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上做不到，因为没有国际的支持与承认。假如坚持命名为大使馆，他与同伴们将不断地受到压力，不能做真正建设性的工作，采用委员会的笼统名词，他们可以要求别人也有不可否认的权利，为韩国的自由独立服务。 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活跃，直至华盛顿裁军会议闭幕以后，它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列强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太平洋伸张的危险，对韩国人民的要求又置之不理，但是李承晚使委员会不断地紧张工作，再接再厉，不屈不挠。 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在其成立初期开展了相当活跃的活动，而后来却渐渐经受不住考验，独立运动人士东零西散，连组阁也成了难题。此中的原因，首先是日寇的破坏；其次是在财政上遇到巨大的困难。 起初，临时政府募集了一些资金，到了1921年底，由于国内的联络网被日寇破坏，这一财源处于隔绝状态。临时政府也曾在北美和夏威夷募集公债，但很不顺利。 1925年3月，在上海发生了弹劾李承晚总统的事件。紧接着，从美洲来的资助断绝。弹劾的理由是，李承晚被推举为总统后，只是在上海暂住了几日，而后便长期住在美国，实际上履行不了其职责。于是，临时政府的议政员于1925年3月正式通过对他的弹劾案。 临时政府既无人又无钱，李承晚总统被弹劾后，朴殷植被推举为代理总统，后来总统制干脆改成国务领制。李相龙被委任为第一任国务领，从东北到上海赴任，他一再物色阁员却无人出任，愤而拂袖而去。洪震接着受任组阁，从镇江赶到上海，也因组阁不成而离任，有一个时期，临时政府处于无政府状态，成了议政院的一大难题。 独立运动人士为何一下子显得这么少了呢？首先，由于临时政府的军务次长金熙善、独立新闻社社长李光洙和议政院副议长郑仁等变节投降，回到了国内。其次，因为国内各道、郡、面的联通制被日寇发觉，许多同志被捕。再其次，则是许多独立运动人士为生活所迫，各奔东西找赚钱糊口的门路去了。 就在这时，经过临时政府国民议会的李东宁劝说而出任国务主席的是金九，金九与李东宁一起日夜讨论如何打开这一艰难的局面，最后决定引发一些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使各国知道韩国临时政府的存在，使韩国人士重新焕发从事独立运动的激情。于是，便有了李奉昌义士和尹奉吉义士的举事。当时，在对日斗争方面，临时政府最重视的是外交活动、军事活动和恐怖活动，在金九的安排下，1932年1月发生了李奉昌义士刺杀日本天皇的事件，4月又发生了尹奉吉义士的义举。 李承晚一贯的见解，就是认为应在华盛顿或日内瓦寻求外交上的支持，然而在中国流亡的同僚，则坚决主张采取革命的行动，他们正处于对日抗战的环境里，自然力求进行破坏工作。他们得到中国政府方面许多友谊的保证，如政治庇护和金钱与武器的供给等，凡此种种当然与李承晚的政策背道而驰。对于这些事，他很感懊丧，但对于当时当地的情形，他也完全了解。无论如何，韩国人民深受日本之害，不反抗是不堪设想的，他们的痛苦太深了。 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同僚们一直保持着基本上的一致，虽然他们的意见有分歧，但是在情形许可下，他们尽量讨论不同的意见，不论对方是否同意，都能彼此尊重而且彼此了解。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韩国人在中国大陆上的各种反日力量
韩国人在中国大陆上的各种反日力量 从1895年闵妃被杀害的“乙未事变”开始，韩国义兵起义的导火索就被点燃了，当时柳麟锡、李昭应等义兵队伍进行反日斗争，各地义兵处决了投靠日本的23名观察使和郡守。 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后，韩国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共同谴责和反对卖国条约，全国的反日义兵斗争风起云涌，这时全国义兵斗争扩大到全国各道240个郡和中韩、中苏边境地带，相继涌现出崔益铉、柳麟锡、许为、李康年、李麟荣、洪范图等著名将领。仅1907年至1909年间，义兵就进行2672次战斗，参战人数十三万八千六百余名，大量消灭日军及亲日走狗。 中国东北地区是韩国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场所，韩国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独立军武装斗争在东北地区十分活跃。20年代前后，东北地区有七十多支独立军部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金佐镇的北路军政署军、洪范图的大韩独立军、李相龙的西路军政署军。后来，又通过组织韩国独立党而建立了韩国独立军，通过组织朝鲜革命党而建立了朝鲜革命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这一时期，独立军进入韩国境内袭击日军980次，在中国东北与日军交战132次，洪范图、李相龙、金佐镇三部统合编成的大韩独立军团兵力达3500名。 “三·一”运动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面与这些武装斗争团体取得联系，一面努力争取统率他们。1919年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同时设立了军务部，曾经尽力想把活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各支独立军部队置于其统辖之下，但是未能如愿，它不具有统帅各支独立军的功能，只能为独立军做点联络工作，与独立军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斗争相比，可谓有名无实。 临时政府尽了一切努力想由军务部统帅和壮大所有的反日武装部队，甚至想把军务部迁到满洲，就地整饬独立军的体制，也想依靠旅居于中国的韩国同胞新建一支独立军，直到1924年，临时政府设立“陆军驻满参议府”，有些独立军部队接受了临时政府的管辖。但它仍未能把所有的独立运动力量都置于它的统率之下，因为东北距上海很远，而这些独立军里又有许多对临时政府不满的反对派。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韩国的统治有所加强之后，其野蛮侵略中国大陆的计划便正式开始了，1931年9月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1月发动的上海事变，便是其第一个步骤。但这也使韩国的独立运动开始看到了曙光，因为日本出于其野心，必会与中国、苏联和美国引发战争，那时韩国争取独立的事业必然会迅速发展。 临时政府为捕捉住这种机会表明自己的存在，断然采取措施，金九与李东宁设想了暗杀活动，以便使国内外人士焕发出从事独立运动的斗志。1932年1月，派义士李奉昌在日本宫城樱田门前投弹炸日本天皇，1932年4月，又派义士尹奉吉向正在上海虹口公园庆祝上海事变胜利的日寇侵略罪魁投弹，炸死炸伤了驻上海日军的总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陆军中将植田谦吉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 虹口公园的这一义举，由尹奉吉一人成事，所取得的最大效果，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1931年5月到7月，日寇制造万宝山事件，阴险地离间中韩两大民族的关系，中国朝野对韩国人的感情也确曾恶化。而由于这一虹口事件，中国朝野改变了态度，转而积极支援韩国临时政府。中国政府不仅保护韩国临时政府的要人们，而且开始给予临时政府以财政支持。 另一方面，韩国的独立运动活动家也重新活跃了起来。1932年7月，赵素昂、金料奉、金弘叙等的韩国独立党，柳东悦、崔东旿和金学奎等的朝鲜革命党，尹琦燮、李青天和赵擎韩等的新韩独立党，金元凤、尹世胄和李英俊等的义烈团以及申翼熙的大韩人独立团等五个革命团体，在南京成立了对日战线统一同盟。这是右派与左派合作的同盟。 虹口事件发生后，为了躲开日寇的追踪，临时政府迁到了杭州。一直坚持在临时政府的李东宁、金九、李始荣、赵琬九、宋秉祚、曹成焕、朴赞翊、车利锡、严恒燮、闵弼镐和金毅汉等，不得不隐匿于杭州和嘉兴，安昌浩则在上海被日本警察逮捕后被押送到国内。 就这样，诚如金九和李东宁之所料，满洲事变与尹奉吉义士的壮举，使韩国独立运动的热情重又得到苏生，临时政府成了抗日武装斗争的新的主要角色。 1933年5月，经江苏省主席、中国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斡旋，金九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校长室同蒋介石会晤，达成了为韩国的独立战争培训军官的协议，在远离南京的位于河南省洛阳的中国陆军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特设韩国人特别班，广招愿意参加独立军的青年到这个特别班接受培训。 经过充分筹备，韩人班作为中国陆军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第二总队第四大队所属的陆军军官训练班第十七队，于1934年2月正式开学，李青天、李范姡У仍诼抻肴站蕉嗄甑亩懒⒕刹咳谓坦佟５笔保飧龆佑衫钋嗵斓Ｈ巫芨涸鹑耍衫罘秺＇任队长，主管教育和军训，对92名学生进行战术培训。这个班的学制原定两年，但由于日寇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第一期的62名毕业生于1935后4月提前毕业。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被任命为中国军队的军官，一部分人转到南京的军官学校继续深造，另一部分人则成了临时政府的军事要员。 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野心，使得中日两国于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全面的战争。1937年7月15日，也就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之后，临时政府由李东宁主席主持在南京召开国务会议，讨论了非常对策，让当时的军务部长曹成焕主持军事委员会工作，制定对日作战军事计划和一切有关业务。为了组建开展独立战争的大部队，加快培养初级军官，号召在中国军队里的韩国人和在中国的韩国青年，齐心协力参加抗日战争。 各个政党为适应对日战争也调整了阵营，属于右派的韩国独立党、大韩民国党、朝鲜革命党和美洲的同志会（李承晚等）、国民会（玄循等）、大韩独立团（金乎等）、妇女爱国团（朴信爱等）、团结会（田耕武等）、爱国团（韩始大等）等九个团体，于1937年8月在南京形成了韩国光复阵线。属于左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团、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革命者联盟等三个团体则于1937年12月在汉口组成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 为了组编一个联队规模的独立军，募兵活动需要资金30万元（中国币），培养200名初级干部需要资金7万元（中国币），这些费用的来源依靠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韩国侨民的支持。1938年，临时政府的财政预算总额为57万元，其中军费占64％。 綦江距中国的陪都重庆仅有100里地，临时政府这样连续不断地迁移，使得为了募集兵员和培养初级军官而筹集的资金，只好被转作临时政府的迁徙费用。 临时政府迁至綦江后，要求中国方面把临时政府视为对日交战团体，让临时政府正式参战，让军务部长曹成焕带领军事特派团到西安前线，开展组建独立军的募兵工作和宣传活动等战地工作，1939年12月22日，临时政府以全体国务委员的名义又向国内外同胞发表了关于临时政府独立运动方向的长篇文告。 1939年10月，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在重庆正式组成。这是一些同中国政府一起迁移到重庆的韩国青年，他们曾耐心等待临时政府率领他们抗日，而临时政府的军事活动却总是处于制订计划的阶段，于是，这三十多名血气方刚的青年便自发组成工作队，切盼早日上前线与日军战斗，这个战地工作队是与临时政府步调一致的抗日团体。 这个工作队都是卓有学识的青年抗日志士，他们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韩国的独立密不可分，必须先支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他们在中国国土揭露日军的罪状，收集敌人的情报，向日军鼓吹反战思想，使韩国同胞参加韩国军队。 确定了这样的奋斗目标后，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于1939年12月开赴靠近前线的西安，西安当时是陕西省的军事中心，工作队认为很适合它进行对敌宣传、收集敌人情报和募兵等战地工作。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临时政府总理金九组织的光复独立军
临时政府总理金九组织的光复独立军 1940年3月，临时政府主席李东宁病逝于綦江。他创建过新民会，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精心培养了金九。他的逝世，对于韩国的独立运动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损失。 尽管当时在战况对中国军队不利，但中日战争已进入了持久战。在欧洲，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英国和法国当即对德宣战。1939年，苏军与日军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1940年8月，日寇叫嚷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随即于9月占领法属越南。这时，法国、美国、英国和荷兰都已与日本尖锐对立。 战争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临时政府的领导者们确信独立已经曙光在前。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