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07日17时01分
【内容提要】这十年，我经历了一个从学生到职业人，从员工到管理者的转变，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成长——那些让我获得成功和认可的事，以及那些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遗憾和尴尬的过去，都给了我最大的馈赠——性情的修炼；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无论是国外公司，还是初创企业，抑或是大型民企，都给了我宝贵的机会，让我在实践中对管理的理解得以不断深入；十年中，我的领导，我的同事，以及许多朋友，给了我数不清的帮助，指点和教诲，乃至有救命之恩，这一切使我永远心存感激。
我的职场十年
2003年9月15日清晨不到7点，我带着朦胧的睡意，从北京上地赶往首都国际机场。机场空前的拥挤，和几个月前SARS肆虐时期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在美国联航的“波音777”班机内，工作中层出不穷的麻烦，暂时留在了国内。飞机离开北京飞往东京成田机场，这也是我十年前第一次去美国时走的航线，往事不禁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如丝如缕。
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转眼十年。十年中发生的一切，大大出乎我少年时期对自己未来的种种设想。十年的漂泊，十年的磨练，许多事情历历在目，也有许多变得模糊，掩埋在了逝去的岁月之中。也许应该抽点儿时间认真整理一下了，不为自恋和消遣，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或许未来的十年，又是一个出乎预料的十年。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利用闲暇时段，陆续地把过去经历中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以及引发的相应思考，写成了文字，现在也还没有全部完成。这十年，我经历了一个从学生到职业人，从员工到管理者的转变，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成长——那些让我获得成功和认可的事，以及那些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遗憾和尴尬的过去，都给了我最大的馈赠——性情的修炼；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无论是国外公司，还是初创企业，抑或是大型民企，都给了我宝贵的机会，让我在实践中对管理的理解得以不断深入；十年中，我的领导，我的同事，以及许多朋友，给了我数不清的帮助，指点和教诲，乃至有救命之恩，这一切使我永远心存感激。
本来这些文字并没有公开的打算。几个好朋友看过后，劝我不要束之高阁，应该与更多的朋友分享。一个朋友在看完了部分文字后，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是一些注定会被历史忘掉的人，不过每个人因为职业选择和非职业的选择形成的人生波澜，其实和那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花一世界，古代故事中的生死其实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不过换了另一幅面貌，即使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纠葛也有人生大义存焉。人总是在不断反省的思维习惯下才会记录下那些对自己最触动最深刻的事件和人，从书稿中看出你不愿意浪费任何一个生命细节，也诚恳地记录下自己的获得，只有诚恳的前提才谈得上分享。我相信你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分享的巨大快慰。”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感悟，对于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年轻的职场初入者，对那些和我差不多经历的管理者会不会有点滴的帮助。不过我想，成长中我们可能遇到了同类的问题，也许有了相似或不同的感动和领悟。我喜爱一些关于品质的说法。与新老朋友分享和交流过去的得失，就我自己而言，正是一种于提高生活品质的努力，或许可以给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成分。
终生受益的半年
初到美国
1993年的12月１７日，北京已经是寒风凛冽。我作为国内一家当时在中关村比较有名的IT民营企业的对外合作项目的第二负责人，作为一位令我非常敬重的典型的六十年代毕业的知识分子，我们企业的总工程师的助手，与另外三名我当时的同事，其中两名是我大学的同学李平和刘慧明，一名是我在大学读研究生时做兼职政治辅导员时的学生吴志聪，登上了两年前我在悉尼永远错过了的前往美国的航班。如果当时成行，我可能便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做科学研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混迹”于商业之中。尽管曾经在悉尼留学两年，但是去美国对我依然是一个新奇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冷战后的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飞机经停日本，NARITA机场之大，使我们好像进了迷宫一样。最后在美国加州的中午时分，航班沿着太平洋海岸，飞临洛杉矶。当飞机开始下降高度时，我透过舷窗，好奇地俯瞰着这片我从未踏足，却在我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改变了我生活走向的土地，我的心情没有丝毫的波澜。准确地讲，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向往，也没有期待，心中只有一丝隐隐的却非常顽固的对未来的忧虑。
飞机下的洛杉矶，看起来很像我所熟悉的印刷线路板，规则而平淡，完全没有我想像的国际大城市的样子。正是这片土地，这个城市，在我和它有了密切接触之后，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走向，我未来十年的工作，始终是在这段经历的影响下展开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第一次在洛杉矶出关的经历，让我至今都对美国海关有一种不安和反感。我们五个人竟然被当作嫌疑犯一样，被美国海关人员整整查了一个多小时。这可苦了在外面等候我们的TRW的工程师Pete。相比之下，中国人总是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对待来访者，我们的海关对老美们是否太nice了？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好好折磨一下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美国人？
我们五个人，当时是肩负了公司重任的。公司经过半年多的谈判，与美国著名的国防企业ＴＲＷ公司太空电子集团达成协议，共同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民用产品。当时美国的国防企业，在苏联解体的影响下，结束了冷战带来的黄金时代，也被迫开始了“军转民”的努力。出发前，双方达成一致的是先开发用于家庭的卫星平板天线和高频头。对方建议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由于市场和技术的问题，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准备随后双方再议。
我是在去美国之前才在李平的游说下，离开了我工作不到一年的一家国内的小型国防企业，也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离开了我所熟悉的信号处理专业，加入到了这个公司。我在三天内就做了换工作的决定，这也是我一贯的风格。所以我对于双方的合作，包括公司的情况，都了解不多。未来，在我基本上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展开于我的面前。我没有时间审慎思考，便必须面对从来未曾经历过的一切而开始行动。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成了我未来工作的特点之一。
体验完海关的百般刁难，在北京分别几个月后再次见到Pete，双方都倍感亲切。这也是Pete他们第一次和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合作，这在冷战时期是无法想像的，他们的心中充满了鲜和好奇。
接下去的几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采购生活必需品。ＴＲＷ帮助我们在HAWTHORNE租了一个小的空荡荡的house。我们必须马上购买几乎一切生活用品，包括洗衣机、微波炉、餐桌等。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原本没有计划买烘干机，但是Pete告诉我们，在洛杉矶，如果你把衣服晾在室外，会有人告你影响市容。这是我第一次感受“第一世界”的奢侈。
生活安顿下来，便开始建立工作环境。ＴＲＷ是美国的著名国防太空电子公司，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了三个创始人——据说都是钱学森当年的大学同学。当时美国大部分的军用卫星，都出自该公司。所以我们不能进入他们的办公区，只能另外租用工作场地。Pete他们很快就在他们办公区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办公地点。我们租了三个办公室，一个实验室和一个会议室。办公室周围的环境非常好，清洁，安静，绿树成荫。旁边是一个健身俱乐部。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都会看到许多身材苗条的女士，有的还带着孩子，来俱乐部健身。TRW的朋友开玩笑说：“她们来健身，可不是为了自己的丈夫。”
洛杉矶的REDENDO海滩，就在离我们办公区西边两公里的地方。工作之余，我们常常去那里散心。1998年，我陪同时任联想电脑事业部总经理的杨元庆，去微软公司访问。在洛杉矶转机时，利用转机空闲，由杨元庆开车，我做向导，大家来到REDENDO海滩。看到绵延平缓的海滩，走在细细的黄沙上，面对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还有蓝蓝的天空，以及海滩边错落有致的各种风格的建筑，一个第一次来到美国的一个同事感叹道：“没想到美国有这么好！”
一切准备妥当，已经到了西方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这给了我们一个适应美国环境的喘息时间。圣诞节期间，我横跨美国大陆，乘坐“红眼”航班，到纽约看望了在那里工作的哥哥和嫂子。刚一下飞机，哥哥就给我打预防针：“纽约可是全世界上最脏的城市。”当时纽约的中国城，确实给人印象不好，与悉尼的中国城有挺大的反差。进入纽约的地铁站后，只感到黑乎乎的一片，有点进了老鼠洞的错觉。
随后他带我去曼哈顿，参观了他当时在世贸大厦106层的办公室——幸好在1999年他转到了休斯敦。走进世界贸易大厦，迎面看到的是因圣诞节而在大厅中央放置的一棵很大的圣诞树，各色的彩灯交相辉映。我当时穿着一身的休闲服装，羽绒夹克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在世贸大厦里，我发现周围所有的人几乎全部是西装革履。我哥嘲笑我道：“瞧你像个要饭的似的。”我没管那么多，高兴地在其中照了一些照片，不想竟成为永久的纪念。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我陪中国银行的人再次到纽约，在世贸大厦曾经存在的地方，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深坑。世贸大厦的倒塌，与美国人比较普遍的轻狂不是没有一点关系。
朋友的故事
911 发生不久，在北京外国人喜欢的聚会区三里屯，我和一个50多岁，温文尔雅，长期在美国IT行业工作的美国老朋友吃饭聊天。我们已经很熟了，又是只有两个人的聚会，几杯啤酒下肚，便自然谈到了刚刚发生的911及相关的政治话题。谈到他们的政府时，我告诉他在中国，大家对他们的新总统没有什么好感。他显然另有看法：“At least he delivers what he promises。 That is pretty good for us。 We miss the strong leader like him for many years。”我听了他的解释，略感意外。毕竟他是黄毛美国人，所以我没好意思把心中挖苦他的话说出来：“你们自己的总统在全世界搞‘文革’，你们大加赞赏。毫不认为其行为违背了你们的‘民主’原则。可是世界上有许多其他国家的‘strong leader’们，只在自己的国家里做自己的事情，却都被你们这些美国人贴上了独裁的标签，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我看到美国的双重标准，挺深入美国普通人的人心。颇有点儿像我们在文革中说的：“马列主义尖儿朝外。”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的民众恐怕为此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乱仗中认识美国同行
开始的轻松，随着新年的到来很快就结束了。TRW合作负责人周博士，一个来自台湾的华人，非常看好电视加密收费系统（ＤＴＳ／ＤＴＤ）在中国的市场前景。在他一再坚持下，我们立刻改变了工作重点，将其它的项目后延，双方全力投入了这个项目的开发。为此，我们马上从国内又调了一个我们的同学谭自强来美参加这个项目。谭自强是我的研究生同学，精通电视技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是国内电视方面的一流高手。他也是被李平游说来的，不过当时他还没有从清华的一个公司辞职。
我们在出国前还是为这个项目做了一些准备的：带来了相关的产品、关键器件及开发工具。当李平把他们在国内开发并投入市场的卫星电视接收机从包装箱中拿出来时，看着那漂亮的，非常具有消费品特点造型的产品，我真的有点吃惊。尽管我在读硕士期间，参与了一部海军用的新型雷达的设计和生产，但是对于家电产品却一无所知，感到是一件非常复杂难做的事情。且不说内部的电路设计，就其外形设计和制造，我就完全没有概念。我没有想到，他们比我先工作了不过四、五年的时间，竟然能设计生产出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做的产品。
当时我的心理落差相当之大。因为我毕竟是当时我们班，甚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