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成员，多来自中央各大部委以及北京市属各个单位。有一些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如 来自苏北解放区、后又入朝进行战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戴煌（他来得较晚，是个体被送进三 畲庄的）；有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还有来自政法干校的老党 员邓成……在这批“老资格”之外，便是一批专业人才了，电影《智取华山》导演巴鸿；被 打入吴祖光“二流堂”反党小集团的青年剧作家杜高；中国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徐公瑾；小时 候曾经当过乞丐——后来成为民俗漫画家的赵华川；中央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郭东海……可 以这么说，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原本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业务骨干。
来到三畲庄的另一种类型，则多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了。出于多种原因，他们在 1957年“中箭落马”。据我所知，其中因具有独立思考精神，而对时代提出质疑的固然不 乏其人；但许多的同类是浑浑噩噩地折进大墙中来的，今天听起来如听童话。因为初到三畲 庄，劳改队休息两天，在洗衣服的自来水池旁边，与新结织的同类们相互谈起过彼此的“原 罪”。一个姓刘的教师（事隔三十多年，我只记起他叫大刘）告诉我一个笑话：他所在的学 校里的一位老师，因为有颈椎病，在鸣放时期看大字报时，因颈椎疼痛头部不得不上下蠕 动，因而便有了同情右派言论的罪名。
反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动员他交代问题。这位老师是个老实已交的人，一时之间不知 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反右负责人说：“看攻击党的大字报，你为什么表示赞成？”
这位老师说：“我在鸣放会上，没有发过言。”
“还看你什么发言，你已经用行动表态了。”
这位老师面红耳赤地回忆了老半天，也没能想起自己有什么反动言行。
“你为什么看大字报时，不断点头？”反右负责人说，“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你 的行动本身，已经证明你也是个右派。”
“我的颈椎有病……”这位老师怯懦地解释着。
“你不要装老实。你是狼，不是羊。一般右派用言论反党，你用行动反党，说明你更阴 险。”那位反右负责人说，“反革命从 善于伪装，不然就没有办成反革命事情的法宝了。 该怎么对你下结论呢，你是教师队伍中披着羊皮的狼。”
这位老师只好去医院找那位骨科大夫，请求他给出具一张病历证明。都怨这位老师太不 了解世俗之恶，他本来只要病历就行了；而这个不识时务的教书匠，竟然在索求病历时，告 诉了他来索求病历是为了证明他不是右派。在当时风声鹤唳、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年代，那 位医生出于自保（他也是被反右火力侦察的对象之一），竟然泯灭医生的职业天良，拒出证 明。
结果，这位老师的命运十分悲惨。批斗会后，他得了精神分裂症，跳护城河自杀了。我 过去虽然也听到过老右中的奇奇怪怪的案例，但是像无任何言论的“点头右派”，我还是第 一次耳闻。初到三畲庄，就从新结织的同类中听到这样令人感伤的往事，我不禁为之心灵颤 栗。其实这也只是这位新相识对我倾吐的旧事的一半，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半，是在晾晒衣服 之后，我和他坐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他才对我倾吐的。他说他读过我写的小说，愿意向我 抖落一下他的心事。
“我的那位又呆又傻的同事，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类型；对他来说，反右这一关他属于 在劫难逃。”他说，“我可就不同了，我只是对另一位平日比较要好的老师，为那位老实巴 交的倒霉蛋的命运，说了两句伤心的话，又难过地摇了摇头。其实那个时候反右高潮已经过 去了，各个单位正在扫尾。可是和我咬耳朵的那位老师，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状态，是想入 党？还是想当教务主任？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向上反映说我对处理那个傻瓜同事，表 示感叹并摇头不止……于是我们学校又出了我这么一个‘摇头右派’。”
一个“点头右派”，一个“摇头右派”。这两个右派案例，虽然显得有些荒诞，却有着 十分丰富的时代内涵。那个因颈椎病而倒了霉的教师，是时代牺牲品的一种类型，但是一个 知识分子，何以会痴呆到那种地步？医生开过的处方，是有存根的。当然不排除那位医生为 了自保，而毁掉它的可能，但据刘君说，那位教师并没有与厄运抗争，就进了1957年的 “垃圾箱”了。此时这冤魂，已然化作为天地间的一缕游丝，不知飘落到茫茫天宇的哪个 “星座”中去了——我想他该归属于“屈原”星座吧！因为最后他的表态是：我服从反右领 导小组的正确决定。
至于刘君这位“摇头右派”，之所以到劳改队里来，完全是咎由自取。本来在反右扫尾 的期间内，多冒出一个阶级敌人来，只是增加一个战利品就是了。但是刘君体躯内，没有 “点头右派”的痴愚，他先打了告密的“朋友”一记耳光，然后索性破釜沉舟，指出了“点 头右派”是一出荒唐的滑稽戏。准也没有料到，第一出滑稽戏引出了第二出滑稽戏：学校拉 出了“点头右派”对“摇头右派”进行了批判。
“哎！该怎么对你说呢？”刘君说，“我满以为他会和我一个立场，说实话，讲实情； 可是我估计错了，他却反过头来批判开我的立场来了。”
我问：“当时他是不是已经精神分裂了？”
“没有。”刘君说，“当时他是想在最后赎罪。”
我们久久相对无言，好像成了一对儿哑巴。
“你说，是我这个‘摇头右派’可怜？还是那个‘点头右派’可怜？”他脸上闪过一丝 苦笑。我想了半天，没能回答出他的提问。那个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代数题，实在乱如一团 麻丝；刘君的提问，在政治代数题之外，还掺杂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古老文化传统的积淀和 在反右压力下人性的变态等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实在是一道难以解开的人学方程式。因 而，我含糊其辞地说：“到这儿来的同类，本身或许都有可怜之处；不过，时代正在纠偏， 不然你我怎么会相识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写出来‘点头’和‘摇头’的往事来的。”
“你真那么认为？”
“这次老右集中在皇城郊区，但愿是一个喜兆。”
刘君是东北人，性格中不乏豪爽的一面。他对我的回答，似乎不太满意；又因为我们是 初识，不好太伤彼此的面子，便从墙根的阳光下站了起来：“我没有你那么乐观，所以夜里 只做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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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火与冰同流
刚到三畲庄第一次与新相识的闲聊，之所以使我难忘，因为他是在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 孕梦的时节，我遇到的头一个无梦的人。可以这么说，在那个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 来观察现实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绽露出来的温情，使最底层的 我们，如同在严冬睨见春阳，成了孕生各种梦幻的外在依据。不过由于文化层次和原来从事 的工作不同，孕梦者的梦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异。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干部，梦系 原工作单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开除的大学生，在心态上则和机关干部，有着不小的差异。 他们更少精神负担，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儿都行；其中，梦境最为孟浪的莫过于一些 有专业特长的老右们了。道理十分简单，在广州会议上，陈毅曾当场为写出过话剧《洞萧横 吹》的沈默君平反，并在餐桌上向他祝酒。汇集在三畲庄的同类中，属于文学艺术界的有北 影的巴鸿，青艺的杜高，戏剧学院的徐公瑾，芭蕾演员郭东海，民俗漫画家赵华川，油画画 家朱为民……还有我这个曾经出版过长、短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出于精神本能的感知，觉 得这个广州会议离我们更为贴近。再加上文人艺人的思维特征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内， 因而梦的色彩最为斑斓。
记得，在离开茶淀农场的前夕，管理我们的劳改队队长李文山，曾特意恩准我去东区女 队，与我的妻子张沪话别。因为劳改队中女右派人数极少，不可能与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 驿站，她们还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虫声声哀鸣之夜，她曾给我的梦幻，泼过一盆令人心 悸的冰水。
她说：“你真的相信我们的命运要有转机了吗？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极‘左’的 根子埋得极深。我爸爸你是了解的，他1929年入党，后来去了延安；他对我讲过红军长征 时肃反、胡抓‘AB团’的事情。其实，极‘左’路线早有前辙… ”
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爸说你还十分单纯，不愿意对你说的过多。”
“什么叫‘AB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中文中掺杂着英语的名字。
张沪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说话十分直率：“你就甭管这个洋名儿了，党内老同志 都知道这个名儿。给你举个例子听，当年14岁从湖南参加了革命——你认识的团中央第一 书记胡耀邦，在长征途中，曾被打成‘AB团’的反革命，差点给杀了头。”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条党内新闻——50年代中国一片革命激情，这些党内的陈年往 事，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写过这方面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除了欣欣向荣，就是一片轰轰 烈烈；当然从反胡风运动起，已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一点点气氛紧张—— 但我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没有人对党史有着探源性的研究。更为重要 的是，一些经历过革命烽火而走进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对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 于工作繁忙，还是出于什么难于启齿的原因，没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书，对极“左”路线 进行过严肃的清理——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于极“左”路线在几十年中究竟 有过多少次的回潮？又在这种回潮中，留下过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国 人几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毫无所知。因而当我听张沪谈及这件真实的往事时，心中感到 一片茫然。
“还有王实味的死。”她提示我，“这你总知道吧！”
“我知道。他写了反党的《野百合花》。”
“你读过吗”“这种书上哪儿去找？”
“你没读过，怎么知道它反党？”她说，“人家不是也说你的小说反党吗！不然你怎么 到这儿来了。其实我们党的历史，极‘左’始终在延伸。还有个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认 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我虽然觉得她的话不无根据，但是并不能说服我：“无风不起浪，这么多老右向北京集 中干什么？王蒙、邵燕样、刘绍棠，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这是党内领导层内，一批求实派占了上风。这是暂时现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楼’； 这是我在党内多年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强求你接受。但是你们文人，生来就爱做 梦；怀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么不说点吉利话？”
“我这个人更重理性。”她发觉我无法从梦幻中走出来，最后只好说：“当然，我也希 望好梦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你离北京近一点，对老太太（指我母亲）和我们的小 儿子，心理上也是个安慰。”
她是个理性思维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对党内的历史知道的多，因而我不能不考虑她对 我们未来的分析。但是一到团河农场，面对这个劳改系统的“桃花源”，被她冷却了的东 西，又开始逐渐升温。就像一只蜘蛛，重新修补被风吹破了的网结之后，残梦又重新在网隙 间重织。当然，自古文人爱做梦是个强大的内因；但也不完全出自于内因，团河农场确实有 许多诱人织梦的生活元素。首先，这儿再无茶淀农场的荒芜，在茶淀是长期吃不到白面的； 而在这儿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饱肚子；在茶淀可谓“三月不知肉味”，来到这里隔三过五的能 见到荤腥了。对我个人来说，不存在饥饿问题；但对于多数同类来说，这是个头号的大问 题。就在离开茶淀之前不久，曾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任市内一所中专物理教师的韩大钧， 在田野里曾挖出一窝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老鼠。一个正常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曾经是 老燕京出来的知识分子——后来为人师表的人（平反后任《大百科全书》编审），竟然在众 目睽睽下，把这一窝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这只是在大饥饿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长镜 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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