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枣（子弹）会叫你脑瓜开花！”
来土城不过半个多月的光景，我已经能听懂这些“行话”的意思了。这些“二进宫”、 “三进宫”的“天不怕”，虽也是网中之鱼，但是他们敢于钻网。用血肉之躯作赌注，去干 他们想干的营生，可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却少有这样的“勇士”。他们乖乖地站在队伍之 中，惶惶然地转动着目光，如同一只换即将摆上祭坛的羔羊，端肩缩脖地等待着命运的裁 决。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干部，陪同那个外地来客开始在队列中穿行了。那“杨子荣”目 光像打量摆在两边的白菜、萝卜一样，用手指点哪个，哪个就是被他选中的货物，要离开队 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问姓名、案由、职业……一切删繁就简。不一会儿，单行队 列就变成了双行，甩下的尽是老、弱、残、缺。当“杨子荣”披着山羊毛大衣出现在我们帐 篷的队列中时，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严如故之外，我发现他脸上生有许多麻子。我 迅速地低垂下头，尽量装出卑琐的病号神态，心里默念着：老天有眼，千万别让他选中了 我。
“抬起头来！”
谁知道他在喊谁？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头。
他目光如同一道闪电，在我脸上烧了一下。接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站出来！”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当天晚上，睡前来了两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选中的成员和没被选中的成员分家。那个汪 老头儿和我分开—他属于老、弱、残、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装上卡 车，人员随行李车开拔。到底是不是去兴凯湖，不知道；没人告诉你，劳教机构任何一次人 员调动，都是个闷葫芦，进行没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记得，第二天清晨，我们是乘大轿子车抵达火车站的。土城用大轿子车送我们，绝非出 自于怕我们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车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车逃号。令人费解的是， 车行方向没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门”车站行驶，而一直驶向了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武 警战士架着机枪，如临大敌般地早已严阵以待，没容我们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强令立刻上 车。
第一件事就是点名。土城劳改干部和领人的劳改干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册逐个地清点 人数。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意味着收容所的任务完结，车上如有跳车的逃号，那是领人方面 的责任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车厢两旁的汽门，早已站好了押送我们的武警。直到这 时，那个长相很像打虎上山杨子荣的劳改队长，才向我们透露一点口风，他跳上车厢的坐椅 高声宣布说：“我是来接你们去改造的队长。听说，你们心里一直打鼓，说我是兴凯湖来 的，现在，先出第一张安民告示，我不是兴凯湖来的。至于从哪儿来的，又领你们去哪儿， 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我只告诉你们一点，那地盘离北京不算远也不算近，反正比兴凯湖要 近得多。”他发布完安“民”告示，紧接着是一项通牒令：“你们都放老实一点，车窗一律 不许开，开一条小缝也不许可；现在是冬天，打开车窗容易感冒。告诉你们，谁要是找开车 窗，哪怕是一条小缝，就要按逃跑论处。我们不怕个别坏蛋跳车，你跑的再快，也没有子弹 的速度快。听明白了吗？”
先是安抚。
后是警示。
这一切都为了在行车途中不发生问题，即使大脑属于低智，也能对这刚柔并济之策有所 体察。特别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对喧嚣骚动着的列车，显然起到了镇静作用。只要不去 兴凯湖，这就是最大的喜讯，因而车厢里还升腾起一点点欢快气氛。那些对劳改单位并不陌 生的刑事犯，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们的去处；几经议论，终于揣摸出来我们要去的地点：那 儿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处居庸关外新建的劳改点—营门铁矿。我们要在四面 来风的山口子康庄下车，据说营门劳改矿山，离康庄有四十多华里。一出关就是塞外，我们 是要去塞外山洞洞里去脱胎换骨了。
有个亡命之徒迅速打开车窗看了一眼，说这列火车是开往张家口方向去的，去张家口又 必经康庄，我们要去高山大峒开铁矿是定而无疑的。果然，不一会儿站台上架设的机关枪搬 走了，旅客开始涌上站台，也登上了我们这列火车，同时女广播员的婉转歌喉鸣响在车厢： “各位旅客请注意，这次列车有几节车厢是专列。上边的成员是被押送去劳改的专政对象， 对此乘客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我不禁哑然失笑。专政对象乘坐的几节车厢内两头都有持枪把门的武警，何以会到其他 车厢里去捣乱破坏呀？不知历朝历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 要制造出一种说钠眨鼓愕牧榛晔笨檀τ诰校浚�
列车徐徐开动了。我落泪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返京华！也许砸死在劳改矿 山，也许病死在什么改造驿站；即使能活下来，也可能意味着和文学的彻底诀别。在车轮的 滚动声中，我的思绪异常复杂，老母亲、病妻子、小儿子……以及许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现 在那块车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张沪是否还在土城等待发配，前几天晚上，在一次晚点名之 后，那位皮肤黧黑面孔敦厚的劳改干部，点到我的名字时，曾停顿了一会儿，他说：“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受宠若惊，站得笔杆条直地回答说：“是个记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刚要继续往下点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问道：“能叫我见一面吗？她身体有病……”
“当初你们不坚持反动立场，何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劳改干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请求， 反而朝我心脏部位刺了一刀，“记住，这儿不是什么施舍仁慈的地方，更不施舍资产阶级人 道主义。惟一的前途就是脱胎换骨，等你们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听了训政本该知趣地坐回地铺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觉仍然支配我讲了这样几句话：“队 长！能不能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劳改队去，不然我母亲探视儿子和儿媳，还要跑两个不同的地 点！”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发配塞外的火车上，我为自己的懦弱而浑身发烧。扭头看看武警，武警头戴国徽庄 严而立，那闪亮的手枪插在皮带间，一只手紧握住枪的后把。回过头来看看窗外，八达岭起 了风，夏日那葱郁的绿色荡然无存，七八级的大风摇撼着枯枝枯干，穆桂英点将台蒙在一片 混饨之中。影影绰绰可见山巅上的烽火台，它像个历史证人一样，看征人出关，看犯人远 行。今天，它又冷眼看这列爬行的火车了，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装运着几百名不寻常的 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关雄浑！
我甚至后悔自己没有在春日来过长城。从进入《北京日报》，我就为当好记者。编辑而 忘我工作，稍有闲暇，我还要提笔写描写新生活的小说。从进入京城之日，虽知长城近在咫 尺，但舍不得抽出时间来瞻仰这条盘卧在山尖上的龙。这次倒是见到长城了，却是在这寒风 凛冽的冬日，没有春色，没有诗情，有的只是萧萧万木和在万木萧萧中出关服劳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发了两个窝头。此时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冻得石头一般。我机械 地嚼着窝窝头，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当初，秦始皇修筑长城时，这儿走着数不清蝼蚁般的民 夫和苦力，据说那是为了抗御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们，又是保卫“钢 铁长城”之必需！是“把北京变成水晶城”之必需……
强权即真理。
无权即无理。
别了！未来的“水晶城”！
我等待着这位大人物的诺言兑现。
列车穿过了大山，关外尘沙飞扬。这儿风更凛冽，远远看见一个旋风拧成的通天上柱。 当车停在康庄车站时，我们这些成员面面相觑。像西直门车站一样，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 机枪恭候。由于风太大，士兵们那绿色棉军帽下边的带子，一律紧紧地系在下巴颏上，有的 怕风沙迷眼，还戴上了风镜。
我们摇摇晃晃地先搬运行李，把卸下来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车后，才被通知登上无篷卡 车。没有泯灭尽净的羞耻，使我在搬运行李时，一直低垂着头，因为我怕列车上的旅客中， 有亲友或相知的目光。在这方面，我很钦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气，他们在搬运行李时还不忘和 车窗里的旅客逗乐，因而不断招来战士的怒斥：“低下头来走路！”
“没脸没皮的家伙！”
那位“杨子荣”此时严然就是圆睁二目的门神，他在大风中屹立着，一动不动地监视着 我们这些搬运夫。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成员登上卡车，他才钻进卡车的驾驶室。我至今清晰地 记得那条黄尘滚滚的驿路，它从康庄曲曲折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十几辆卡车中只有头一辆 是幸运儿，后边一串都要吃前边轮下滚起的黄尘，所有车上的成员一律面向车尾；即使这 样，我头上一顶系着扣儿的破呢面棉帽子，还硬叫大风给刮去，不知飞向了何方。
“这是好事。”一个东北小盲流对我说，他叫那德广。
我无心回话，把头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袄领子里。
“到那儿就摘你的右派铁帽！”这个小土猴儿，闪着一对大眼睛对我唱着喜歌。
在土城帐篷里他年纪最小，初进上城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孩子，也被关在“五毒” 当中。后来在他交代罪行时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后裔记不准了）的一 个浪儿，在饥荒年间流入北京，公安机关几送几来，后来他偷拿一个副食商店的蛋糕，当场 被抓，便以屡次盲流加偷窃为由，送到土城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露出虎牙尖尖。 他常常自动去抬饭簸箩或倒尿桶，帐篷里的成员却对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错。那次 队长点名无心地露出我的原来职业以后，他特别显得和我亲近。一次，在厕所里大便时碰在 一起，他便问我：“写书这活儿好学么？”我说：“我已经被开除出那个行列了，别谈它 了。”他说：“随便聊聊，我又不给你打小报告。”我说：“算了！别学这一行，这行挺害 人的！”他听不懂，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问。我心绪很坏，提起裤子走了。在帐篷里他坐在 我对面的地铺上，每每望见他那双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觉得我亏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开 他那双幽亮的目光（十几年后，当我在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窑洞里，偷偷写小说《远去的 白帆》时，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时的模特之一）。此时，在黄尘滚滚的路上，他浑身上下虽成 了土人，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动人。他不该来这儿——他进来的太早了。
风势仿佛渐渐小了一些。回头望去，是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一路上盘，我们终于 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势而起伏的排排红砖房，红砖房的周围站立着高高的岗楼。
“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在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 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 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 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 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52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 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 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和社 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住家里的外院有 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 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 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 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52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