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果敢八十多年的世袭土司。
1959年4 月，掸邦土司们齐集东枝交权，而果敢土司表示只交给地方人民，也
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赔偿，结果，由果敢组织议事会自理。
1962年3 月，仰光政变，军人执政，解散议会。从此，果敢面临厄运。
1963年春，缅中央政府派丹纽中校到果敢视察，他是边区管理处长，此行暗查
果敢民间武力，因中央已决定对果敢使用武力。是年十月，先将送大烟去勐董、大
其力等地的护军武装全部扣留，同时逮捕杨文灿、杨振林、杨金秀等人。群众推举
杨振声为首，组织部队对抗，相持二十个月。
1965年4 月22日，政府军第六团抵新城县府，杨振声部下有人叛变，杨不得已
率残部南去泰国。百年土司制度宣告瓦解，果敢隶属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1966年，果敢成为混乱地区，反缅政府的武装日渐增多，杨振业又由泰国返回，
与彭家声携手反政府。罗星汉则在新街拥有自卫队，配合政府军不时进击，逐渐形
成割据局面。罗部占有新街以下的东山区，杨部把持西山区，彭部则以上六户、君
弄山区为基地。
1967年初，杨振勋由泰北上，返回到君弄山励乃坝。是时，杨振业已向政府投
降，由驻滚弄的国防第三十九营派出兵力一连，携八二炮两门，与杨部武装前往勐
乃坝。激战七日，勋部败走，彭家声率部分武装退向茨竹坝边界。杨振业部及政府
军穷追不舍，才有半年后，果敢大规模的缅共武装出现，开始了持续二十多年与政
府军斗争的战乱。
1969年，政府军放弃果敢，随行强迫搬迁者达五千多家，是果敢有史以来空前
大迁徙。4 月以后，果敢分为两个制度不同的地区，政府军守住滚弄附近一部分；
南帕河以上由缅共统治的果敢县也逐渐强大。
1970年11月，缅共以果敢为基地，出动野战主力三千八百六十人大举进攻滚弄，
企图瓦解怒江东岸的政府军。相持四十二天，政府军由仰光运来一零五口径重炮，
使用飞机空投炸弹，人民军伤亡惨重才撤退。
在土司时代凡满十六岁至四十岁的男丁，一律服三年一换的兵役。在役士兵，
家中免去一切赋税和摇役，如有要事还可由自己兄弟暂时替换，家属在村寨中受尊
敬，甚至连头人也会礼让三分，服役期满回家，上述优待随之取消，照旧为民。可
是既然当了三年士兵，所见所闻自然要比别人开通一些，一般说来，只要能循规蹈
矩，不作威作福，大家会对其礼遇和尊敬的。
征兵制的好处是：人民对当兵无所恐惧，三年一满就可以回家，而且明说当兵，
实际上没有打仗机会，根本无危险可言。既然受过军训，至少学到点军事常识，军
人气息总比老百姓强些，一旦有事，立可应付。土司行此政策，旨在全民皆兵。果
然，1963年果敢上司抗缅成立总指挥部时，几天内就征集兵源三千多名。这些以往
老兵，不必怎样训练，即可编组成队，执行战斗任务。士兵有事请假回家，还可以
带枪回去，期满归队又带回来，此乃果敢兵役上一大特色。
今天，不论在果敢境内哪里，问起三十岁以上男人，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
当过兵。二十年来果敢籍官兵伤亡数包括缅政府和缅共何止两千人？！上自六十年
代副总指挥杨振业、杨振纪；下至排长、士兵，或战死于疆场，或争权内弘致死，
或被刺杀。这些人之死，是非功过，留待果敢后人去定论。不过，他们都是耍枪炮
而死，不同于老百姓的正常寿终。
在石园子街上我曾与一些缅共家属聊天。一个年轻妇女怀里抱着一个三岁的女
孩站在房门口，微笑着看着我们。她说，这个女孩出生时，政府军的飞机扔下的炸
弹就在离房前不到三十米的地方爆炸，这个孩子是在炮火中出生的。
侥幸、无顾忌、论命运……的心理支配了这片土地上斗争的人民。是的，他们
从没停止战争，把一切血的教训遗留给强悍的子孙。许多人为了生存贡献出他们的
生命，为了骨肉牺牲他们的血肉。他们背着希望走向胜利，负着重荷，滴着汗水走
向光明。
印象最深的是我随彭家声总司令到一训练营地观看军事表演，那些小小少年引
起了我的注意，他们的各种军事技能娴熟，一招一式认认真真。在战斗中，数他们
最勇敢！从小就被灌输英雄主义，不怕死。
由于他们还不成熟，因此向他们灌输一些思想观点就比较容易，而且还可以把
他们改造成一个对一切盲从的人。一旦他们的好朋友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死了，那他
们就会被一种复仇的思想所激励。他们之间没有彼此的侵害，没有掠夺，大家都是
一条心地面对前前后后的敌人。
一个挎着冲锋枪的小孩会变成一个令所有人都害怕的人。这些在战争中成长起
来的孩子已把这看成是一种自然而然、永久的生活方式。手中的武器使他们一下子
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也给他们带来了威严，这一切都很容易使他们飘飘然，忘乎所
以。
我问过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当兵受苦？一个看上去十分赢弱，但却机敏俏丽的小
女兵，回答了我的问题。
“为什么来当兵？”
“有枪扛！”
“拿枪干什么？”
“打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来占我们的土地，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离前线这么近，怕不怕敌人打过来？”
“怕，没有用。打，才有出路。”
一个十三、四岁小战士黑黑的脸庞，两只大眼睛闪着稚气的光。彭家声总司令
见他穿的军衣是旧的就问：“”你怎么不穿那套新军装？舍不得穿！“
小战士一撅嘴说：“不，因为我个儿太小了。”
彭家声总司令听罢说：“对，对！”他为这小战士不能穿新军装，脸上浮现出
内疚的表情。
我们同盟军官兵身着草绿色夹克军装，高腰胶鞋，臂章为双枪图案；胸章是
“MNDA ARMY ”字样。士气高昂，精神抖擞，官兵某薪每月仅折合人民币三十元，
但全无怨言，为保卫果敢民族自由而战，千辛万苦在所不辞。
四十年来，缅政府在果敢曾作过很多建设和照顾，如：贷款、补给、修公路、
免费发公民证、办学校、设医院等，都用过大批金钱和心血。更从未征过任何赋税，
未拿过果敢一文钱，奇怪的是始终得不到果敢人民的好感。是民族自尊心？还是语
言隔阂而引起误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果敢作为缅甸的一部分，应该共存共荣
下去，如何消除隔阂，做到互相信任，实有赖于缅政府和果敢人民的共同努力。
1989年5 月20日，彭家声总司令亲赴仰光与中央政府谈判。经过双方多次磋商，
在停止武装对抗、民族自治、经济政策以及军队的保留问题上取得进展，达成协议。
主要是：同盟军编入缅甸边防警察部队，在编人员按月发薪饷，授予军衔。正式承
认果敢、勐古为缅甸特殊的地方政府“第一特区政府”。
1992年7 月13日，我加入缅甸国籍，时任独立营政治副营长。
在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生活那么久，不知为什么，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不是那
些朝夕相处的弟兄们，恰恰却是那接触不多，而又沉默寡言的老兵刘叔，那时我在
南转部队蹲点一个月。
他姓刘，从他的外貌看极为平常，就像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淳朴的老农。如果
硬要从他的相貌上寻找什么特点的话，除了一身夹克式绿军装，那就是人到暮年，
头发花白，牙齿脱落，一张口就露出紫红的牙床。说话当然咬字不清，常常把召喊
成“赵”，唐唤成“汤”。尽管如此，从南转部队首长到新来的弟兄们都体谅他、
尊敬他，因为他是这个部队最老的士兵，真正的“开国元勋”。同时，谁也离不开
他，他不仅给大家生活上带来方便，而且还掌握着发号施令的大权——负责敲钟。
南转部队作战时用军号，平时日常生活的信号就是钟声。他敲钟敲了多少年了？
我不知道。据老同志说：整编那天起，他就主要干这活儿。
也许由于熟能生巧的缘故，他敲钟竟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声音不快不慢，嘹
亮悦耳，传得很远，震得山谷都发出了回音。偶然他病倒了，换成另一个人去敲，
大家立刻惊骇地互相询问：“不对，这不是刘叔敲的！刘叔怎么了？”
照一般人的话来说，敲钟不是很容易的事吗？拿铁锤向吊钟撞去就行了，其实
没那么简单。我们姑且不说起床上操下操吃饭集合休息的信号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如果把上操敲成了起床，司令部不就乱套了。单就那钟声的快慢轻重长短间歇来说，
仿佛演奏音乐一般，才能引起人的注意，产生共鸣，使人听从它的指挥。他敲钟不
像敲钟，他是用钟声与你说话。每一次仿佛不是用锤子打出来的，而是用他的心撞
出来的——南转的弟兄们都有这个共同的感觉。
老兵刘叔的生活平淡而艰苦，一日复一日，雨季更没有一天可以休息。早晨别
人躺在热烘烘的被窝里，他就起床了。吊钟挂在司令部前面的小山坡上。他总是踩
着展露立在钟架下，一边有板有眼地敲，一边用眼睛四下搜寻，宁可多敲几下，也
不愿意弟兄们迟到。对这，我是深有体会。我的宿舍在弹药库附近，高司令部八百
米，因此经常比其他弟兄们晚跑几步到达操场。这时，他总是远远地冲我一笑，点
点头，直到我已站进直属队列，才让钟声停止下来。不过，我们之间的交往仅此而
已。
后来我们的接触稍微多了一些，原因是他除了敲钟，又额外地揽上了勤务兵扫
地和送开水的杂务。司令部里，你可以看见他弯腰曲背，握着竹帚打扫走廊，提着
长颈炊壶，一间屋一间屋地为你注上一杯冷开水。对我这个来自内地的青年大学生，
似乎又特别照顾，每晚还要送一次来，把我的竹壳温瓶灌得满满的。灌满就走了，
从不多说一句话，恐怕是担心影响我学习的思绪。我这人很不注意小节，纸张、书
籍扔得到处都是，他就给我拾起来整理好，我很感激他，可他只淡淡一笑，忙着干
别的事儿去了。
有回我还对他发过一次火，那天，我从十几里外的连队口干舌燥地回来，抱住
水瓶就喝，可是，水瓶里一滴水也没有。一天前，我走时装满了的呀？我火了，砰
地把水瓶往桌上一放，大声喊道：“水，水，谁倒了我的水？”话音未落，跟随我
进来的刘叔忙把他的大茶缸递到我手中，似乎想说什么，但却没有说，走了。一位
干部责备我道：“你吼哪样？今天伙房修灶，没烧水，刘叔自己架柴一瓶水一瓶水
地烧，你知道吗？”我的脸发烧了，忙去找他道歉。刚走到他的门口，就听到军医
对他说：“刘叔你的腰扭伤了，今天就别烧水，休息吧！”可刘叔却说：“没这种
说法，哪能一点痛就躺下来呢？”站在门口，我的眼睛发涩了。
刘叔的外形愈来愈苍老，但他肩上的担子不仅没一天减轻，反而变重了。敲钟
扫地，送开水，又加上了到伙房帮厨。我见他从早到晚手脚没有空闲过。我真不明
白：在这个骨瘦如柴的身体内究竟蕴藏着多少精力？他怎么能承担得起这样重负。
有一天吃过早饭，我敲着瓷碗经过伙房后面的阴沟，见到刘叔正弓着背站在地
沟边捞饭粒。我走上前去关切道：“刘叔，算了！你看多脏？”
他抬起一撮米饭，感叹地说：“那年如果有这些脏东西，该要救活多少条人命
啊？！”
听了这话，我的心弦颤动了。是的，没有在内地“自然灾害”年代生活过的人
是很难有这种感受至深的体会的。
受他的感染，我也挽起衣袖和他一起捞饭渣。经过交谈我得知他也是中国人，
老家在安徽凤阳农村，“自然灾害”使他的父母。妻子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得浮
肿病死了。他一气之下，就出来闯荡。
我同情他的遭遇，真挚地对他说：“农村现在早把土地承包给个人耕种，吃饭
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您应该回老家去看看。”
他抬起头：“是吗？”
我认真地点点头：“是的。”
他宽容地一笑：“那你怎么又要离开祖国？”
我不得不低下头。是啊，一个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解决温饱吧？
“叶落还要归根。”我椰榆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自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