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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的时候我刚出门，正好碰见了马厅长，我还没说话呢，马厅长和气地说：“小池，好几天没看见你了，近来工作还好吧？”我说：“还好。”他点头笑着说：“还好就好，还好就好。”似乎是不经意地碰了碰我的手，又跟别人说话去了。马厅长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也许他并没有像我设想的那样生我的气，是我自己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那么多人来批评我，又有大徐和小莫造成的那种神秘气氛，使我不得不那样去想。这样我对马厅长又感到了一种亲切，以至有了一种温情的感动。那些人张牙舞爪对着我，都是做给领导看的，可领导对我却没有偏见。我把马厅长刚才的神态反复回想，反复揣摩，觉得自己的领会并没有错。我的心情一下开朗了，感到了压力的释放。这样一来又觉得挺对不起马厅长的，领导还是好领导，我怎么能用那么挑剔的眼光去看他呢？是他看得起我把我留在厅里工作的，也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可不能对不起他啊！于是我又有了一种新的心理压力，感到了负疚。心中崩紧的弦松了，我就在心里作了决定，如果丁小槐再对我有什么挑衅，我非把他顶到墙上去不可，我现在有了勇气。这样想着我意识到领导身上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们一句话一种神态可以使人充满勇气和自信，也可以使人感到沮丧和卑微，一个人的份量，他的人格定位，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定了下来。我对同事的态度，还要由那句话那种神态的意味来决定，真是奇妙无比。这种奇妙无比的力量，真是魅力无穷啊。
我想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经历了一次风波，也看清了几个人，这也是收获。有几天我看见一辆崭新的丰田车在院子里冲进冲出，以为是来办事的车，没有在意。在传达室听见老叶在说厅里又买了一辆新车，才意识到那辆车是厅里的。一下子我心里就阴暗了。自己提了意见，没人当回事！这辆车简直就是买给我看的。有意见？这就是回答。我奇怪纪检会的人怎么不管一管，是不是还要我跟管纪检的梁书记说一说？我说：“厅里的车大家伙着用其实够用了，现在你看几辆车空在那里，司机也空在那里。”老叶说：“这是老百姓的想法，人家不这样想。领导越来越多了，他到了那个份上没有那种待遇，没有一部车主要给自己用，心里好受？”我说：“最近又有谁当了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他笑了说：“小池你坐办公室的人对这些事还没我们看得的清楚？现在纪检书记也是副厅级了，级别抬高了，待遇也要跟上来，总不能说谁低一等。”我说：“这么回事。”我心里很不舒服，自己刚才还想着要跟梁书记说说呢。像我这样的人，真的没有别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像大徐小莫说的那样，装瞎子装聋子，装上那么一段时间，恐怕就真的瞎了聋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就把同化过程给完成了。我把良知责任这几个字放在心上想也好，不放在心上想也好；都毫无意义，现实还是现实。想，是那样，不想，也是那样，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不想可以求得心灵平静，也可以保全自己。沉默是唯一的出路，只能如此。
又过几天在厅里大会上，马厅长布置完工作后说：“我们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人，看问题总难免有片面性，缺少全局观念。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看问题，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可站得更高，从全局的角度看，他那个道理可能就不充分了，就有片面性了，就缺少辩证法了。我们考虑问题要学会换位思维，站在全局的角度来思维。”我正体味着这一段话，想着这是在暗示什么事情，忽然发现丁小槐用一种特别的眼光望着我，接着又有几个人也跟着用这种眼光望着我。我心中火气一冒就上来了，这个家伙，如此阴毒，把火往我身上引！我正想怒目而视，他的目光已经转到台上去了，让我吃了暗亏还说不出来。这个家伙，科长还没当上呢，玩这一套倒是炉火纯青了。他做得出，也能找到机会。这些人的目光提醒了我，马厅长真是在说我吗？一股热血裹着一个巨大的硬物涌上头顶，旋即在脑中爆炸了。这怎么可能，马厅长？我浑身冒着汗，心中极度失望。这怎么可能，马厅长？他前几天还对我那样笑着呢，其实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理解他了，为了平衡关系，多买了几辆车，他也有他的难处。这怎么可能，他在大会上来打击我？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可是我的天已经塌下来了。
接下来马厅长还说了些什么我就完全不知道了。闭了眼坐在那里，好像浑身都着了火，即将被烧为灰烬。散了会我机械地站起来，跟着别人往外走，我简直没有勇气回到办公室去，坐到那张桌子面前。刘主任对我说：“小池你精神不太好，先回去休息一下，没关系。”刘主任的话更确证了这个事实，马厅长强烈暗示着的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个有片面性的年轻人。可是这怎么可能，马厅长？前两天他那么和气地跟我说话，我还以为事情就那么过去了呢。好几天我心里都在想着这件事，怎么可能，马厅长？在我心中，马厅长毕竟是组织，不是马垂章。凭良心说出自己一种想法，即使不够全面吧，也不能说就犯了错误。也许，还是屈文琴说得对，人总是人啊！要一个人特别是大人物喜欢听意见，特别是触动了他的意见，那怎么可能？人总是人啊！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世界的认识有着虚幻性，现在应该重新理解。设想谁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代表了全部的公正，那只是一种虚设。何况，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我并不傻，我也可以学得很聪明，比丁小槐更聪明。我感到有一种力量要把自己扭过去，扭成世界所需要的那种状态。我不应该是自己，也不能是自己，我是那种被规定好了的状态。
这天我到图书室跟晏之鹤下象棋，管理员小赵交待我们走的时候把门关上，就下班去了。下了两盘是一比一，我说：“明天再下。”他说：“三打二胜决个输赢。”第三盘输了，我说：“这几天是心里比较乱才输给你了”。他说：“像我这样心如止水，安得其乱？棋盘往眼前一摆，虽南面王不易也。”我说：“要达到你的境界，那我还要修炼。第一要不想世界，世之清浊与我无关。第二要不想自己，进入无知无欲的状态。”他说：“小池我跟你就事论事，你这样下去很危险，想有知有欲也只能无知无欲，机会不会到你跟前来。”我说：“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危险在哪里，想着自己怎么都没有错，结果还是错了。”他说：“怎么都没错，那是你个人的想法，结果还是错了，那是世界对你的评价。你能把世界的扭过来？”我说：“我的事情您也知道？”他说：“知道一点。”我说：“厅里也难得找到一个可以说话不设防的人。”就把事情前后都跟他说了。他听了说：“小池，你错就错在违背了基本的游戏规则。卫生厅是一个圈子，圈子里有一条基本的游戏规则。刘主任说你不全面，丁小槐说你偏执，郝金贵说你有针对性，徐师傅要你看得惯，小莫要你装瞎子聋子，都是在说这个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就是要站在掌实权的那个人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这个人姓张三李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掌了实权，财权，特别是人事权。厅里谁不想进步，有了进步才会有一切。但谁能让你进步或者进不了步？总理吗？省长吗？都不是，就是那个在厅里签任免文件的人。那是命根子啊！你那么去看问题，你就全面了，不偏执了，就没有动机不纯的针对性了，就看惯了，也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我说：“那我就没有自我了，没有自己的想法了，就变成人家需要我成为的那个样子了。”他嘿嘿笑着说：“那你还想成为什么样子？你面前不是一个人，是一条规则，如果是一个人，换一个人就改变了一切，是一条规则，换了谁也不行。你池大为本事天大改变了一个人还改得了一条规则？一个人哪怕你是个知识分子吧，也只能顺势而为，这个势是什么你总是明白的。孔子说君为臣纲，蒋委员长说一个党一个领袖，文革前说驯服工具，后来又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都是在说这个游戏规则。你违背了规则肯定碰壁，碰了壁你不要怨任何人。”我垂了头沉吟半天说：“那人不太可怜了？”他说：“想不可怜，就升到那个位子上去。”又说：“小池，你不要跟在我后面跑，我年轻的时候恃才傲物，一辈子碰得头破血流，晚景堪怜啊！你吧，想得通要想通，想不通碰破了头还是要想通。我一辈子的经验就是不要做瞎子，要把事情看清楚，也不能做聋子，该听到的信息要听到，但是要做哑巴，看到了听到了心中有数就行了，可千万别张口说什么。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的错！”我叹气说：“我得想想，我真的该好好想想。”事后就把事情反复地想了，晏之鹤他说的都是实话，一个聪明人应该那样，不做瞎子聋子，但要做哑巴。可是连我也学聪明了，那还谈什么良知责任？何况还要付出自尊的代价。想过来想过去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于是明白了人生并没有什么最好的选择，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全部的问题是自己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
16、谁是组织
刘主任病了，去省人民医院住院。人事处贾处长来到我们办公室说：“刘主任病得不轻，出了院也要休养好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吧，办公室还是要有个人牵一牵头，厅里的意思就没有必要从外面调人了，你们俩对业务都很熟，谁牵这个头也差不多。池大为吧，工作是很认真的，也从不说苦叫累。丁小槐呢，在办公室的时间更长一点，是不是就给他压一点担子？”贾处长口里说着丁小槐，眼睛却望着我。我说：“听组织的安排。”贾处长说：“丁小槐有没有勇气承担？”丁小槐脸都红了，压抑着兴奋说：“组织上定了，我就不能再说什么了。”贾处长说：“池大为你就好好配合工作。”我说：“好的。”贾处长说：“那就这样了。”就去了。
丁小槐有模有样地当起代理主任来，身体整天像充了电一样，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他总是用动作和语调向每一个到办公室来的人显示着自己改变了的身份。因为熟悉，我把其中的表演性看得清清楚楚。他煞有介事地请示汇报，又交待一些事让我去做，口里说着请怎样怎样，可语调却透出无可商榷的权威性。我根本看不起这种表演，可又不得不接受他的指示。他那种神态，简直叫我无法承受，却又无法反抗。我能说他交待工作错了吗？那么说他的声调错了？这个小人，这个摇尾龇牙的家伙，像那么回事地对我发号施令了。这真不能不使人感到强烈的难堪和失落，感到权力的珍贵，哪怕是这么小的一点点权力，而且还是代理的。我为了自尊和骄傲而不愿顺势而为，可越是想坚守那点自尊就越没有自尊。我被一种说不明白的东西给套住了。
丁小槐布置我去道宁县出差，那是省里最偏远的山区。我去了，回来时汽车在半路堵了车，闷在车里晒了一整天，中了暑，同车的人把我扶到车下，把矿泉水倒在我的脖子上，背上，替我扯了痧，才缓过来。黑着脸回来一天，他又要我到华源县去。我说：“我去了这七八天还没喘过气来呢！”我想把脖子上扯痧的痕迹给他看，可向他诉苦就是把自己降得太低太低，我忍住了。他陪笑着说：“只有这么两个人，我有工作走不开，华源的事又不能不去，只好辛苦你了，回来给你补一天假！”要是没贾处长那一番话呢，我就要说那点工作我来做，可现在我怎么说？我没有身份，这使我气短，我那么沉痛地感到了身份是多么重要。没有身份而想拥有自尊，那不可能，这是痛到心尖尖上的感受。
我有苦说不出口，还是去了华源。我不能不去，这是布置给我的工作。如果是刘主任布置给我，我不会有羞辱的感觉，可那个人是丁小槐！再苦再累我都不要紧，但要我面对这么一位领导，我自尊心的承受能力还没有这么强。到了华源，县卫生局领导还是把我当省里来的人看，这使我心中稍稍平静了一点。身份就是这么重要，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什么人人平等，那是安慰小人物的神话，一个温柔的骗局。我并不傻，我看清了现实，一个人必须依据实力与他人对话，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丁小槐明白这一点，他就往这个方向竭尽全力。我也明白，我不愿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