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1-苦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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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苦婚-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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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见不到太太,就跑到医院来缠绵。那时,我常常帮阿洁撒谎,糊弄严格执行住院规定的值班医生,帮助她夜晚溜回家,次日清晨赶回医院等待查房。    
      大头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海湾村,是喜欢村里的治安环境。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    
      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要到她家里去玩。大头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    
      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在领导和同仁们的支持、帮助下,我决定入住海湾村,化名“阿敏”前去租房。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无奈中我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并请他保密。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套房”。厨房的防盗网外,两栋私房挤压过来,抬头只见“一线天”。    
      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然后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花4元钱买了一把扫帚,将房内打扫干净。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我好奇地扯出一根,跟我的头发比了比,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一定是垂在腰际的。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    
      离开茶餐厅在街上闲逛,想找阿洁,因她的手机一直关机,始终联络不上。她说的那家粥店也不知在哪条街巷。我回到公寓,百无聊赖地读墙,发现房间内一面墙上写着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香港的手机号码,一个是香港的电话号码,字迹都模糊不清。    
      厨房窗户的防盗网上,挂着两串风铃,在寒风下拂动,发出清脆而神秘的声响。    
    


第一部分第1节 姑娘,你为什么泪流满面?(3)

    夜晚,人生地不熟,我哪儿也不想去,便把床头柜当书桌,边读带来的几本书,边整理读书笔记。    
      夜读笔记(一)    
      妾:《辞海》1980年版注释为:“旧社会中的小妻;侧室;偏房。”    
         
      《辞海》1999年版将上述释义作了小小的修正:“旧指小妻;侧室;偏房。”    
      新版的改动很有意思。几字之易,道出一种无奈。旧社会中的妾,到了新社会竟然沉渣泛起,所以不能仅指“旧社会中的”东西,而用“旧指”加以包容。    
      在南方很有影响的、中国名牌杂志之一《新周刊》,总以独到的策划和视角见长。在1999年,有一期“男女关系经典表述”专栏,在辑录的词语中,有“包二奶”一语:    
      “二奶”这个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原来纯粹是指真正的小老婆,后来逐渐把男人所包养的情妇也划了进去。大约在1995年前后,人们开始在名词“二奶”的前面,加了一个动词“包”。“包二奶”的势头是如此之烈,以至于成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妇联的工作重心。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新周刊〉’99佳作》,新周刊杂志社编,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P301)    
      概括得很不错。只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却未必。首先,她们不是老鼠,额头上没有贴“我是二奶我让你打”的广告。即便知道我们身边有“二奶”,你怎样去“打”?是运用法律的武器还是道德的力量?何况,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没有达到“人人喊打”、“全国共诛之”的地步。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在干部中,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贪官来看,“包二奶”、“养情妇”的现象还少吗?    
    


第一部分第2节 阿婷老公比她大20多岁(1)

    (一)    
      海湾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r”。顺着村口那根“r”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走到村中繁闹的肉菜市场,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半。左边那一半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高档、整齐而规范,共有20多栋,外称××花园。右边那一半却参差不齐,色泽不一,新旧混淆。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少说也有140栋。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栋与栋之间      
    已是“亲密无间”,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相隔不过半米。    
      1月15日上午10时,我穿着企领胸衣、廉价的牛仔衣裤,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挂在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在村中开始闲逛,希望招摇过市能够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    
      村内左侧高档花园有个露天休闲区,区内两三个小石凳上有闲人散坐。小圆桌四周,花农们堆满了各类售卖的年花,虽然品种过于单调,只有年橘、大丽菊、菊花与六月雪这4种,却也把村内春节气氛烘托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一位50多岁的阿姨坐在小圆桌上,很用心地织着一双黑毛线童袜。    
      “唉!”我重重地叹了口气,顺势在一张石凳上落座,“真烦心,想想都要自杀!”    
      织童袜的阿姨停下手中的劳作:“怎么啦?年纪轻轻,就这么想不开?”看得出,这是个爱问闲事的热心人。    
      我将头天设想好的我怎样被人抛弃、怎样独自入住此村的“惨境”告诉了她。    
      悲剧引来同情与关注。她停下手中的活,开始陪我聊天,还告诫我:找男人一定要看对方的责任心。假如男人不负责任,更要早作准备,多多为自己存些钱。    
      “哇,哇……”忽然,一阵婴儿的啼哭打断了我们的聊天,一位50多岁的男人走过来,将怀里抱着的穿着黄披风的漂亮女婴递给阿姨:“你看,星星今天就是不舒服!”阿姨早已起身,像对待易碎瓷器那样赶紧抱起女婴。    
      这是一对来自湖北的老夫老妻。前些年,在深圳打工的女儿嫁给香港公司的文员,文员一个星期回深圳两三次。今年,女儿生了外孙女,老夫妻欢天喜地地从内地赶过来帮忙,已经住了快一年了,住惯了,也住顺了,加上走不开,就不准备回内地农村过年。    
      谈起自己的女儿和小外孙女,阿姨的话头像扯不断的毛线,絮叨个不停。突然,她想起什么,问:你今年多大?    
      我想了想,说自己今年29岁。(天哪!我报小了5岁,她能看得出来吗?)    
      她认真端详了我一番说:“我觉得你很年轻,最多24岁!”她对我摆摆手,示意我静听高见:“你一定要强调你是24岁,在这个村里,24岁以上的女孩,要是没生小孩,她们就会笑你生不出来的。”她还郑重其事地叮嘱我不要乱讲自己的悲惨遭遇,就说自己还没有男朋友,这样也方便香港人看中我。她给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这是许多内地女孩子想走却无法走的路,那就是找一个香港人嫁出去,不说荣华富贵,至少一辈子吃穿不愁。    
      我“感激”地对她点点头。    
      和阿姨谈兴正浓,花丛中闪进一张年轻靓女的脸。眉眼细细的,像明星林忆莲。她穿紧身黑毛衣,外罩一件孕妇裙。看得出,她肚皮那儿已经颇具“规模”了。    
      “阿婷,你去哪里?”阿姨认识她,跟她打过招呼后,又压低声音关切地开导我:“你要向她学习,她虽然是做小的,还赚了不少钱哪!”    
      我站起来,面对阿婷,绽放了一个友好的笑脸。    
      阿婷走到我们跟前,笑得眼睛更小了。她一脸幸福地告诉阿姨说:“我去皇岗医院检查宝宝的情况。”她的声音很响亮,恨不得在村里架设高音喇叭广播出去。“现在去医院?”阿姨看看天色已近中午,不无担忧地说,“你现在去,还要排队,轮到你,医生早就下班了,下午去吧!”    
      我笑眯眯地望着细眼小美人粗起来的腰身,以异常关切的声音询问:“几个月了?”大凡跟孕妇打交道,谨记要找准她们感兴趣的话题。    
    


第一部分第2节 阿婷老公比她大20多岁(2)

    “预产期就在下个月20号。”她脸上洋溢着即将做母亲的自豪感。    
      “恭喜你!”我的口气略带巴结。    
      “多谢。”阿婷笑了笑,又叹口气说:“一个人好苦命哦!”    
         
      “怎么不叫你妈妈来帮忙?”阿姨问。    
      “我嫂嫂上个月刚生了宝宝,我妈肯定是要帮她的。但嫂子很通情达理,叫我妈下个月来帮我。”    
      阿姨狡黠地笑,似乎看穿了一切:“是不给钱不来吧?”    
      阿婷并不回避经济问题:“肯定要给的,我刚寄回5000块,给我嫂子生孩子当祝贺礼。我每个月都要寄钱的,我哥去年结婚,我还给了1万块。”    
      “真是个孝顺女!”我说,不是恭维,是真正的佩服。    
      阿婷用手梳理着一头长碎发说:“不孝顺又怎么办?我哥是建筑工人,失业了,嫂子没钱,我妈我爸又都在农村。”    
      “你今年多大了?”说起来,她真是个“牺牲我一个,救活全家人”的苦命女人。仗着自己是大姐,我又涎皮赖脸地问她。    
      “23岁。”    
      “老公大你几岁?”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盘查户口,让人讨厌。    
      “20多岁!”阿婷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    
      “真有意思,香港回归了,你们一家也回归了。”阿姨笑着说。    
      “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的兴趣越来越浓。    
      “在香港当建筑工人。”    
      (二)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阳光熨帖而脉脉温情,如同情人的手掌。    
      “你现在是一个人?”阿婷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在我差不多问过她“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她也很关心地问我。    
      我点头称是,将刚才讲给阿姨听的自己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地又讲述了一番。我讲漏了的,或者说编得不够圆的地方,阿姨不时插话修正或补充。    
      “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年纪轻轻的阿婷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    
      “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说自己为妙,我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她身上,仿佛有些漫不经心地问她。    
      “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中“二奶”群落里被包养的最高价钱。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像比赛一样,阿姨赶紧表明:“我女儿也有5000块,房租也和阿婷一样,是老公交。”阿姨的脸上,有些得意之色。    
      我问她们,村中已“嫁”女人的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很肯定地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    
      我很吃惊:“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    
      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    
      这个上午,我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过分热情地对阿婷说,我是个闲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    
      “明天早晨吧!我午睡要睡很久的。我住在90栋楼的二楼,你在楼下一叫我就会听见。”    
      第二天上午10点,我拎着在村口买的一袋提子和芒果,站在90栋楼下叫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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