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 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 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 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 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篇刊登在 《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生 平，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邓友梅身在北京，我们只是在会 上见过面，会下无任何来往，纳入以“刘、从”为核心的集团首犯，已属不实；至于天津的 鲍昌，浙江的郑秉谦和洪禹平诸公，我们既无书信往来，又无一面之识的缘份，怎么会成了 一个反党小集团呢？！
形而上学的猖撅，并不是始于“文革”。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1957年 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就 是靠反右起家，从“形而上学”的“文棍”一跃而跨过龙门的。因而，就其实质来说，反右 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 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艺》上的论文，充其量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 学术讨论，指出其不够完备，不够确切而已。但是自从刘绍棠定性为右派分子之后，一位老 作家在著文批判这篇文章时，完全抹煞了其学术性质，而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我在《长 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 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 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 动农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 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另册公民”。本来，无需对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那个批判会再费 笔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样不外都是“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 从严”一类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写下会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为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与反 右运动气氛相悖的不谐和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 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 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
“房树民，你是从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 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会议热烈了好一 阵之后，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
这时，我才发现他瑟缩在会场的一角。
他为人极忠厚老实，和我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够淋漓 尽致地把我揭发批判一顿，因为此时的我，已成为一面万人争捶的破鼓，无论他怎么“上纲 上线”都已对我无损，相反倒能为他自己增加安全系数。
我期待着。会场也期待着。
他平日是个沉默无言的人，但此时被点名将军，等于断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轰我才能为 他打开一条出路。但他迟迟没有站起来，以致惹恼了会场：“房树民！你耳朵聋了？”
“你到底说不说！”
“现在是你和从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说几句。”矮矮的房树民终于站了起来，红头涨脸他说道：“依我个人和他接触来 看，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刘绍棠像个右派，他当真不像右派— ”
话还没容他讲完，会场就炸了窝。
“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从维熙！”
“这是向党进攻！”
“让他也老实交代他的言行！”
还好，掌握会场的人，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宣布让房树民退场— 他被“驱逐出境” 了。
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 有少许错别字。他例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 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时，他居然敢在这个场合直抒己见，更是难得。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这座楼中一跃而下 的戚学毅，不要看一场风暴来临时，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落叶飘飞，冰河封冻，但在冰封 雪盖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我一直为树民担忧，但不知是哪个神灵的保护，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一天晚上 他无声无息地推门而至，邀请我过几天去便宜坊吃烤鸭。
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谁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离异？有 多少友谊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对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头上盔冠的红缨？ 因此，树民对我之情可谓珍贵至极。主人有训：困顿时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风暴中，我 认识了树民。
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前门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见面了。他说：“约你出来散散 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听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处改造还好，要是我俩都离开北京，家里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连 杯地喝着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妈好了！”
（后来，树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直到“文革”年代，在亲朋好友皆远而避之的时 候，树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1985年之后，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 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 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 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 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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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从“状元府”走向“墓地”
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 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 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 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 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 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 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 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 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 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 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 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 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 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 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 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 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 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 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 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 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 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亲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 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 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妇女。但 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 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 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 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 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 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 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 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 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 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 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 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 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 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 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 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 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 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 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 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