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到让人害怕的地步。”杜拉斯在她写于1995年的最后的作品《全在这里了》中口述过这句话。《情人杜拉斯》不是在她口述之下写成的，但是根据她的命令写的。这是表示没有离开她的另一种方式。我们在书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我服从您的命令：写作。写作，是他在写作。”通过写作，他从头回忆起这场爱情，让它永远不会结束。他当时还是康城的一个年轻学生，读她的作品，却一直没有见过她。他天天给她写信。她又惊讶又激动，召见了这个天天给她写信的人。她在《80年夏》中承认，那是她一生中所收到过的最美的信。对他来说，自从她在1996年3月的那个星期天离开他之后，他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她。她不时鼓励他说：“……我要死了。跟我来吧！没有我您怎么办？”有时则恰恰相反：“写作吧，没必要自杀。别做蠢事。”那场爱情的内容，就是：诱惑与试图陪伴她。因为她在她的墓穴深处腐烂了，他也在家里腐烂了。那个房间已变成一个垃圾堆，他执意成为一个脏鬼：几个月不洗澡，不起床，不说话；光喝，光睡，光胖。他躺在床上抽烟，一直抽得喘不过气来。他竭尽全力摆脱那个不卫生的深渊，决定重走那条熟悉而内在的道路，写作之路。像捡木柴一样收集词句和回忆，以便当孤独像漫长的冬天一样袭来时，能用它们来取暖。
（马蒂娜 · 德拉博迪）
译自法国《快报》周刊1999年9月第2513期
生活就是一部书
说不尽的玛格丽特 · 杜拉斯。永远道不尽。她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个虚构者。她在想象与现实、幻觉与真理之间颠簸。她是一个魔术师，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巫婆？昔日，那个神秘的中国情人曾危险地抚慰她的青春；今天，法国特鲁维尔的这个情人，像神话中的人物一样，灵与肉都属于玛格丽特。她创造了他的身份，在圣洛朗时装店买衣服给他穿，将他沦为奴隶。爱他，讨厌他，喜欢他。
剩下的就是文学了。但对玛格丽特 · 杜拉斯来说，文学恰恰就是一切。所以，人们不会觉得奇怪，那个年轻人，扬 · 安德烈亚，最后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从杜拉斯作品中的人物成了作者。在他的第二本书里（当他可怕的女主人昏迷数月时，他写了一本书送给她1），扬没有转弯抹角。他大胆地讲述了他连续多年与杜拉斯保持的疯狂的联系。作家杜拉斯这回成了书中的人物。这是公平的。
所以说，那场爱情，是发生在一个古怪而著名的老妇人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子之间的一对违反自然规律的情侣？如果这样说，那就是对这场爱情的本质还认识得不清楚。然而，这两个一切都相反，首先是年龄和性欲反差太大的人，他们的爱情的确是反常规的，不自然的。他们既不是谢里也不是莱亚，也不是玛丽 · 雪莱1笔下的弗兰肯斯坦。那是盖佩托和皮诺切奥2了？也许更甚，因为杜拉斯想根据自己的样子雕刻扬，而扬并非木头……
扬细腻而执着地讲述他们的相遇：一个年轻人，读了一部叫做《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的小说后惊呆了，他迷上了作者玛格丽特 · 杜拉斯，给她写了许多信，但没有回音。他是康城的大学生，杜拉斯则住在特鲁维尔普鲁斯特住过的一家豪华大旅馆里。终于有一天，她邀请了他。他提着劣质红酒前来。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走出她的生活，她的作品。他成了她的囚徒和奴隶。她古怪、任性、易怒而又善良。他感到痛苦，他爱她，他进行反抗，但往往又乖乖地回来。是的，生活就是一部书。扬 · 安德烈亚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描写了他们共同的生活。他以杜拉斯的方式进行写作，甚至进行文学模仿。但这不是滑稽可笑的仿作，他多多少少有意地——又有谁知道呢？——用硫磺和玫瑰香水写下了这部作品，有点做作，有时甚至很可笑，但其魅力永远无法抵挡，他几乎说出了一切：没有满足的欲望、不太可能得到的快乐、疯狂的妒忌、开车沿河兜风、喝酒、流浪、狂笑、贪婪地工作。最后，当杜拉斯消失时，这个孤独的情人痛苦而恐慌，他绝对浪漫，甚至不想活了。
一本奇异的书：隐秘掠过纸面，但马上就像水泡一样破了：杜拉斯的一切尽在其中：她绝妙的坏脾气、她的假天真、她显然的世故。空中传来探戈的舞曲声，他们轻轻地哼着《卡布里，完了》，一起背诵“爱”这个单词的动词变位。就像昔日西尔薇 · 瓦尔坦所唱的那样：如果这不是爱情，那就好像……
（让…弗朗索瓦 · 若斯兰）
译自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9月1810号
访谈录（一）
他的脸上带着孩子气，让人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有那么疯狂的爱情故事。这种爱情，肉体之欢是有限的，总的来说是悲剧性的。他很乐观，好像天生如此，赤着脚，踩在他的出版人马朗 · 塞尔女士办公室的地毯上。他不叫扬 · 安德烈亚，这个名字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给他创造的，而且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
扬：她用我的名字和我母亲的名字组成了我的姓。她取消了我父亲的姓。我的老家在布列塔尼，所以她又在我的姓名后面加上了“斯坦纳”。于是我便成了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名字，还不如说是某本书中，某部电影里的一个人物。
记者：1980年夏天之前您在干什么？
扬：康城马莱伯中学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的学生。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漫不经心的人。我研究哲学，我对学说和观点比对文学更感兴趣。我略懂罗兰 · 巴特。我很喜欢他。后来，我读到了《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然后便给她写信。就这样。但我早就在这本书里面了。那个懒散的躺在垫子上的家伙就是我。后来，我又躺在了床上。在电影《大西洋人》中。我们的一见钟情在我们认识……在我们见面之前就发生了。
（他笑得很厉害，也许是在吼叫。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在自我掩饰。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可爱的、温柔的、梦幻的东西。）
当时我二十七岁。我很腼腆。一种病态的腼腆。我忘了自己是谁了。我变得一钱不值。她让我明白了肉体仍在。她在具体的生活中，在思想而不是在推理。她不作分析，从来不作分析。
（他谈了一点她写作的情况，很不乐意，经常停下来。那种喜剧演员常用的沉默已经很出名了，他用得炉火纯青，使对话者产生动摇。）
她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专制的灾难。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是否继续生存的问题。这一切都和贫穷，和童年有关。她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记者：不过，《情人》出版之后，她变得很富有了，不是吗？
扬：对她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钱，她不感兴趣，只是她不时地给银行打电话。“我还有多少钱？”她问。人们给了她一个振奋人心的数字。她叫着我的名字：“扬，您听听这个数字……”当我们超过十万法郎时，她高兴得像个小女孩。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很穷。贫穷感依然如故。
（他不想或者是不能谈他自己，话题老是回到杜拉斯身上。）
记者：您会不会有时觉得或感到身不由己？
扬：会。我经常失足，在这个地狱里，她没有给我钥匙。她常说：“各自的路各自走。”
记者：她说得没错。您成了一名作家……
（他显得有点慌张，但也很高兴。）
扬：不！不！而且，她经常这样跟我说：“扬，您，您没必要写作……”也许这会妨碍她。她很刁钻。总之，她从来不允许我坐在她写作的位子上。
记者：您的家人对这些事怎么看？
扬：我母亲完全接受这一事实。她没有鼓励我，但她发现我身不由己。我不能打电话给她，不能去看她。杜拉斯的妒忌心可怕极了。她恨我母亲，恨我的姐妹。我没有权利看别人，看女人……难以想象……她对我丝毫不放松。我整天干活。洗碗、打字、陪她看电影、开车陪她兜风。白天，黑夜，永远没完没了……所以，当我母亲来巴黎时，我只能偷偷地去看她。我害怕。我老是看表。我浑身上下不自在。我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记者：杜拉斯的朋友们怎么看您？
扬：没有人看我。她不让别人看我。我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她尤其不愿意我跟别人谈论她。事实上，她这样做是对的。我现在发现，她的这种苛求保护了我们的关系。
记者：说到底，您是一个囚徒。拿让 · 热内1的话来说，是一个爱情囚徒。
扬：又是又不是。囚徒，是的。她到处把我带在身边……有时，这显得很滑稽。有一天，她在餐厅里点了一些牡蛎。她问侍应：“您知道我是谁吗？”“当然，我知道您是谁。”侍应回答说。于是，她对我说：“您看，扬，一切都没完。吃！”她感到很宽慰。为了感谢侍应，她在菜单上给他写了一篇很美的文字。
记者：这场爱情究竟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
（他摇摇头，不再笑了。他盯着您看，目光炯炯，就好像是杜拉斯的目光一样。）
扬：不，这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事情。一场相遇。我总想起《广岛之恋》中的那句话：“我喜欢你，多了不起的事啊！”
记者：您的书把您解放了出来……
扬：啊，不！这本书，是我寄给她的一封信。我重新开始做1980年夏天之前我做的事：还在给她写信，永远给她写信。
（文中记者为让…弗朗索瓦 · 若斯兰）
译自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9月1816号
访谈录（二）（1）
1996年，杜拉斯去世后，扬突然失踪。直到1999年1月才公开露面，并接受了法国《事件》杂志记者的独家采访。以下是记者与扬的访谈录。
记者：《事件》杂志发表了菲利普 · 索莱尔斯1的访谈录后，我们找了您三个月。索莱尔斯在谈话中把杜拉斯描述得很可怕。那篇东西引起了您的愤慨。
扬：菲利普 · 索莱尔斯的话如此中伤她和我，我得奋力反驳。那场谈话最让我惊讶的是索莱尔斯的痛苦……
记者：索莱尔斯没有谈论自己，而是谈论玛格丽特 · 杜拉斯。一个痛苦的女人。生活过，写作过，为了痛苦和让人痛苦。
扬：他说的是他自己，索莱尔斯的痛苦。他应该这样问：“为什么杜拉斯没有爱我？”索莱尔斯用自己的痛苦——他无法掩饰这种痛苦——来攻击一个叫杜拉斯的作家……索莱尔斯试图毁掉杜拉斯，但没能做到。理由只有一个：杜拉斯，她写作。而索莱尔斯，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写作。他还没有入门。这既让人可怜又让人惊讶。
记者：对杜拉斯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
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问自己什么是事实。不是真实，而是事实……她自己并不重要。“杜拉斯，无足轻重。”她曾这样说。在《黑夜号轮船》中，她引用了托马斯 · 曼的话说：“作家，什么也不是。”……她根本不自我陶醉，她不存在……她什么都要，什么都不要。这是一个曾经生活过的人……必须自由。绝对自由的人，就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自由得直至疯狂，直至厌恶——厌恶自己，厌恶别人，厌恶世界——夹杂着对人们的爱，爱一切，爱动物、植物、音乐、食物、牡蛎，还有我。
记者：既厌恶又爱。
扬：是的。同时。就在这时间和空间里，某种东西诞生了。某种东西出现了。
记者：当您接近她的时候您就预感到了这一点？
扬：没有。1975年，玛格丽特 · 杜拉斯来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推介《印度之歌》，我当时在康城读哲学。我问她能不能给她写信。“可以。给我写信吧，寄到圣伯努瓦路五号。”她给了我地址。我惊呆了。
记者：从1975年到1980年，您给她写了一大堆信，却没有再见到她……
扬：没有。而且没有回音。我则读着她的作品。别的什么也不干。借助于第三者我们才相遇。这个第三者就是作品。玛格丽特极为孤独。她重新制造一切。她就像一个绝对神奇的新作者一样写每一本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就生活在这种永恒当中。她就是以此为代价写作的……她极为迫切地保持真实。我有时见她骂人，但她从不蔑视别人。她平等待人……一种十足的难以做到的民主。杜拉斯的狂热就是试图得到它，试图不杀人，不自杀。这是一种生命的赌注。她与金钱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她在饭店吃饭从来不给小费，哪怕一个法郎。有时我悄悄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