔筹是英国数学家耐普尔根据16、17世纪欧洲流行的“格子算”做成的。其原理并不复杂。梅文鼎在看到耐普尔筹的第一眼起就知道这是从“铺地锦”（格子算的中国叫法）演变迩来的。他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将耐普尔筹改斜格为两半圆合一位格，将横筹改为纵筹，使之使用起来更为方便。之后他又自制了平方筹、立方筹等专为开方之用。此刻见胡克把玩得兴起，梅文鼎当即努了努嘴道：“用这东西多麻烦啊。还不如咱们中国人的算盘来得简单实用呢。”
“中国的算盘确实便捷好用。就是运算过程不保留，出了错误不便检查，只好重算一遍。”胡克说着拿起了杨绍清遗留下的笔记感叹道：“说起来还是笔算更适合我们这些人。梅，你瞧，如果不是杨亲王用笔算，我们怎么能得到这么多珍贵的资料呢。”
第二部 217纳新术中西学互补 科学院女皇解众疑
对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科学家来说，此刻摆在胡克与梅文鼎面前的一篇篇草稿记录都散发着诱人魔力。早在欧洲时，胡克便认准了杨绍清是这个时代达芬奇。但当他接触到杨亲王的这些私人草稿后，却发现其在科学方面的成就远不是之前任何一个科学大家可以比拟的。那些神秘而又精妙的数理化公式与定理在众人的眼中简直就像是上帝留下的密码一般让人难以破解，却又无法抵御它的诱惑。为此胡克由衷地感谢上帝让他能来遥远的东方得以一窥属于上天的学术。在他看来无论今生能否理解上面的内容，光是有机会翻阅眼前的这些笔记，就已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了。
不过杨绍清的笔记固然让胡克等人惊若天人。但中华朝的在科学上的众多空白，同样也让来自欧洲的学者迷惑不已。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一条定理、公式都是通过推演得出的。可在中华朝不少定理都缺少必要的推论，而一些公式则是通过逆向求证而得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数问题了。在欧洲是先有对数后才有指数概念的清晰表达。可在中华朝却恰恰相反，对数的概念是从指数式引入的。这在胡克等欧洲学者看来简直堪称奇迹。此外中华朝虽有常用对数，可若大个国家却没有一本对数表。直至当年杨亲王从欧洲带回《常用对数表》才填补了这项空白。总之在欧洲学者的眼中古老的中国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许多事情似乎都不能用常理来解释。
一想到对数的问题，胡克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却见他赶忙放下了手中的笔记，回过身从一旁的一个包裹中取出了一本厚得像砖头似的书递给梅文鼎道：“梅，你要的对数表我带来了。”
“啊，谢谢。”梅文鼎连声告谢着接过了对数表，如获至宝地翻阅起来。显然相比之前的耐普尔筹，耐普尔另两项重要成果——对数表与对数计算尺，在梅文鼎眼中才算是真正的宝贝。
正如当年大数学家拉普拉斯宣称对数的发现是以其节省劳力而延长了天文学者的寿命。耐普尔用其二十年的精力换来了人世间无数科学家生命的延续。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一样。需知在没有电子计算器的年代，繁杂的计算消耗了科学家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中国自古以来算筹都是最主要的计算工具。但算筹也有严重的缺陷。既运算时需要占用较大的地方摆算筹，位数越多，问题越难，需要摆的面积越大，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此外筹算的运算过程实际上是挪动算筹，运算了下一步，上一步就看不到了。因此其运算过程并不保留。学习者学习起来十分困难。元朝数学家朱世杰，能用筹算解四元高次方程，其数学水领先当时的年代。可正是他的方法太过晦涩难懂，致使其后继无人。中国古代数学的众多惊人成果，大多也因为相似的原因而平白失传。
因此改进计算方式与计算工具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者探究的问题。期间固然也有人造出、编出各种各样的表格；平方表、立方表、方根表圆面积表三角函数表等等。却也只不过是解决了一点点燃眉之急。当然自二十一世纪的孙露十分清楚对数能简化计算。但她从后世带来的对数公式并没有引起中华朝学术界多大的注意。因为没有对数表的对数公式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而孙露亦不可能将厚厚几百页的对数表一股脑儿地统统背出来。直至杨绍清从欧洲带回十四位对数表与对数计算尺，三者一对应，对数才被真正应用到实际中去。从而彻底升级了中华朝的计算方法。因此就算是最最排斥西学，对欧洲科学不屑一顾的中华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欧洲人发明的对数表与对数计算尺确实是难得的奇宝。毕竟在一种叫“电脑”的怪物被发明之前，人们实在找不出第二种可以比对数计算尺算得更快的计算工具了。
此刻在翻看了几页内容之后，梅文鼎小心翼翼地将书给收了起来。继而向胡克打招呼道：“胡克，这书先借我几天。等我抄完了就还给你。”
“梅，你要把对数表抄一遍吗！哦，我的上帝啊！你去书店买一本不就行了嘛。要不我这本送给你也行。”胡克瞪大着眼睛惊讶道。
“不，谢谢了。买不如借，借不如抄。一遍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