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转载。从此，一有大的动向，柯庆施总让张春桥写文章，中央的一些重大会议，如郑州会议、庐山会议，柯都把张带去。1963年，大概是张春桥当时正忙于搞“大写十三年”，柯庆施便把批判“有鬼无害”论的任务交给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
〖〗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对俞铭璜同志，我在战争年代就和他很熟悉。他长期在我任区党委书记的苏中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是江苏有名的“秀才”。据我所知，他对批“有鬼无害”是有顾忌的。毛主席曾提倡过写些“不怕鬼”的故事，而《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又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写的，所以这篇批判文章很难写。无奈，这是柯庆施直接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俞铭璜只好关起门来搜肠刮肚。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令柯庆施满意，于是柯又让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
《“有鬼无害”论》是直接从正面批“鬼戏”《谢瑶环》的。它实际上是批《海瑞罢官》的一个先声，也是一个试探气球，因为当时毛主席还没有同意批《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虽然影响不大，但它却是江青初露锋芒的所谓“破”的一次表演，在“文革”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因为有了这“第一枪”，才会有后来的“万箭齐发”、“万炮齐轰”。这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因此，有些研究“文革”史的人把这篇文章的发表作为界定“文化大革命”起始点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
溪云初起江青移植“革命样板戏”
从1963年到1965年，江青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其中除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等阴谋活动外，大部分公开活动是搞“革命现代戏”，也就是她所说的“立”。后来常被相提并论的八个“样板戏”中有四个出自于上海。在江青搞“革命现代戏”期间，由于柯庆施病重开刀，我开始和她有了比较多的来往。
江青1963年2月来沪后没多久的一个晚上，在张春桥的陪同下，她戴着大口罩，神神秘秘地在红都剧场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看完后江青很兴奋，她说这个剧基础可以，但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窄，要把这出戏改成京剧，推向全国，并且很得意地说：“那样影响就大了！”
这年秋天，江青又看中了上海沪剧院的《芦荡火种》，便把它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芦荡火种》是一出反映沙家浜地区新四军和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日伪军斗争英雄事迹的现代戏。《芦荡火种》所表现的沙家浜这一段历史和生活我是很熟悉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江苏战斗的时间很长，沙家浜一带是新四军和地方抗日队伍经常出没活动的根据地。我爱人谢志成第一次怀孕流产，就是在这一带芦苇荡的一条小船上。我对江苏、对沙家浜、对芦苇荡怀有深厚感情。我也很支持这出戏的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问世是经过再三锤炼而成的。在此前后，上海文化局、沪剧院都曾向我们这些在沙家浜地区战斗、生活过的同志征求意见；剧本和演员的表演都相当成熟，很受上海观众欢迎。江青改编这出戏时，自然找到了我和谢志成。
一次，陪江青看《芦荡火种》彩排时，谢志成看到芦苇荡中的芦苇太小又太稀，而接应新四军的船很大，无法隐蔽，便对江青说，这个布景不符合实际，应当改一改。江青对此意见很重视，立即表示要到芦苇荡的现场去看一看，体验一下生活。为了使江青熟悉“生活”，我曾和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驱车乘船几百里，陪她到当年“沙家浜”地区去看地形，并回忆当年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的情景。秋天的沙家浜，色彩显得格外绚丽和丰富，碧空如洗，纤尘不染，湖水清漾，微波泛起，大片大片高耸密簇的芦苇，坚挺地、精神抖擞地扎根荡中，直指蓝天，我似乎又看到了隐藏在芦苇丛中的部队。看着这熟悉的场景，不由得又使我回忆起了在江苏斗争的艰难岁月，心情激动，难以平静。可是江青却似乎无动于衷，纯粹是一副看“布景”的派头，她漫不经心地看了几眼芦苇荡，随意指点了一番山水，便毫无兴趣了。于是，我们只好悻悻驱车返沪。
对于《芦荡火种》这出戏，毛主席是很赞赏的。记得1965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毛主席来上海时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找周谷城、刘大杰两位教授来见他，他要请这两位教授对《芦荡火种》剧本提出修改意见。我立即派人通知，可这两位老先生举家外出休息，不知去向，这可把我急坏了，直到上午十时多才好不容易分别从两个公园里把他们找到。1964年春，毛主席看了《芦荡火种》后，曾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并按照他的意见把戏名改为《沙家浜》。
应该说，搞革命现代戏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江青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把自己树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并借此打击和迫害别人。其实江青在“移植”上并未下什么功夫，剧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只是在唱腔、舞台、布景等方面作了某些改进。可以说，江青是以“移植”为名来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她恬不知耻地把别人的成果窃为己有，说成是她的“样板”。更为可恨的是，在她搞了“移植”后，就蛮横下令原剧种不许再演了。但上海的老百姓大部分是喜欢地方戏的，我也喜欢看沪剧、越剧，并在戏剧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如俞振飞、周信芳、袁雪芬、丁是娥等同志，他们向我反映这些情况，并征询我能否再上演原剧种。我不假思索地表示，移植的目的是提高和推广，上海人爱看原剧种可以继续演。没想到，我的这句话，后来竟成了我反对“革命样板戏”的“罪证”，“文革”期间为此整了我好久，也牵连了不少上海文艺界的著名人士。
广大群众特别是文艺界对江青这种霸道蛮横作风是很不满意的。著名演员赵燕侠本来是江青请来演阿庆嫂的。江青为了笼络赵燕侠，让赵为她出力，特意送了一件毛衣给赵。可是秉性耿直的赵燕侠却看不惯江青这种庸俗的作风，婉言拒绝，不领江青的情。江青恼羞成怒，伺机整她。《沙家浜》彩排时，我和谢志成陪江青去看，那天江青一改往日居高临下的作风，到处和人说话，打招呼，可以看出她的心情很好，兴致很高。这大概是她的“文艺革命”成果即将问世，她可就此名扬天下的缘故。可是，当“阿庆嫂”出场时，江青一看出场的演员不是赵燕侠，便突然脸色大变，怒不可遏，大声责问：“赵燕侠为什么不出场？为什么叫别人代替？”有人告诉她说，赵燕侠今天感冒发烧嗓子疼不能演出时，江青恶狠狠地说：“早不病晚不病，今天我来看彩排，她就偏偏病。这分明是有意和我作对！我送她毛衣她不要，我来看彩排她不上场，真是不识抬举！”说完就要离开剧场，我们好说歹说才劝住。看完彩排后，江青仍然余怒未消，当即下令不准赵燕侠再演阿庆嫂，而换了洪雪飞。就这样，赵燕侠这位受到毛主席称赞的著名演员从此被打入了冷宫。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出色地扮演琼花的白淑湘，因为化妆中打不打油底这样一个细小的技术性问题与江青发生争执，顶撞了这位“旗手”，“文革”中江青就指使张春桥，让他以“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把白淑湘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十八层地狱。江青就是这样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复无常、颐指气使的迫害狂。更有甚者，上海市有几个沪剧爱好者1970年的时候自己排演了《芦荡火种》，张春桥竟残忍地将为首的谭元泉判处死刑枪毙了！戏剧、音乐、电影等本来是寓教于乐、娱乐于人的艺术形式，江青等人却把这些当成纯粹的政治斗争工具，甚至变成镇压的屠刀，这些教训确实值得我们永远吸取。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以“样板戏”作为衡量人们政治态度和立场的标准，以“一花独放”代替“百花齐放”，给人们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伤害，使中国的文艺舞台一派萧条，致使有些同志至今一听到“样板戏”还感到心悸。这是许多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青年人难以理解的。
明明我是支持“革命现代戏”的，为什么后来江、张一伙却把“破坏革命样板戏”当成我的一条罪状，并千方百计要置我于死地呢？这除了我反对他们禁演地方剧以外，还和我了解江青的一些历史有关。
溪云初起 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在皖南溪县丁家山村时，我与叶挺、项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当时曾听项英同志讲过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扬帆”案件，虽然大家三缄其口，但知其内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数，深知江青为人的厉害和狠毒。
大约是1939年这个时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对江青的过去有所了解的项英很不满意，说：“跟什么人结婚不行，非要跟这么个人结婚！”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项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情况的军部扬帆同志进行调查，并根据扬帆写的证明给延安党中央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这封署名项英，反映“蓝苹”三十年代劣迹的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此人不宜与毛主席结婚。”经办这封电报的还有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可惜，据说这份电报毛主席本人并没有收到，却落到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中。康生不仅胆大包天地把这份电报扣下，并欺骗中央说江青历史清白，而且事后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终记恨项英、扬帆和李一氓同志。
1980年，陈丕显和胡立教（左二）前往医院看望扬帆（右二）及其家属。上海市解放后，扬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潘、扬冤案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必细说，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8月23日发出通知，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扬帆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对江青的揭发。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我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正在京开会。得信后我立即查找扬帆同志的下落，并迅速接他到武汉最好的医院。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