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一起刊登在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对《文汇报》、《光明日报》“一个短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报纸方向”进行了公开点名批评，姚文元一跃成为“反右”新星。
柯庆施也马上召见姚文元，并让他以后听张春桥调遣。1958年，姚文元正式调到上海市委，并由柯庆施点名任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部文教组组长，成为柯庆施的“直辖队员”。柯庆施这个人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从1957年反右以来，他手下这根“姚棍子”着实打了不少人，像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等都挨过他的打。所以，上海文艺界一提起姚文元就摇头，都对他这种唯我独“革”的极“左”面目深为憎恶。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这个当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调往《解放日报》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党报发言人了，他的文章一般都被认为是体现“上头”旨意的东西。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出气”，特别对“摇（姚）棍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姚文元在柯庆施的支持和张春桥的授意下，把这些都记下了暗账，并在以后加以“清剿”。巴金、贺绿汀等人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都和当年他们直接反击姚文元的极“左”有关。
1965年春，江青亲自向柯庆施、张春桥推荐的姚文元交代了任务，并把一本1961年1月号的《北京文艺》交给了姚，这一期《北京文艺》登有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全文。姚文元接受任务后便秘密写起批判文章来，从此“四人帮”第三个成员开始“入伙”。
溪云初起柯庆施病逝，我第一次充当“信使”
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
1963年前后，江青来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中央对接待工作有规定和标准，汪东兴等领导反复交代：不能突破、不能超过接待标准。江青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是很难伺候的，汪东兴把此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有一次，毛主席很认真地对我说：“阿丕，江青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如果说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的账上，我来付好了。给你们上海市领导同志增加麻烦了。”我听了此话后很感动，对主席说：“我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那个时候，江青确确实实越来越难伺候了，和解放初期她来无锡调查研究时完全不一样了。1950年的时候，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二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
1964年初，柯庆施已经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同志设宴招待到成都视察的朱德、贺龙和在成都疗养的柯庆施。柯庆施这人特别爱喝酒，这顿酒席他放开肚皮从晚6点吃到9点，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结果引起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央和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对柯庆施的病情非常重视，立即从北京、上海派出两个由最有名的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赶往成都，配合已经在成都的四川医疗小组的专家进行积极抢救，但均无效果。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去世。4月10日，我和魏文伯等同志赶到成都，听取了抢救小组的汇报，证明对柯的抢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后来有些人造谣说柯庆施是被害死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张春桥也专门派人调查柯庆施之死，妄图陷害我和贺龙、李井泉等许多同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谈。
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对我说，前几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主席不同意，还劝她有工夫多看几本书。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主席，就请康生出面说。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开始，主席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默许了。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如此保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蹊跷，但也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心想不过就是写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我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张、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继续抓紧策划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据后来张春桥自己邀功说，以前几稿，都是他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江青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样板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一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到北京后，我把稿子转给了江青，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是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首先讲了抗美援越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开始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同志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江青后来在讲批《海瑞罢官》经过时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所说的“保密”，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阴谋活动，她所说的“担了很大风险”，一方面是指毛主席在此之前只是勉强同意批《海瑞罢官》，是她自己把她的“保留权”提前解除；另一方面是他们做贼心虚，生怕北京市委会揭穿他们的阴谋。有些研究“文革”史的文章推断在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前毛主席没有看过，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然，他就不会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了。
溪云初起违背江青意图，向北京、中南等地透风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发表之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给《文汇报》来信来稿，数量达一万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来信来稿对姚文提出不同意见，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特别是对姚文元牵强附会地把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责剧本是“大毒草”的霸道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江青秘密交代，要“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开辟战场”。张春桥对文汇报社领导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他还要文汇报社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会前说好这是内部座谈，听听意见，不算账，尽管放。许多知名人士不知是计，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对姚文元文章及其打“棍子”、戴“帽子”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结束时却宣布要把每个人的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大家纷纷惊呼“上当”！张春桥把这称为“引蛇出洞”，并指令报社把所有“放”出来的各种论点整理分类，凡不同意姚文观点的，都被列入“右派言论”，成为日后批判打击的对象。“文革”中这些人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迫害。
姚文发表后的十几天，除华东地区各省报和其他少数省报转载外，全国许多中央报刊和省市报都反应冷淡，特别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纸也未转载。这使江青、张春桥等人大为恼火。姚文发表的第三天，北京市委负责宣传的领导向上海摸底，由于江青、张春桥不让市委领导人把事情的背景向各地打招呼，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结果他们吃了“闭门羹”。当时我对江青、张春桥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但也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对上海直接点名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感到惊愕、不解和气愤。
与此同时，江青也大发牢骚，通过张春桥向我转达对北京等地不转载姚文的不满。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我，处在左右为难之中，因为当时毛主席就在上海，这些情况他当然知道。他不发话，我怎么表态？更使我不安的是，江青不断跟毛主席发牢骚，激起毛主席的不满。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他本来可以指示北京市委如何如何做，可是他却要上海出单行本，看北京发行不发行。由于江青严令对北京市委封锁消息，北京市委不知就里，坚决抵制发行。于是，出现了严重的对立、“顶牛”情况。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着急。我知道，很多同志并不清楚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其实，我当时也不了解江青千方百计批《海瑞罢官》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更料想不到江青一伙竟会把批判吴晗作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突破口，成为“文革”的导火索。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会使中央被动、北京被动，影响党内的团结。我心想，又要保密、不许打招呼，又要人家转载，这不是有意促使矛盾激化、促使毛主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