馍蟛槭摇Ｒ恢惫匮毫�47天以后才放回家去，结果金钟泌被剥夺了公职和私有财产，沦为“平民”，他搂着夫人朴英玉号啕大哭。 著名的“光州起义”爆发于5月17日，也就是在全斗焕颁布“非常戒严令”的当晚，韩国各地纷纷举行反对“非常戒严令”的集会，韩国第三大城市光州市，素有斗争传统，走在斗争前列。5月18日，20万各界群众参加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学生和市民高举“全斗焕下台！”等横幅，强烈要求释放金大中及被捕的学生和各界人士。 全斗焕立即调遣空降旅和大批军警前往镇压，武装军人残暴地殴打和屠杀无辜群众。愤怒的群众被迫从5月20日起用木棒、镐头、铁管等进行反击，同军警进行搏斗。他们捣毁电台和警察局，切断市内电话线，组织公共汽车车队冲击军警封锁线，夺取装甲车和军用卡车来同军警对峙。最后，攻占了警察局的军械库，取出武器弹药武装群众，筑起街垒同军警对峙。 21日，市民抬着遇难者的遗体上街游行，武装起来的市民与警察展开激烈的枪战，军警在群众强烈的反抗下撤离市区。 占领光州后，示威群众推选15名社会著名人士和学生领袖组成了对策委员会，要求军队全部撤出光州，释放被捕群众，给死伤者以赔偿，并准备派出代表同当局进行谈判。 但军事当局无视群众要求，决意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5月24日，将金载圭等涉嫌刺杀朴正熙的军人处以绞刑。 27日凌晨，全斗焕增派精锐部队，将光州市团团包围，大批武装军人在直升飞机、坦克、大炮、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市区发动了总攻击，控制市区后立即进行了大逮捕。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群众约有三百人死亡，数以万计的人受伤，大批人被逮捕或处死。 5月31日，全斗焕以“在非常戒严时期，为了便于总统指挥监督戒严工作、加强内阁与戒严当局的合作关系”为借口，强迫政府新设立一个机构———“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自任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长。实际上，此机构完全替代了国务会议和内阁的职能，是一个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最高统治机构，至此全斗焕完全统揽了军政大权。 “汉城之春”只开花，没结果，民主化短暂的春天，由于军人的专横而迅即被政治的严冬取代。但是，“要民主，不要独裁”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它已成为韩国不可抗拒的政治进程和历史潮流。到底是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一个稍微开明一些的“民主政权”，还是维持一个“没有朴正熙的朴正熙独裁政权”？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舞台上仍在展开着一场激烈的角逐。 韩国政治阴霾密布，从一场厮杀迈进又一场厮杀，人民饱受专制之苦，从一个灾难陷入另一个灾难；人民憎恨独裁者的暴虐，朴正熙之死并不是斗争的结束。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牢狱磨难下的“亚洲曼德拉”（1）
金大中的最后陈词轰动世界，牢狱磨难下的“亚洲曼德拉” 在全斗焕导演“五·一七政变”的当晚，他立即逮捕了金大中，罪名是“叛国通共”。 与金大中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他的大儿子金弘一、弟弟金大义，以及金大中派系的金相贤、文益焕、芮春浩、金禄永、韩和甲、宋建镐等人，他们都被关押在中央情报部南山地下室，都受到残酷的拷打。 金大中的总务秘书金玉斗，被中央情报部的审讯人员剥光衣服，再把两手铐在背后，然后审讯人员挥舞着四棱木棒，叫喊着说：“金大中是赤色分子！你接受金大中的指示去北方几次？夜间听了北方的广播后是怎样向金大中报告的？在野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多少资金？”审讯人员用四棱木棒捅进金玉斗的嘴里乱绞，再用夹子夹住舌头往外拽，用棍子把他的脑袋打得血流如注，然后用抹布擦一擦了事。 金大中虽然没有受到拷打，但被审讯人员剥光衣服，让他听隔壁房间里传出来的被拷打者的惨叫声，审讯人员三班倒地连续几天不间断地审讯，不让他睡觉。金大中被折磨得神志恍恍惚惚，身心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5月26日，光州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新军部决定将光州的抗争事件与金大中挂起钩来。但是，光州事件是在金大中被捕之后才爆发的，这就需要进行“技术处理”，中央情报部从一个叫郑东年的青年学生身上找到突破口。 郑东年是全南大学的大学生，是一位校园反独裁的核心人物。他在4月份的时候曾去过金大中的家，想邀请金大中到大学做演讲，刚好金大中不在家，郑东年就在访问名簿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以后郑东年没再找金大中，金大中自然也不会去跟一位不曾谋面的青年学生联系。 5月17日晚上，搜查人员从金大中家中搜走了那本访问名簿，看到姓名录上有郑东年的名字，光州抗争的时候郑东年正好在光州被捕。新军部决定将金大中与光州事件挂钩，中央情报部就对郑东年进行特殊处理，对他进行残酷的毒打，要他交代跟金大中有哪些勾结。 5月31日那天，郑东年忍受了两个小时的拷打，最后挺不住了就大叫道：“不要打了，你们编一个脚本吧，我签字好了。” 审讯人员就编了一份郑东年的交代书，内容是5月5日郑东年由金大中的秘书长金相贤带到金大中家里，金大中给了郑东年500万元经费，指使他到光州发动暴动。审讯人员对郑东年说：“你是从金大中那儿拿到500万元的，好好记住，是500万元。” 6月3日，中央情报部的人在南山地下室提审金相贤，把郑东年签名的交代书递给他，金相贤也是在5月17日晚上与金大中同时被捕的，此时他正在进行绝食斗争。审讯人员把金相贤的衣服剥光，把他放在水泥地上拷打，边打边说：“郑东年已经交代，说是在你的指引下去金大中家的，拿了钱决定在光州策动民众起义。你为什么要否认？在这里讲跑题的话，休想活着出去！” 金相贤开头也咬着牙忍受毒打，最后“连项羽壮士也难以忍得住”了，只好在审讯人员递过来的交代书上签了字。 全斗焕看到郑东年和金相贤签名的两份交代书，一拍大腿，连连大叫“好！好！好！” 6月15日，搜查人员把郑东年和金相贤的交代书拿到金大中面前，将他的衣服剥掉，对他进行一番辱骂恐吓，然后对他说：“如果你否认，别人就会更加痛苦。” 此时金大中被折磨得神志迷迷糊糊，心想先承认了吧，以后再到法庭上陈述真情，便承认了搜查人员编造的罪证。 金大中在日后回忆说：“连着几天进行不让睡觉的审讯，比挨打还难受，让人感到要窒息和发疯。我也是人，当时从身心两方面都已达到了临界点。我抱着准备到法庭上再陈述真情的目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这样，金大中犯有策动光州暴动的“内乱阴谋罪”的罪名就成立了。 6月28日，联合搜查本部搜查局长李鹤棒来到南山地下室，对金大中说：“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那么，除了总统本职外，我们可以让你担任其他的任何职务。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你继续存在下去，不得不处决你，即将开庭的审判也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金大中当然不想死，一个多月的审讯和折磨已经使他神志不清，所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李鹤棒看到金大中一言不发地坐着，就又开口： “看来，我的话也许太突然，你恐怕一时也很难决定。这样吧，三天后我会再来的，请你这几天认真考虑一下。” 李鹤棒走后，有个职员送来一份报纸。金大中自从被抓以后就没看过报纸，他急切拿起报纸就浏览起来。从这份报纸上，他才知道42天前光州发生了严重的抗议斗争，学生和市民高呼释放自己的口号，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而且牺牲了二百多人，他明白了新军部给他罗织的罪名是多么严重！ 金大中高度震惊，加上心身疲劳到了极点，一下晕了过去，这一晚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 金大中一夜没有合眼，沉思了一夜，他曾闪过出狱后携全家到澳大利亚定居的念头，但马上又否定了这一想法。他决不能背叛那些曾经热烈支持过他的青年学生们，一想到那些要求释放自己而被戒严军屠杀的光州人民，他就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政变当局合作，他下决心要同那些要求释放自己和为了解除戒严而牺牲的人们一道死去。他觉得，这才是他的人生之路。 三天后，李鹤棒又来找他。 金大中告诉他：“我不能跟你们合作，对我来说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我意已决，请你们杀了我吧。” 李鹤棒一听，满脸不可理解的困惑，就又试图说服他。金大中决心已定，也懒得再听他唠叨。最后，李鹤棒注视了金大中一会儿，才悻悻走开。 7月12日，戒严司令部联合搜查本部将金大中等37人移交给陆军本部军法会议检察部，开始进行军事审判准备，并把他们从南山地下室移出来，关在陆军监狱。 新军部对金大中的预定裁决是要判处死刑，但是“内乱阴谋罪”在法律上的最高量刑是无期徒刑。为了能置金大中于死地，军事法庭根据新军部的要求，给金大中罗织了一条“反国家罪”的罪名，这种罪名可以判处死刑。 金大中犯的所谓“反国家罪”，是指他在1972年“十月维新”政变之后，流亡日本和美国期间组织“韩民统”的活动，当时“韩民统”的宗旨是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民主主义、促进南北和平统一的，但是，并没有要反对“大韩民国”这个国家。而且，金大中自1973年被中央情报部特工绑架回国，就一直被朴正熙政权软禁和坐牢，跟“韩民统”早就失去了联系。但军事法庭不管这些事实，他们根据全斗焕的需要，按照新军部的预定裁决，硬给金大中扣上这条罪名。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牢狱磨难下的“亚洲曼德拉”（2）
8月14日，军事法庭举行“金大中一伙内乱阴谋事件”的首次审判，与金大中同时被审判的同案犯还有23名民主人士。他们是： 文益焕（牧师）、李文英（教授）、芮春浩、高银泰（诗人）、金相贤、李信范（学生）、赵成武（学生）、李海赞（学生）、李锡杓、宋基源（学生）、薛勋（学生）、申载哲（学生）、金绿永、金东烷、徐男东（教授）、韩胜宪、李海东（牧师）、金润植、宋建浩、韩完相（教授）、李浩哲（小说家）、李哲敦、柳仁浩（教授）。 9月13日上午，金大中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在法庭上听取金大中最后陈述的共有 六十多人，包括二十多位被告家属，美、日、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使馆人员，四名国内记者代表，还有《朝日新闻》等外国媒体的记者。 金大中的最后陈述进行了1小时48分钟，像遗言一样悲壮而沉稳，震动了整个法庭，甚至连在监视室里的联合搜查本部的人也受到感动：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被杀，这一不幸事件就是所谓的‘一○·二六’事件，1979年12月5日，在举行朴正熙国葬的时候，金寿焕大主教曾说过：‘上帝，请让所有人理解死亡的意义吧’，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朴总统的死是新民主时代到来的契机，可在‘一○·二六’扩大戒严之后，我们的民主主义却遭到了各种考验，当时曾有许多人表示乐观。我始终担忧，我认为80年代将是民主到来的时代，可当前还要经受各种考验，因为朴总统执政18年，支持维新的势力依然存在，依靠他们不能实现民主。我从来没有主张要清除维新势力，对金钟泌我也希望通过正当的选举来进行斗争，‘一○·二六’事件使民主势力和维新势力之间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我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是让民主势力和维新势力通过合作来治理国家。我一贯主张国民应该和睦，不搞政治报复。但他们却不顾我的主张和担忧，终于制造了‘五·一七’不幸事件，对此，政府当然应该负责。 “‘一○·二六’事件之后，韩国国民发挥了为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勇气和自我克制的精神，这足以受到世人的称赞，可是政府却蔑视国民的希望。不解除戒严，模棱两可地推迟修改宪法的讨论，不但使国民产生了怀疑，还使学生走上了街头。过渡政府并没能消除国民的疑惑，朝野曾努力促成国会的召开，结果却白白浪费了宝贵时间，导致了今天这种混乱的状况。军政府为何不接受我个人要求对话的请求呢？为何不让我发表要求学生克制的声明呢？我是连一颗子弹都不会放的人，我最希望的事就是进行选举。 “我是非暴力抵抗主义者，至于‘韩民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