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什么地方？”
陈野胡乱说了一个地方的名称——他来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况。
“有记者证吗？拿出来！”
陈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来身份，但是此时他已无法从这儿脱身，他在无奈之际，只好把 昔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当作护身符咒，递给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说是四川来的 记者，这张护身符咒，还可能起一点作用——尽管那是50年代发的，外壳已然破旧；但是 上面印有报社公章，那位边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说他是四川来的记者，与 记者证单位相异——他被带到了收容所。
当天晚上，对他的问讯升级了：“我们问过《中国青年报》了，没有你这么个人。”
陈野想了想，如果他们真的问过北京，那方面不可能回答没有陈野这么一个人；北京只 能回答，他是个右派。因而他壮着胆子反问说：“你把电话记录拿给我看看。”
“我们给你的四川老家打过电话了，也没你这么一个人。”
陈野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审讯方便，而对他进行的欺诈。便胆子大了起来：“难道 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儿？你们根本没有打过电话。”
当夜审讯，到此结束。
之后，他被闲置于收容所，每天吃着收容所里的窝头，喝着收容所的菜汤。这几天是他 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他在无事可干的日子里，忽然想起再过上多半个月，就是他在上海参加 地下党21周年纪念日了——那时候，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人，抓到就要枪决；自己当年 没有被敌人抓住，而今却在这边陲收容所里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自欺欺人地编织谎言，以求 自保……陈野到底何罪之有？！
有一天，那位审讯他的警察又来到了拘留室，跟随他来的还有一个《新疆日报》驻本地 区的记者。无能的警察不再开口，而是让那个记者对他提问：“你说说看，《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是谁？”
“范长江。”
“新华社的第一任负责人呢？”
“吴冷西。”
这位记者又问了他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问题，陈野对答如流。在没有破绽可寻的情况 下，那位代审的记者只好告诉那位警察，他是一个真记者。审讯草草收兵，可是并没有把他 放出收容所。陈野这时才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年月，各地都在忙着武斗，这么一个非常容易 查清的问题，硬是查不清楚——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 等，一直等了46天（他是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入党21周年纪念日的），终于等来了结果— —这个结果不是喜剧，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个悲剧的开端。
非常不幸，劳改队里的又一个名叫奇行忠的逃号，被抓进来了。虽然没有与陈野关在同 一个号房，但是陈野隔着窗子看见了他。警察对他不像对待陈野那么文明，第一次审讯，就 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这个逃号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劳改身份。这已 使陈野心中七上八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劳改队的干部到收容所来领奇行忠时， 提出要到各号房里看看，有没有别的逃号被这里收容——因为自“文革”开始之后，逃号的 人数与日俱增。
陈野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他与那个新逃号，同时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返回劳改 队的解放牌大卡车。当卡车穿行在劳改工地时，同类中的于立仁、刘士康、哈长林、张逢 甲……无不对他投以忧心的目光。陈野则朝他们笑笑，他已经作好挨整的准备，一切听天由 命了。
他被掷进了禁闭室。
当天夜里，一个蒙面大汉走了进来（那是不露面孔的警卫），先用绳子捆住他，然后把 他吊在了房梁上。对他施刑的刑具，是皮鞭和木棍，那蒙面人一边抽打，一边狠狠地骂着：“右派反革命，我叫你跑——”
“你跑到天边去，我们也能把你抓回来！”
骂声与棍棒声交织，不一会儿陈野的裤子就被打烂了。
因为在叶城收容所，陈野得了肠炎；几棍子下去，稀屎汤子就从肛门中喷了出来。
这一下，更招起了那个打手的火气，一会儿用鞭子抽，一会儿用木棍打——直到把陈野 穿的那条屎裤衩也打烂了，才把他从木梁上放下来。此时的陈野，已然浑身赤裸——加上屎 汤流了两腿，禁闭室充满了血腥和屎臭味。
已然陷入昏迷状态的陈野，躺在地上听见了几声训令：“别躺在地上装死，起来收拾卫生！”
“穿上长裤，别露着你的鸡巴！”
“发晕当不了死，你听见没有？”
门响了——打手走了出去。
陈野在地上躺了一夜，第二天对他的肉体折磨还在继续。他拖着血迹斑斑的身子，收拾 完了屎臭以后，队长把他叫出禁闭室，让他承受另一种酷刑：在撤满了新疆沙漠骆驼刺的地 上，队长责令他赤着双脚一边在骆驼刺上转圈，一边捧读《毛主席语录）。陪同他的是与他 一起被抓回来的奇行忠——奇不是右派反革命，走三圈；陈野是地档道档的“敌矛”，在骆 驼刺上走五圈。五圈走了下来，陈野两脚被扎得失去了知觉，不要说劳动，连路都走不了了 ——所以把他送进严班后，他首先干的就是在血肉模糊的双脚上挑刺——他自己无法看到自 己的脚心，也是因逃跑而被关在严管班的同类王继祖、周世资，便为他细心地拔出脚上的毛 刺。然后，陈野与王继祖（平反后回到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工作）和周世资（平反后回了武 汉），一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说——抛开个人遭遇不谈，国家也被这祸国殃民的“文 革”，拖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陈野的态度最为激烈，他说他准备在严管班呆下去了，一直 呆到“文革”法西斯死亡为止。
到了1969年初，王继祖和周世资先后离开了严管班，空荡档的地窝子（严管班设在地 窝子里），只剩下陈野一个人了，他拒不回队。不过这些日子，他也没有闲着——先后有 27个外调组的外调人员，来到这儿找他调查原上海地下党同志的情况，陈野在这段时间 内，一共写了二百多份外调材料——证明张三不是叛徒，证明李四在对敌斗争中十分坚定。 这些材料完全可反证陈野是个好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却在地窝子中被关了两年零十五 天。
面对黑暗，他已经准备“把牢底坐穿”了。其间，发生过这么一件令同类难忘的事：有 一大，一个来自上海的姓范的成员，被关进严管班，仅仅因为他那天听见吹哨，起炕晚了一 点点儿，先是罚他跪在地上，后又不给他饭吃。陈野见他实在可怜，便端过去一碗水，给他 解渴。管理他们的人员，上去就给范一枪托，同时骂道：“我日你妈——”
陈野被激起了火性，反骂那个管理人员道：“他妈在上海，你怎么骂人家老人呢！谁给 你骂人的权力？”
“我还打你这个反革命呢！”说着，照着陈野腿上就是两枪托。
十分凑巧，正逢当时有来自上海外调的工作人员来找陈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出 于公心，外调人员当场对这种野蛮的打人行为，表示了有限度的不满。当外调人员走了以 后，陈野可就倒了大霉。他们捆起他的手反吊在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直打了40 分钟，直到打人的人累了，才罢了手。在此其问，陈野反背着的手，被勒得紫青紫青；他的 身子随着皮鞭的节奏，像钟摆一样在树上摆来摆去。
“我打死你这个反革命！”
“你打我已经证明你比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坏不少了。”陈野不屈地喊道，“你要是打死 我，更证明你是与共产党为敌到底的坏蛋了！”
“你还嘴硬？”叭叭又是几鞭子。
陈野被放下来的时候，已经成了血人。管理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属于革命行 为，待陈野醒来之后，让他在地窝子中写认罪书，并引用了红宝书中“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 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让他承认为姓范送去的那碗水，是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问 题。陈野声言，我不离开地窝子了，除非打人者向他认错——就这样，陈野成了“死不悔改 的‘花岗岩’”，当然也就真成了在地窝子里生活的野人。直到后来，劳改队强行用车把他 拉了出来——那时，他已然皮包骨头，像一具出土的木乃伊。
他和他的同类，去新疆是自愿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怕艰苦，说得形象一点，就像 是过去卖故衣的小贩们唱的绕口令：
这个由我的卖三年也穿不坏它经湿又经晒它经蹬又经踹
陈野与他的同类，不是畏惧大沙漠的艰辛而逃跑的——他和王继祖、周世资以及孙本 桥、王同竹（后两者和陆鲁山、姚祖彝同时被枪决于南京），何以来而复去？怕是政治上的 重压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生命负荷。特别是像陈野这样的老革命，他出逃的内涵十分丰 富。平反之后，他来北京看我，讲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对他离开“桃花源”无怨无悔—— 他惟一憎恨的是那血腥的“文革”暗夜。他认为“文革”之所以来势汹汹，都是出自于党内 “左”祸根深蒂固。一线萤火，便燃起了熊熊烈焰，致使许多开国将帅死于自己的屠刀之 下。
陈野的感悟是深刻而理性的——因为他的生命，也险些埋在大西北的沙漠之中……
亦凡书库 扫校
第5节 安身立命于阴山背后的小屋
在“桃花源”中的我及我的同类，没有经受陈野等人去了新疆后的血肉之灾；但是不等 于我们对那一段历史，只有表层的开掘。
当时引起我们最大震动的有一件事：园艺队有个名叫符星勋的农工技术员，把他爱人王 月娥的妹妹，介绍给农场司机陈长勤。两个人到了快要结婚的程度时，王月娥的妹妹到农场 里来，符挽留她当天住在农场，她说回家准备一下婚前的杂事，没有在农场过夜，符技术员 以及他的妻子——包括陈长勤在内，谁也没有料到当天夜里，发生了使他们一生也无法弥补 的憾事。
王家住在大兴县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家庭成份不属于红五类，她和姐姐大不了属于 地、富子女。就在她回家的当天夜里，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以砸烂旧世界为名，与无知农 民勾联在一起，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在8月31日的晚上，王月娥一家六 口（她本人在农场除外），以及生产队中所有成份不好的人，被勒令不许出屋，在家中静 候。这些农民分别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进门一个，便有人用细铁丝从后 边勒住脖子，直到窒息为止。王月娥的妹妹，见父母兄弟都不回来，知道凶多吉少，便一头 钻进炕洞里躲藏起来。假如她能借着月黑风高，想办法逃脱劫难，也许还会有一条活路；但 是没有想到“文革”凶手，会如此灭绝人性。第二天，她从炕洞中爬了出来，想寻找她的父 母和家人。被造反派发现了，当即被处死，与她家中的另外五口，一起填了她家院中的一口 枯井。
就在这三两天之内，整个大辛庄公社一共处死了百十口黑五类（包括他们的子女及隔代 子女），最老的年过八旬，最小的出生仅有三个月，开创了“文革”暗夜之最。
一夜之间，王月娥没了妹妹；司机陈长勤，死了未婚妻。这么重大的消息，是没有办法 保密的——特别是来农场要人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人人自危。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一次发 生，农场各队都传达了万一红卫兵来农场要人，不许与他们发生冲突。但是三畲庄没有解禁 的老右中，已经丧失了耐心的人，说自己已然活到头了，来了就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 个赚一个。王月娥还是个家属，不过是成份不好，若老右被要出去，就更没有活路可寻了。
在半个月后的一次休息回家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她连连表示感谢上苍，因为 与那些冤死鬼相比，我们这个家虽然散落为三，但是每个人都还全须全尾地活着。在旁边听 到我和母亲对话的儿子，吓得面色如土。他年纪只有10岁，按正常的情况推论，他正是每 天与小伙伴嬉戏的年纪；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也开始关心这个家庭的安危了（这是不 应有的早熟）。他说：“爸，前两天街道来人了，说我们不能再住这个院子和这三问大房子了。您看，早晚我 们是要搬家的；与其等着让人家轰走，还不如自个儿提出来，搬到能住下奶奶和我的地方 去。”
我母亲有些恋旧——因为我们已然住在这儿十多年了，邻居中除个别一半户之外，可以 说都是一棵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