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已经过去了。唯其如此，彩彩姑娘面对今后的新生活才如此心情激动。她骑着自行车，在白杨夹道的公路上飞驰，从麦梢上空掠过的小鸟啾啾呜叫着，飞到河川深处去了。她准备向马驹哥说明过去的一切：她喜欢他，无论他是军人，无论他是农民，她都喜欢。她喜欢他这个人，而不是象那个势利眼的民办教员，只喜欢他的军官头衔。
彩彩骑车走进河西镇，卖粮食、蔬菜、猪羊肉的摊贩已经在镇子两边的公路上排得拥拥挤挤。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她跳下自行车，推车走到邮政代办所的门口，从提兜里取出那封给文生的回信，迟疑一下，就折身走到墙角，倚着车子，再看了一遍。没有问题，信写得很得体，她没有骂文生的背叛行为，也没有乞怜他回心转意。她对自己昨晚写下的信中的这一段话特别满意：“你不必自己谴责自己是‘忘恩负义’，我对你本来没有什么大恩，你无恩可负，你也不必担心我不能接受解除婚约的痛苦，因为我没有痛苦。你从此可以自由选择能与你（大夫）在生活上便于安排的人，我也同样获得了选择能与我（农民）在生活上便于安排的人的自由。你担心我会骂你，这你错了，说明你还不了解我……”
她重新把信纸装进信封，从小邮局的营业员手里接过一枚邮票，贴在信封上，转身出去，最后看一眼那写着冯文生名字的信封，就毫不犹豫地塞进小邮箱里去了。
彩彩推起车子，在拥挤的街道上走。耳朵充溢着小摊贩们和顾客为一只鸡、一颗蛋、一斤肉或一斤菜的价值争来争去的吵闹声，她心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她从人窝里好容易挤过去，就来到百货商店门口，她选择了几种颜色的彩线，好用心用意给马驹哥扎纳鞋垫儿。
彩彩走出百货商店，跨上车子，就赶往位于街道西头的公社卫生院，去那里购买药物。她要很快赶回去，有几位流感病人等她回去打针呢，后晌还要给马驹哥的脚伤换药……
尽管景藩老汉小心谨慎，甚至行动有点神秘诡谲，却无法封住大队会计冯三门那张向来不挂锁子的嘴。于是，一个嘴巴对着一只耳朵，眨着惊奇、眼馋的眼睛，传布着这条自冯安国家规模浩大的婚礼之后的最重大新闻。彩彩姑娘是在给一位老爷爷打针时，听服侍老人的儿媳妇说的。
这个消息太突兀了，也太叫人意料不到了。看着那媳妇压低声儿说给她这个消息时的神秘的样子，彩彩姑娘心里轰然爆响一声，连回问一句的力气也没有，就拎起药包走出人家的屋院了。
太阳已经转到西塬的平顶上，村巷里的柴禾堆，羊栏猪圈，涂着一层金红的夕照的光，这是落日前小河川道极其绚丽的一瞬。彩彩走过村巷，看见奶奶在半边明亮半边灰暗的麦秸堆前撕扯柴草，一低头走过去了。
“彩娃，你的脸色不好。”奶奶在她身后说，“是不是染上感冒了？”
她摇摇头，匆匆走进小院，跨进自己的小屋，就支撑不住有点瘫软的身体，躺在炕上了。
彩彩的命太苦了。她的尚未成年的幼嫩的肩膀，她的尚不懂得人生的无邪的心灵，过早地承担起生活强加给父亲的灾难，悄无声响地在冯家滩长大成人了，在她最富于青春活力的年龄，不能象别的姑娘一样跟男青年们开会，说笑甚至串门也得看看门楼……她要排除农家漫长而寂寞的冬夜的苦闷，自觉不自觉地把书抱到怀里了。她没有崇高的读书目的，纯粹是为了消磨时光。什么样的书，凡能到手的，她都能耐着性儿读完。冯家滩男女青年手里，偷偷传递着不少小说、剧本和其他书籍，那是趁造反时机从学校图书馆里偷出来的。无意间，那些中国或外国的书籍中的人物，美的和丑的灵魂，照亮了乡村姑娘冯彩彩一双忧郁的眼睛。她顽强地忍受着无法躲避的灾难，冷漠甚至傲慢地蔑视那些恶人的丑行，理智地处理自己和奶奶这个两口之家的内务和外交，勇敢地活到了做梦也无法预料的那一天——父亲的冤魂得于昭雪了。她感激那些书。
她和文生的婚约，是理智驱使的结果，而不是感情的自然结果。这最后一件使她心里痛苦的压力，今天也随着那封给文生的回信而掀掉了。她自由了，精神上自由了，感情上也自由了。她的心刚刚舒展了一天，开始编织和亲爱的马驹哥的爱情花环的时候，他却要离开冯家滩了……
时风变化了，乡村人也开化了。过去，冯家滩在西安或县城里工作的男人，一般都习惯在老家娶个媳妇，好照顾父母，现在，首先考虑的是将来有了儿女能不能报上城镇户口哩，没有哪一个傻瓜还要在农村娶妻生子了。马驹一旦有了工作，薛淑贤肯定会改变态度的，自己怎好意思从中插足呢？再说，在马驹要出去工作的时候，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喜欢人家呢？
彩彩沉静下来，逐渐恢复理智，经受过许多折磨的姑娘，总是能很快地在打击当中恢复理智。现在不能向马驹哥有任何明显的表示，鞋垫儿也得缓一缓再纳扎。现在必须证实，马驹出去工作的消息，是实的还是谣言？马驹的态度如何？一切都得在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来决定。
彩彩从暖水瓶里倒了水，洗了脸，免得眼泪在脸上留下痕迹；用化学梳子拢一拢散乱了的短发，再用小镜子照一照，好，眼睛里依然是平静而理智的神色。她背上小药包，走出门，给马驹哥的脚伤换药去。
太阳已经沉下西塬，天边只留下一抹淡淡的红云。彩彩朝那个熟悉的小院走去，心里复杂极了。过去，她常常串到这个小院来，把给马驹哥纳扎的鞋垫儿交给大婶，坐一坐，聊一聊，听得大叔大婶关照的几句温暖的话，她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到那个小院去，心里矛盾得很哪！
小院里有一股清淡幽微的香气，那是香椿树的枝叶在傍晚的时候散发出来的。马驹坐在树下，双手叉进浓密的头发里，低着头，没有察觉有人走进小院。他大约在想着要去县上工作了吧？彩彩咳嗽一声，打招呼给他。
“唔！彩彩。”马驹扬起头，有点愣呆，显然是从专注的思索中醒悟过来。
“该换药了。”彩彩说，完全是医生对病人履行义务的声调。她早已提醒自己，不能带任何感情色彩，不能有任何心思的流露。
彩彩蹲下来，轻轻撕开已经发黑变脏的胶布和棉纱，用棉球擦洗。怎么开口问他呢？
“嗨呀，彩彩，给你说吧——”马驹说，“冯大先生晌午来寻我了。”
“寻你做啥？”彩彩淡淡的口气。
“叫我去劝解文生哩！”马驹说，“老先生在我面前愣骂文生，说他儿子忘恩负义，简直不是东西。老先生还说他一家都喜欢你，决不能做出让乡党们指脊背的事，他说他叫大女儿也去劝弟弟……看来，老先生还算有良心，正在动员一切家庭和社会力量……”
“那……好么！”彩彩应酬着说，心想，我自己已经把回信寄给文生了，还劝解什么呢！
“我脚伤好了，马上去找文生。”马驹说，“我想很好地跟他谈谈，你放心。”
“我昨黑给你说过了，不必再找了。”彩彩有点不耐烦，“你爱跑路，由你！”
马驹的热诚和好心得不到回报，就闭了口，看着彩彩在自己的脚上敷药。他看不见她的脸色，只能看见姑娘扑落下去的黑乌乌的头发，那头发里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好闻的气味；姑娘低头时露出的脖颈是白晳的，被头发覆盖着的耳朵也是白晳的，可以看见细细的淡蓝色的血管。这个猜不透的姑娘，心里到底打的啥主意呢？
“你看见牛娃了没有？”马驹扬起头，不好意思再看彩彩白哲细腻的脖颈了，“一天没见，不知他从外村回来没有？”
“你寻牛娃做啥？”彩彩给伤口盖上纱布，仍然没有抬头，她已经抓住了话茬：“还操心那些牛吗？你不是要走了吗？”
“你听谁说？”马驹忙问。
“还保密呀？”彩彩笑着说。
“嘿！保啥密呢？”马驹笑了，坦率地承认了，“有这事，我还主意不定哩。你说，去好呢，还是不去好呢？”
“去了当然好呀！”彩彩故意用无庸置疑的口气说，“当工人，开汽车，吃公粮，挣工资，不去才是傻瓜哩！”她想探一探马驹的心。
“嗬呀！你说得这么好哇！我就去了。”马驹笑着说，拍了一下膝盖，下定了决心的样子。
彩彩的心猛地一沉，顿然觉得胸脯里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她终于证实了从那家媳妇嘴里听到的消息，他要走了。可笑的是自己从昨晚到今天还在做好梦哩。现在还能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她压好最后一条胶布，站起来，强装出满不在乎的口气问：“啥时候走呀？”
马驹皱一下眉，扬起头，说：“明天或是后天，脚伤好了，就去。”
彩彩勉强笑笑，点点头，算是告别，提起药包，转过身，走出了这个日夜令人回味的小院。脚下的路面像是在抖动，她的脚下绊了一个趔趄。最后的一丝侥幸的希望破灭了，她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能在村巷里流出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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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日暮中，景藩老汉带着几分酒兴，跨进自家门楼，就瞧见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已经昏暗的前院里的槐树下。他对儿子摆出的这种愁肠苦相的架势十分反感。
老汉没有招理儿子，推车径直走进去，放下车子，走进里屋，伺老伴：“你跟他说来没？”
“说来。”老伴回答，“娃说他愿意去开车。”
“愿意个屁！”老汉斜眼瞅一眼老伴，表示不信任，“你看他难受的那个架势！”
“晌午我再三问，娃都说愿意嘛！”老伴对于老头一进门来的这种气势不满意，“你甭疑神疑鬼的。”
“要是真心愿意去，他会蹦蹦跳跳的，你记不记得，那年刚一接到参军通知书，他跑前跑后，嘴里唱唱嗬嗬的，啥架势？”老汉观察到了儿子行为中的漏洞，“你看他现时那个架势，愁眉苦脸，象是要上杀场，哪象是要去参加工作！”
老伴不能不信服老汉的眼睛是厉害的。她又何尝丝毫没有察觉呢？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儿子想去开汽车，又撂不下自己一手经办起来的砖场和牛场，正象老汉自己当年撂不下刚刚兴办起来的农业社一样。她主张耐心劝导，劝得儿子一两天后到县上去报了到，坐进驾驶室，啥事也就没有了。她很担心老汉动不动就想发火的神气，有可能把事情弄僵。她要劝儿子，又要劝老汉，使这个农家小院里保持平静和安宁。老汉今日一回到家，她就发觉老汉说话腔调很高，脖颈红红的，口鼻里喷出一股烧酒味，就问：“你在谁家喝酒来？”
“在永槐家。”景藩老汉掼下毛巾，掏出一支卷烟，夹在指缝问，挺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声高气壮地说，“今日喝得痛快，谈得痛快！”
景藩老汉从公社出来，觉察出王书记似乎把他当成累赘而急于换掉的用意，感到有点寒心；在路上遇见牛娃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顺气，以致态度有失检点；在路过何家营村的时候，被党支部书记何永槐拉到屋里去了。
两位在土改中结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现在坐在方桌对面，对饮起来了。老了，何永槐也老了，土改中冒出的那一茬干部，现在都跟景藩老汉一样，霜染鬓发了。景藩老汉呷着酒，感叹着。几十年的经历，两个都差不多，不过永槐是蔬菜专业队何家营的党支书，家庭经济状况比他好；而个人经历，简直如出一辙。在河西公社里，他俩曾经是粮棉和蔬菜两类作物生产的先进人物，常常代表河西公社到县上和地区出席各种会议。“四清”和“文革”中，两个都被整惨了。他俩作为河西公社大队一级的“走资派”代表，被造反派们押在一辆汽车上，游遍了公社的所有村寨……有幸和不幸，使两人结下了友谊。
何永槐端出一盘猪头肉，提出一瓶“雁塔大曲”，招待老朋友。
“地分了？”何永槐明知故问，“牛也分了？”
“全都分光分净了。”景藩老汉说，“你们蔬菜队不分吧？”
“喝！”何永槐端起酒，招待景藩老汉，“原先说蔬菜队不分，现时也保不住。”
“蔬菜队分了地，社员保准不给国家蔬菜公司交菜，差价太大嘛！”景藩老汉问，“工人和干部，都得上自由市场买菜了……”
“爱上哪儿买上哪儿买去！”何永槐不屑一顾地说，“我盼着分地哪！都他娘的分了，省得我劳神了。”
景藩老汉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烦恼的神气，心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