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玻璃片刺入左边眼球之内，事后成为“独眼夫人”。
拷打之后，仍然得不到什么，金钱等自然全部取去甚至连眼镜、发饰等物亦不放过。临走前还把家具杂物乱砸一通，才呼啸离去。对门的一户华人，任职某航空公司，其二十多岁的妻子惨遭轮奸，丈夫企图拯救时，惨被打折右腿（施路华君战后在澳门邮电所工作，现已退休，住在荷兰园正街）。在广东道开设找换店的秦君（顺德人），也在这场灾劫中丧失了性命。
当匪徒破门而入时，秦君便将所有钞票（包括港市及外币）共约三千多元，双手奉献。但匪徒们太过于无知，认为一定藏有金条光洋之类，因为战前的找换店门首，通常都标贴着“金银找换”的字样，其实不过是由清末民初一直遗留下来的商业惯用语而已。秦君百般解释，都不为匪徒接受。在一再拷打之后，身受重伤。兵荒马乱中缺乏医药治疗，沦陷后不久，便伤重而死。遗孀现居红■区，提起这些当年惨事，仍然悲愤万分。
洗劫尖沙咀区之后，部分匪徒意犹未足，认为旺角地区，可能还有“漏网之鱼”，于是又“回师”旺角，再度洗劫。正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可怜当时的市民，既担心日军杀至，又三番四次被这群“胜利友”轮番蹂躏，但除了“逆来顺受”之外，竟别无他法。
黑帮人物搜劫九龙的消息，很容易就传到香港。当时的警察自然已基本没有保护市民的能力，自然引得香港这边的黑社会人物垂涎三尺，也想乘机捞其一把。只是香港方面不同于九龙，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仍然有若干警察及转队（即义勇军）维持秩序及指导市民防空常识，所以除了薄扶林及香港仔曾被劫掠之外，对市区还不敢动手。但九龙的“胜利友”捷报传来，港岛方面的黑帮人物怎能无动于衷，于是西区的“和合图”及湾仔区的“单义”两帮首领，便紧急会商“过江”之计。
终于，“单义”的一名红棍“报纸洪”想出办法。
原来九龙方面的英军撤至港岛之后，判断日军渡海时，肯定会从铜锣湾及北角一带登陆，于是将主力集结于该区。上环以至西环一带，则较少军事部署，若干有必要往返港、九两地的居民，则以较多的酬金，雇请小艇由上环前往旺角（渡海小轮当时已全部停航）。“报纸洪”纠集两帮黑人物共六十余名，以暴力威胁八只小型船艇，由上环码头渡海，在九龙山东街码头登陆。时为11 日上午。
实际上，经过两天两夜的洗劫，居民哪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供劫掠？但这些凶神的想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烂船也有三斤钉”，偌大一个九龙，绝不会一两天时间便给洗劫干净。“报纸洪”首先到钦州街跟“水房”的梁棠取得联系，作礼貌上的“投帖拜山”。道明来意之后，梁棠认为“胜利友”既已捷足先登，剩下的何妨做个顺水人情？便同意这些人再来一次彻底搜刮，且还派出二三十名手下“协助”。于是一场更残酷、更彻底的劫杀行动，又告展开。
这批人也知道九龙城区是潮帮地盘，由于彼此一向没有“交情”，不去招惹他们也罢。但认为旺角的何文田，及深水岗的横街小巷等处，总会有些“保持完整”的地方。于是放弃通冲大道，专向较偏僻的街道下手。
战前的香港工业并不发达，青山道一带仍未成为工厂区，甚至大埔道尾（即今北九龙裁署一带）仍然还很荒凉，但太子道以北、钦州街以南那段地区，却是人口集中之处。虽然103 经过一再洗劫，但匪徒人数到底有限，而且多数着重抢劫街道两边的商店，因此，还有部分未经洗劫的住户。这些“幸运者”还以为可以逃过此劫，不料这批会师人马又一次卷土重来，也只好认命了。
上述地区虽然人烟稠密，但居民大多数都是普通大众。在战前那段人浮于事的日子里，能够保持温饱已属难得，即使积聚了几个钱，在风声鹤唳的环境中，谁都拿来买入油盐柴米，以备不时之需了，那还有什么余钱供这些人劫掠？于是，这班匪徒的足迹所至，不论新旧衣裳、油茶米面，以至一些普通日常用品，能够拿走的都丝毫不漏。鸭寨街若干户人家，剩下的丁点粮食也被抢掠精光，继而日军入城，他们连粥水也没得喝，最后活生生饿死。这是“胜利友”在九龙的最后一次搜掠了，因为12 日黄昏，日军已攻入市区了。但这次最后的搜掠，却出乎意料的遇到一次抵抗，匪徒方面也死伤了不少。
原来今天的大角咀一带，战前还是海滩和烂地，但却盖搭着许多棚舍板屋。那是一批修船工人聚居的处所，因简就陋地聊作栖身之用。由于破破烂烂的全不起眼，所以较早的两次搜劫，尚且未蒙光顾。当然工人们并未存有幸免之心。他们先把妇孺集中一起，由少壮男子组成一支“自卫队”，以修船工具为武器，准备万一被抢劫时便全力反抗。
那批匪徒理当倒霉，当他们路经此地时，认为总会有多少油水。便一声呼啸，如人无人之境。正待动手之际，木屋中竟然冲出数十名大汉，手持铁筒、士已拿等“武器”，拦住去路。为首的“报纸洪”勃然大怒，右手一挥，带领着匪徒们向前冲杀。一场混战，于是展开。
过去这些匪徒之所以无往不胜，完全是靠人多势众，也从未遇过胆敢反抗的对象，但目前这批修船工人却大大不同，他们除了具有放手一搏的胆量之外，还看准了匪徒们“欺善怕恶”的弱点。一个照面下来，匪徒方面已倒下十多个。虽然反抗的一方也有受伤，但却前仆后继，拚死搏斗。这一来，匪徒们怯场了。一声散伙，狼狈奔逃。作恶多端的“报纸洪”，也给砸穿了头颅，由两名手下架着逃走。结果因为流血大多，死在塘尾道附近。这时候，谁也顾不了谁，有二寸气在，“手足”们还会捱捱义气拖着走；二寸气咽下了，自然像死狗般扔掉了事。
如今仍在“财利船厂”工作的老师傅陈×雄，便是当年跟匪徒们拼搏过的英雄人物。提起这些残酷往事，仍不禁再三叹息。认为日军尚未杀到，中国人便互相残杀起来，实在是虽胜不武。只是当年迫于环境，你不杀人，便会为人所杀，自然也顾不了许多了。
12 月12 日黄昏，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九龙市区，这场由黑社会发动的“胜利友”大杀掠，也就宣告结束。九龙居民，又开始尝受一连串更悲惨更黑暗的日子。
谈论起这段残酷往事，有人认为“胜利友”进行大劫掠时，日军已攻至新界。当时九龙的居民，即使没有这场劫掠，他（她）们的生命财产，说不定亦会丧失在日军手中。
这种说法表面看来不错，受劫掠或惨杀的九龙居民，即使逃过此次劫数，他（她）们的生命财产，难保在沦陷后会被日军（或汉奸）夺去。但理论和实际两方面都有所不同，就理论而言，单拿八年抗战来说，死在敌人手上的军民，又何止千千万万？但这些牺牲者不是殉国，便是抗战中的死难同105105 胞。死后还称得上国殇两字。像这样糊里糊涂的被黑社会匪徒杀害，又有什么意义？泰山鸿毛，有别于此。至于被匪徒劫掠的财物及生活资料，在沦陷后亦未必全部被日军夺去。在稍后强迫大疏散时，有可能携回内地。拿上文提及上海街的那间×盛金铺来说，便是一个例子。原来给匪徒杀死的那名东主，事发时有个儿子正在港岛幸而免却这场劫数。沦陷之后，秩序稍为恢复，他便急忙渡海返回店中。他知道父亲一向把钥匙藏在厨房的盐罐之内，结果全部金饰得以保存。他把亡父及店伴们埋葬之后，便把金饰分批带回内地，在曲江开了一家首饰店，直至胜利后才又返港。今天，已成为该行业的老行尊了；因此，未被“胜利友”劫掠，亦未必会损失在敌人手中；尤其沦陷初期，多少人在饥饿中辗转死去，天晓得这些人中，有多少是被匪徒劫去粮食而活生生饿死的呢？
如果说香港黑帮以其所谓的“行侠仗义”、“打富济贫”，在此之前还能欺骗一些人的话，那么在此次事件之后，他们便处于异常孤立的状态，弃“民族大义”于不顾，甚至携侵略者之威，谋自己组织或个人之利，终将使自己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
香港洪帮 下 巴图著
香岛易帜，浊日升空，“福义兴”红棍献媚，三山五岳之辈逞顽，香港慰安营的策划。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忽然改变了香港黑帮的命运。1941 年12 月，日本军阀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系其南侵目标之一。英军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却如螳臂挡车，屡战屡败。圣诞前夕，整个香港便沦陷于日阀铁蹄之下。从此，香港居民，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
由于日本占领军对香港一直行使军事管制，这段日子，只要用“悲惨黑暗”四个字便可概括一切，其他似乎无可叙述。但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在这段愁云惨雾的岁月之中，仍然“大有作为”。
首先是九龙陷落之前，以及香港遭受围攻之际，港、九两地均曾受到黑社会人物的打、抢、烧、杀；而沦陷期间，又认贼作父，甘作虎怅，替日阀的宪兵充当走狗，残害了不少善良同胞。
香港沦陷后，被改名为“香岛”，首任“总督”为战犯矾谷廉介。矶谷于1942 年初就任，在此之前，由师团长酒井隆中将，以军政府姿态统治香港，视之为战时占领地。
当时，日军将港、九两地划分为二十二区（港岛十二区，九龙十区）。
每区迫令一名较有名望的华人担任“区政所”的“所长”。当然，这些都是俯仰由人、全无权力的傀儡，真正的统治权力，则集中于生杀予夺的“宪兵部”手上。
“宪兵部”的一名中尉军官，原名久宫傅一郎，在台湾长大，熟识国语和闽南语。这家伙在香港却有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李志廷”。
当时“福义兴”的一名红棍林满（厦门人）不知怎的跟这位凶神挂上了钩，在其默许之下，首先在上环街市附近开设了近十个赌档。与其说是赌档，不如称之为骗局更恰当。因为真正的赌搏，虽然买家赢面较少，但也不会百分之百输钱；而这些鱼虾蟹和纸牌档，除非你不沾染，否则绝对居于输面。原来这些骰子或纸牌全部都做了手脚，庄家要开什么便开什么，达到操纵自如的地步。万一失手，也会“输打赢要”。故而这些“赌档”，都大杀四方，除了孝敬“宪兵部”及其属下的“密侦队”之外，主持人都日进万金，财源滚滚。
说实话，黑社会中人亦非个个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那时国难当头，再加上在香港生活十分困难，生命也毫无保障，因此，许多黑社会人物都先后回到内地，另谋生计；不少人还厕身军旅，投入抗日战争的大洪炉。自然，留下来的也为数不少。既然敢留下来，自属凶横暴戾，胆正命平之辈。这些人其后大多数都变成日军直接或间接的走狗，为虎作怅，认贼作父，据说，这类黑社会人物现仍有人枉居人世，散居港、澳两地的，最少也有十五名之多。
“福义兴”的林满发了大财之后，其他留港的黑社会人物无不垂涎三尺，纷纷通过林满和宪兵部搭上关系。这一来，香港的西环、湾仔、九龙的油麻地、官涌地区，便赌档林立，较诸现在港澳码头大得地的摊档还要多。其后，日军又从察哈尔、热河等地，运来大批鸦片。这些毒品，除了部分转运澳门之外，其余的自然提炼销售。于是，除了遍地赌档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烟（鸦片）档，和民初年代的“谈话室”一模一样。
沦陷期间，在香港最吃香的黑社会组织，计有“和安乐”、“和洪胜”、“和利和”、“同新和”及“福义兴”等。这些堂口都主动跟各区的“密侦队”联系，为了五十元军票的奖金，他们不惜出卖潜伏的抗日分子；为了一两烟土，他们不惜拿三条同胞的生命去换取，言之令人发指。
三年零八个月当中，黑社会人物干下的卑鄙行为，首推协助“皇军”在湾仔及油麻地两地，建立“慰安所”。
此事发生于1942 年7 月。当时的日军“副总督”平野茂，决定在香港及九龙两地，设立“慰安所”共六百处，计划由“防卫司令部”会同“宪兵指挥部”执行实施。
那时南洋各地均已先后沦陷，因此，台湾及香港便成为南侵日军的后方，许多伤兵病号，都运来香港“南支派遣军”的第二○○野战医院治疗。这批伤病员，经常超过两千名，他们离开医院之后，大部分都有一段假期逗留香港；因而经常派驻香港的日军正式海、陆军及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