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洪帮 作者: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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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洪帮 作者:巴图-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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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洪门首次聚义大会的首要人物,在文字上有记载的,除了万云龙、陈近南及“前五祖”蔡德忠等人之外,来自广东的有吴天佑、吴廷贵、洪太岁等;来自福建的有吴天成、方惠成、张敬之等;来自江西的有黄昌成、钟玉英等:明室遗臣及各地反清志士,闻讯自动前来的有二千人之多。
  从古至今,凡以宗教形式设立的帮会,不论它是公开的或是秘密的,多数都预先布置一些神奇事物,使参与者心悦诚服。像万云龙、陈近南及蔡德忠等全属于老江湖人物,自然也免不了进行这些布置。因此,在流传于后世的文字记载中,有红花亭聚义之前,“前五祖”于某日在河畔发现一具重五十二斤又十三两的“白石香炉”,炉底刻有“反×复”四字,以暗示“反清复明”之举是天意的安排,五十二斤又十三两的解释则为“五湖”、“二京”、“十三省”。此外,又有一名不知来自何处的少年,朱唇方口,仪表非凡,经陈近南查询之后,“证实”为崇祯皇帝的孙子,太子妃李氏之子。于是与会之人更是认为“天意所归”,非人力所能抗拒。实际上,据史书记载,尚无可靠证据表明崇祯死后有一个名为朱洪竹的皇孙流落在外,至于所“发现”的白石香炉,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洪门领袖“用心良苦”的创造。“红花亭”聚义时刻为“丑时”,也就是夜半更深之时。众人推选陈近南为“香主”。拜祭天地及先皇崇祯时,又有红光于天际出现(实际上是初秋常见的自然现象),“红”与“洪”同音,乃以“洪”为姓,其组织就定名为“洪门”。他们还相约可将“洪”字拆开,成为“三八二十一”,成为以后彼此交往的暗语。
  从此,洪门就成为中国秘密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组织。
  “红花亭”聚义之后,香主陈近南就与大家一起策划进行反清的武装起义,先由洪门兄弟捐出钱财,毁家纾难者不计其数,集中财力物力后,他便派人分头到各地招兵买马,人员陆续集中于襄阳一带,清廷注意到此地民众有异动,因此也派重军集结于湖北省各主要城镇、要道。
  同年8 月21 日,陈近南认为诸事就绪,于是发号施令,登坛点将,任命苏洪光为“先锋”,吴天佑等为“中军”,吴天成等为“后卫”。他向北遥祭崇祯,然后挥军向湖北中心武汉进发。
  进军之初倒也“势如破竹”,攻下若干州县后,到9 月初接近武汉时,却遇上了八旗军,清将于成龙颇具大将之材,一经接触,洪军就被击败。被奉为明王崇祯“皇孙”的朱洪竹在乱军中失踪,大将万云龙亦在战斗中战死。“香主”陈近南9 命令撤军,沿途屡遭清军截击,残余力量,只好退入襄阳死守。
  清军自然不会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他们立即开始攻城。洪军虽败,士气犹存。也许他们意识到襄阳肯定是他们可以守的最后一个阵地,再退一步,则欲退而无所退。于是他们在百姓的帮助下,死守此城竟达三月之久。在此期间,清将屡次投书招降,但陈等洪门英雄绝不为之所动。而守城力量已达到再衰三竭的地步,伤患日众,粮草不继。在这种情况下,陈近南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将残余部队分成五股,分路突围,以保存仅有的力量。倘能突围成功,各部分散到各地潜伏,待机建立洪门山头,作长期抗清之计。至于这五股突围人马,除陈近南带领的一股外,其余四股具体由谁带领,突围之后下落又如何?文字上就无记载了。此后的二十年是洪门发展历史上的空白时期。不过,五股人马在突围之前,陈近南留给大家一首诗,他让大家牢记在心,以备他日联系时使用。
  这首诗就成为洪门史上最有名的一首诗: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这首所谓的“诗”应当是由陈近南所作,但陈本人曾任翰林院学士,竟会写出如此不伦不类、连“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法也不懂的诗吗?或者是他因为部众都是湖海豪雄、粗鲁不文之辈,所以故意写得比较粗俗,以利于传诵。
  到了乾隆之初,洪门又开始进行活动。
  原来上述分为五股突围的人马,都先后集中于广东惠州的高溪廊,但第一辈首创洪门的人物绝大部分均已死亡,仅存在的“先锋”苏洪光就成为洪门的领袖,只是英雄迟暮,年近花甲。
  不料此时又出奇迹,那就是“香主”苏洪光忽然“病逝”,部属正在准备发丧,不料停尸一日,他竟然又“死而复生”。这其中必然有“招”。一个人死了四十八小时,如在热天恐怕早已腐坏,更不用说是复生了。
  不仅如此,苏洪光“还阳”之后,立即对部众宣布,苏洪光是真的死了,但崇祯帝的侍臣王承恩(即在煤山与崇祯帝共同死的人)由于“阳寿未尽”,阎王许其“借尸还魂”,令其附托于洪门香主苏洪光的躯体上再干一番“拓清复明”的事业。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各地洪门组织信以为真,认为这是天赐洪门事业中兴的大好机会,于是又密谋武装起义。苏洪光既然是由王承恩借尸还魂,自然应改名换姓,以符合天意,于是改名为“天佑洪”并极力发展组织,洪门之下还加上“三合会”名称,名为“洪门三合会”,意为“以天为父,日为兄弟,月为姐妹”,取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合”之意。
  乾隆初年,天佑洪认为人精粮足,羽翼已满,于是又誓师北伐,一路倒也顺利,连战连胜,屡克名城,其势力由两广贵州等省直逼四川。转战途中,他们还得到“红灯照”首领关玉英、史可法之侄史监明以及各江湖组织首领韩龙、韩虎、李昌国等的归附,声势浩大,西南半壁受到震动。军中以史监明为“军师”,关玉英为“女军统领”,并尊在武昌战斗中失踪的朱洪竹为“先皇”,战死的先烈万云龙、郑君达、郭秀英、郑玉兰等为“先元帅”。清廷的“四川督军”王春美难以抵御洪军的进攻,于是想出一条毒计。
  他派遣帐下符四、田七二人诈降,天佑洪见二人文武双全,竟将其委任为“副军师”,在一次蜀境内的决战中,二人与清军里应外合,并故意将部分洪门人马调入绝境,招致惨败。
  洪门领袖天佑洪勇战不退,身受重伤,被韩龙、韩虎的左右两军拼死救出,杀出重围,而“女军统领”关玉英也擒获符、田二人,将之处以凌迟。残余洪军退守白虎山,休整队伍。可是天佑洪不幸伤势恶化,不治而亡。临死前,他命令洪门事务由苏洪宇、林烈主持,并嘱今后洪门应以“四”、“七”两数字为忌用之字。
  此后,苏洪字、林烈二人,虽仍带领残余洪军与清军对抗,转战于蜀中各县。然而此时清军已调集了大量部队进入四川,势力此消彼长。苏洪宇在一次战斗中被清军所杀。“副手”林烈及“女军统领”关玉英不得不遣散部属,让他们隐于全国各地,秘密建立洪门山头,转入地下活动。但他们约定,反清的初衷绝不能改变,必须代代相传,前传后教,务必使清廷疲于奔命,永不安宁。此外,他们还规定了仪式礼节、诗词暗语及洪门组织的职级称谓等。
  至此,洪门与清廷的武装对抗宣告终止,但受命前往各地传道的洪门中坚分子不负所托,一直到清朝灭亡之时,各地洪门的组织活动从未停止。光绪之后,洪门更是发展到了南洋各地。太平天国运动的崛起,和各地的洪门组织虽无直接关系,但洪门的兴起,对洪秀全等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并对之有很大的配合作用。
  洪门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之后,由从嘉庆年间到清亡前,有文字记载的洪门山头竟达三十多处之多,遍布粤、桂、湘、赣、川、滇、闽、鄂、甘、陕、豫、苏、浙等各省。除了皇城脚下及关外部分省份之外,洪门势力几乎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
  时间是最能考验一个组织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洪门的新人们离他们的先辈英雄们越来越远了。如果说以前的洪门是一个政治组织的话,那么以后的洪门就与他们前辈的初衷大相径庭,政治色彩逐渐减弱,民族意识日渐模糊,最终成为了江湖的恶势力。
  1814 年(清嘉庆十九年)贵州林怀明开筑青山,其子林涛,英俊义侠,因其父的原因不能聚义,大家特设么满半排的地位,记名“矮举”。
  1848 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永宁郭永泰开荩忠山,手中有在福建渔人手内寻获的《金台山实录》。据说郑成功于1662 年(清康熙元年)病故,子郑经立奉遗命以《金台山实录》作要件保存。1680 年(清康熙十九年)郑经立战败于厦门,次年忧愤而亡,次子郑克爽继位。1683 年清军提督施琅攻陷台湾,郑克爽将《金台山实录》用铁盒密封沉于海底,免为清军所获。郭永泰于1835 年(清道光十五年)去厦门看族叔,并到一平民家闲游,见其盖米瓮中有旧书一本,封面上赫然写着《金台山实录》五字,书面盖有小图章,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几字,马上知道是郑成功的遗物,忙问此物是从何处而来的。据那人讲,他父亲是渔民,善于游水,能在水中伏一昼夜,一天在海中得一铁盒,无法打开,费了三天时间才将它砸开,发现里面有金银珠宝数件,小玉印一方,旧书数本,因为他不识字,不知道是什么书。郭永泰就用一百两将书购得,又问小玉印现在何处?那人称已经卖给邻居,郭又用白金十两赎回。这就成了他开山的基本思想武器。因为郑成功是藩王,书中所用的都是王者的口气,郭在开山时不敢完全使用,他于是托人仿原本进行了一定的增删,以资实用,名之曰“海底”,又名“金不换”。从此组织规模大张。
  清代传之嘉庆,政治日趋腐败,洪门汉留组织日益壮大起来。1810 年(清嘉庆十五年)福建范如松开了人头山,1818 年四川方安澜开了蓬莱山,1819年四川郭禹钦开了华严山,只是即起即仆,未遗实录。在荩忠山开建后,各省风起云涌,群雄崛起,开山立寨。
  清道光末年,洪秀全起义于广西,清廷完全失去了控制力,洪门汉留势力更加发展。只可惜太平军囿于上帝教范围,对洪门不是很支援,以致于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此时荩忠山兄弟已遍布各省,分头反清。如:1825年(清道光五年)云南胡林章开广金山,其部属贵州胡佐臣于1857 年(咸丰七年)开金凤山,接着云南胡云于1866 年(同治五年)开大兴山,背榜下山的袍哥湖南王森万于1889 年(光绪十五年)开宝云山,江西刘家鹏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开飞虎山,江苏李云龙于1894 年(光绪二十年)开东梁山,甘肃杨鸿钧于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开金龙山,同年贺桂林开西凉山,山海关肖松山于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开宝华山,同年浙江何振嬴开终南山,1903 年荩忠山会友华复如于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在云南开紫金山,陕西李明良于1904 年(光绪三十年)开万宝山,甘肃马海秋于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开嘉峪山,山东冯紫电于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开蓬瀛山。荩忠山的袍哥在四川开山的有:李云龙于1876 年(光绪二年)开青城山,彭立山于1885 年(光绪十一年)开迦龙山,同年彭焕如开飞龙山,颜鼎章开大峨山,胡文翰于1889 年(光绪十五年)开九成山,同年张联第开华阳山,李煜华于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开巍峰山,陈平侯于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开蓬莱山,胡郎秋于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开金华山,同年袁郎溪开宝成山,何金梁于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开九华山,董伯高于1910 年(宣统二年)开西明山,同年黄华成开宝林山。四川各洪门山头因保路案的发生,联合改组为兴汉公光复会。
  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富有革命精神,但初期的主要群众基础就是以洪门、青帮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因洪门人粗人多、组织涣散、缺乏组织领导,因此孙中山等人的反清主张就很有号召力,大批洪门兄弟投入革命党。保路案发生后,四川洪门纷纷起义攻击清督赵尔丰。辛亥革命虽以新军为主体,而通信联络、侦谍暗刺、筹款劫杀等秘密活动及起义时冒险发难的敢死队等,大多以洪门兄弟为主。革命后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湖南都督焦达峰、陕西光复军大统领张云山等均为洪门人物。很多革命党人也主动参加洪门,从中宣传主张、策动革命。孙中山也曾参加海外的中国洪门组织。到了民国时期,很多洪门组织开始半公开活动,其山头也因这一场大革命而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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