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 第9部分

　　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继而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事物都成上海南京路上，红卫兵拆除“公私合营永安公司”的招牌，另立新店名。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永安公司、王开照相馆、邵万生南货店等南京路上名店、老店招牌被砸。几条商店集中的马路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橱窗和特色广告都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红旗和标语所取代。高档商品禁止出售，千店一面。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教堂均遭冲砸，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被捣毁，闸北区宋教仁的坟墓被铲平。不少资本家的住房被抢占，私人开业被禁止。这些行动严重违背了我党的一贯政策，伤害了广大群众的感情。8月24日，市委书记处作了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冲击外侨，不要在上海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把上海著名的娱乐场所“大世界”改名为“东方红”。马路上脱鞋子、剪裤管，不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文件等十条规定，口头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宣传贯彻，但也未能奏效。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2）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江青在1966年7月28日一次会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下旬，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竟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中共中央8月22日还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切造成了没有集中的“大民主”，受鼓动利用的红卫兵们到处乱揪乱斗。上海红卫兵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按单抄家、搜人，有的被当场批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在破“四旧”中，有些单位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人也借红卫兵之名参与了抄家及驱赶回乡等活动，林彪、江青一伙更把抄家作为他们迫害干部群众，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1966年10月9日凌晨，叶群指使专人扮成红卫兵，搜查了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的家。这是江青为掩饰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丑恶历史勾结叶群一手导演的。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3）

　　继破“四旧”之后，所谓“将‘文化大革命’的星火点遍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活动又风靡而起。几百万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数以亿计的资金，而且直接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上海市委于9月7日曾成立领导小组，试图使红卫兵有组织地进行串连。上海是个名城，又是交通的枢纽，大规模的串连确实使城市不堪重负。我当时要市委向中央反映，希望过了国庆节后，应停止华东六省一市的串连活动。然而，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冲击下，不仅大中学生，有的地方连小学生，机关、工厂职工也汇入大串连队伍。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部分工人、农民的卷入更给生产带来影响。中央劝阻的紧急通知和干部的劝说工作，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形势下已起不了作用，红卫兵行动根本不受约束。9月中旬以后，串连学生上火车人数由每日5千多上升到万人以上。后来发展到上海站上不了车的就跑到市郊车站爬车，拦截客、货车，导致伤亡事故、中断铁路运输事件不断发生。上海分局正点率降到18％，铁路运输背上沉重包袱，大大影响生产运输和社会秩序。到10月底，外地来沪串连师生共有40多万，各级党委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接待站解决红卫兵的吃饭、住宿等问题，腾出大专院校、机关办公用房供他们休息。以北京红卫兵为主体的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沪并留沪不走，介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加剧了上海的动荡。　　　　　

　　受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以“传播革命造反经验”为己任的北京红卫兵来到上海后，对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满意”。8月30日，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在文化广场欢迎北京来沪学生，北京红卫兵中途强行冲上了主席台，指责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说上海市委是右的、保守的，市委“十条”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上海市委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等等。北京学生的观点在他们串连所到之处受到了上海大多数工人、学生的反驳。此时，周总理来电指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上海市委表示了明确支持。心直口快的宋季文副市长很快把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北京的学生。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4）

　　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延安西路33号），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以后，北京学生又连续发起了几次冲击市委机关事件。市委机关门外过路群众自发聚集起来，与北京学生辩论。9月4日上午，冲市委的北京学生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设立了广播台，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他们在少数上海红卫兵和工厂造反派的助威下，不顾大多数群众的劝阻，一次次冲砸市委办公大楼，并与维护大楼秩序的工人发生扭打。为避免上海群众同北京学生发生更大对立、冲突，曹荻秋一再接见北京学生，强调北京、上海学生要团结，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领导的问题。9月6日，市委写了《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的文章，要各基层组织代抄成大字报，在各工厂企业、学校、机关中张贴，表示要“引火烧身”。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在北京红卫兵带来的新冲击下，9月以后，上海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发生冲击各区委机关事件共200多起，参加者达7000多人。有的冲进区委机关到处乱闯，寻找主要负责人，纠缠不放；有的则静坐、绝食，甚至殴打机关工作人员。10月份以后，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被迫进入“地下游击”状态，领导骨干分成一、二、三线。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年底党政机构彻底瘫痪。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大楼内到处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涂写的大字报和标语。1966年10月，毛主席主持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没有设法制止在全国蔓延开来的动乱，反而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反路线”的提出使各级党组织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会议再次肯定了红卫兵运动，错误地支持少数派——造反派。刘少奇、邓小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广大干部作了检讨，并将检讨印发到全国。会后，向全党全国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加剧了全国动乱的步伐。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意见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10月中、下旬，市委被迫宣布取消大专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上海陷入进一步动乱之中。　叶群的一次电话和江青的两次请吃　　　　　

　　1966年10月7日晚，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找谢志成。志成当时恰好不在家，于是我接了电话。叶群先客套了一番，问我身体怎样，小谢和孩子可好等等，接着就转入正题。她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八月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来的时候把老虎一起带来。”“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当时他正在上海。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5）

　　我当时刚刚做过鼻咽肿瘤治疗，身体极度虚弱，按医院安排，正准备到浙江去疗养一段。叶群的电话，令我颇费踌躇和疑惑：我与林彪、叶群很少联系，除他们来上海休养时去看看他们之外，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今天林彪、叶群怎么突然之间热情地、主动地关心起我来了？更奇怪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呢？而且为什么电话又是找谢志成。我感到颇为费解，便与谢志成商量。志成说：“既然让你去，你就去；让我陪，我就陪。”我说：“也好。我病得时间久了，对运动又有许许多多的不理解，觉得自己思想确实跟不上趟，去会上听听也确实很有必要。”　　　　　

　　10月8日，我和志成以及医院派出的医生、护士等一行登上叶群派来的飞机飞到了北京，同机去北京的有林立果。　　　　　

　　这个会议就是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进一步全面动乱。　　　　　

　　到北京后，我们便住进了京西宾馆，各路大员也陆续到齐。叶群马上带了哈密瓜来看我和志成。她对我们很是热情，又是询问病情，又是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说有困难尽可找她。临别之际，她又再三叮嘱说：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一句话，就是在京西宾馆待着，哪儿也别去。我和志成本与林彪、叶群素无交往，这次她又是事先电话，又是专派飞机，又来宾馆看望，如此“热情”使我感到很突然，总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从机场到京西宾馆的路上，我们坐在汽车上观察沿路的景象。只见满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满街遍巷”，大道上、胡同里到处可见“破四旧”、“游斗”的激烈行为和恐怖情景。到了京西，见到的熟人也都表情严肃，连说话的声音、语调都和平时不同，一个个显得格外谨慎，充满忧郁情绪。会议还未开始，整个京西宾馆便笼罩着紧张而神秘的气氛。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6）

　　叶群走后，我便陷入了沉思，反复思量着这几个月来的形势变化。我虽然一直在养病，但没有一刻不在关心着上海的运动和社会上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过去谁也没有经历过。过去虽然搞过“抢救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但像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每一所高校、每一个车间、每一条街道都被发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揪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谁也没有经历过，每个人都感觉像是处在一条湍急河流的漩涡中，谁也没有底。关键是中央什么态度，主席是什么态度。不管即将面对的事实有多么残酷，只要中央能给我们交个底，是水是火我们也敢趟过去。参加革命几十年了，什么样的群众运动没有领导过？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残酷斗争没有遭遇过？但那时我们有目标，有信心，有底气；可这一次不同，我们没有底。连我们这一级的干部都只能凭着报纸、文件和社会上的动向来分析形势，揣摩运动的方向和深度，更何谈领导运动、组织运动？　　　　　

　　报纸上的提法和社会上的动向也是让人越来越感到不安了。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随之各大学大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6月3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作出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7月24日，毛主席决定撤出工作组。从7月29日开始，工作组纷纷撤出大中学校，一股揪工作组的狂潮掀起。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著名的《炮打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