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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二月提纲》以电报形式发给在武汉视察工作的毛主席；2月8日，彭真带领包括康生在内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到武汉，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问：“《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听了这话，毛主席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谦虚”地插话：“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主席肯定地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明明是老奸巨猾的康生1964年向毛主席进的谗言，这时他却加以否认，其目的就是要窥测方向，伺机而动。这和他后来“揭发”《二月提纲》也是背着他搞的卑劣做法毫无二致。大凡阴谋家总是要说谎，要出尔反尔的。
整个汇报过程中，毛主席并没有说不同意《汇报提纲》。因此，彭真到上海时才把这份文件给我，并请我转江青。我和魏文伯、曹荻秋阅后，即在当天下午四时以前送给了江青，并告诉她彭真同志准备晚上同她面商。当时江青正在那个林彪委托她召开的座谈会上，她后来还责怪我：“你也没个条子说明和手续就把‘提纲’送给我看。”
2月12日，《汇报提纲》作为正式文件发向全党。这个提纲并不像康生、江青他们宣传的那样是背着他们、背着毛主席搞的，康生直接参加了提纲的讨论和向毛主席的汇报，江青也在提纲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前就已经看到了。只不过《二月提纲》使他们处于不利甚至非法的地位，所以必欲否定而后快！他们的手法又是当面说假话。造谣和说谎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溪云初起因病休养，风暴骤起
1966年3月1日，我因患鼻咽肿瘤而住院治疗。上海市委为此专门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中央也正式下文批准我进行治疗休息。从这时起，曹荻秋同志实际上处于一线，负责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工作。我虽然因病住院，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使我始终关注着上海市的工作。曹荻秋、魏文伯同志也常来找我汇报情况，共同研究处理问题。
这一段时间，毛主席住在上海西郊宾馆，直接指挥了对北京市委的批判和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斗争”。
3月28日，康生从北京飞到上海，向毛主席汇报中日两党在北京会谈的情况。当时我去看康生，对他谈起彭真同志2月10日曾让我转给江青《二月提纲》的事。我问康生：“康老，这文件不是你参加起草和讨论修改的吗？”康生竟当着我的面说谎：“我没有参加，不知道这件事。”康生明明参加了讨论，又一起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可他又为何要说假话？这叫我感到好生奇怪和疑惑不解。
后来我才知道，康生此行的目的是来告北京市委彭真的状，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其他同志的状的。
《二月提纲》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后，江青极为恼火，张春桥、姚文元也感到害怕。3月初，张春桥派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去摸底。杨永直去中宣部找许立群、胡绳了解情况，特别就《二月提纲》里“学阀”是否有所指、重要批判文章是否要送中宣部审查等问题探听底细。许立群立即把杨永直受张春桥指派到北京来打听情况一事向彭真作了汇报，彭真听了许立群的汇报后极为恼火，说：“学阀没有具体所指，谁头上长癞痢，是阿Q，就指的是谁！”“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点吴晗的名，他们请示谁了？那么大的事，他们连个招呼都不打，他们眼睛里还有中央吗？上海市委的党性都到哪里去了？！”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告诉了杨永直，张春桥则根据杨永直的汇报向江青写了一份报告。康生显然是从江青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所以在向毛主席汇报完中日两党会谈的情况后，就向毛主席告彭真的状。
毛主席又一次被挑动和激怒起来。第二天他召来康生、江青和张春桥，证实了康生汇报的情况后说：“1962年十中全会（指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当谈到中宣部扣发了戚本禹、关锋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文章时，毛主席更为恼怒：“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员是大学阀，大党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认为彭真等人是直接和他对着干的，“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要解散，彭真要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康生告彭真的这一状，促使了毛主席下决心向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进行全面清算。
毛主席正式否定了《二月提纲》，指责它“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4月9日，回到北京的康生立即和陈伯达一起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的讲话，开始对彭真进行批判。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并成立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王力起草了“通知”急送毛主席。毛主席对这个通知稿不满意，指出“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指定陈伯达另起草一个“通知”。经毛主席同意，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这个小组即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稿，毛主席修改了七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4月16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在4月22日的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这就是说要从中央到各省市、军队开展一个大面积、大规模的斗争。
5月4日至26日，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毛主席没有出席这个会议，但他时时都在关心这次会议的进展。会议批判了彭真，而且把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连在一起批判。会议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直接领导。16日，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向全党发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一场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1）
毛主席1967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种由下而上揭发“黑暗面”的形式开始的。1966年3月，毛主席在上海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时，点了吴晗、廖沫沙、邓拓的名，开始组织批判“三家村”。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确实在知识界引起反感和抵制，中国史学界的许多学术权威，如翦伯赞、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等人都对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了不同意见，对吴晗表示了同情。翦伯赞甚至说：“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主管北京文教宣传的书记邓拓也以“向阳生”为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登出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本来这些议论和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有些讨论还是张春桥等人组织并声明“不算账”的，但他们却把这当成“引蛇出洞”的手段，印成“简报”送毛主席，来激怒他。当时周恩来总理看到《文汇报》的《文汇情况》后曾打电话责问江青：“为什么偷偷摸摸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马上要张春桥把《文汇情况》改为《记者简报》，每期只印12份，不再送周恩来同志。
毛主席3月谈话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抓住这个尚方宝剑，更加紧锣密鼓地策划批判文章，大造舆论，批判浪潮一浪高过一浪。5月8日，由江青组织人撰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和关锋撰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分别刊登在《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上。
5月初，姚文元给市委送了一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文章，要求在《文汇报》上发表。上海市委书记处在审阅时，曹荻秋同志曾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彭真的性质还未定，“挖根子”的提法不妥。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最好不要用姚文元的名字发表。张春桥却自恃有后台，把文章直接送给了毛主席，并把上海市委讨论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告了市委一状。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把姚文元原题为《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改为《评“三家村”》，要上海报纸立即排版发表。5月10日，上海《文汇报》奉命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直指北京市委，提出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下扫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500份《文汇报》立即通过飞机送到北京，分发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手一份。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写的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我当时经中央批准已经在医院治病了，人虽在医院，但心还在院外，在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在广播中听了聂元梓这张大字报后，我感到运动中如果如此否定党委，将会出问题，因此很本能地说了一句“我不赞成这张大字报”。我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反对“文革”的“罪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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