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三十岁了也没有嫁出去，因为心太高了。于是父母就问她，你到底想嫁给谁。孟光就说：要嫁就嫁像梁鸿一样的好人。梁鸿一听，马上请媒婆将她聘入家门。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宋明，孟光的头上至上要戴上三顶帽子了：“放荡”、“不规”、“有悖礼法”，但是在汉代，却成为一段佳话。
那么女家择婿，注重的是什么呢？其实和现代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主要还是看男方本人的能力，在社会上吃不吃得开，有没有前途。像刘邦最初只是泗水亭亭长，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长。父人吕公为了避仇，就来投奔刘邦的上司沛县县令。众人听说县令有贵客，当然都去祝贺了。刘邦来了之后，大大咧咧在礼单上写“贺钱一万”，其实一文钱也没带。没想到吕公一看见刘邦，就请刘邦坐了上座，说：“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给人相面，经我相过面的人很多，没有谁能比得上你的。”然后当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邦。
又比如刘邦的大臣陈平，他年轻时可是个典型的穷酸，家里既穷，又喜欢读书，自然就娶不上老婆了。同乡的一个小老头张负是个有钱人，注意到陈平这个容貌不凡的穷小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决定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他。说起他这个孙女，命不好，之前已经嫁了五次，估计是那个地方的纪录，反正是嫁一个死一个。但是，张负的儿子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陈平，说陈平穷，又不干什么正事，县里不少人看不起他，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他？张负自然有他的道理，他说，他发现陈平的门前留下了很多来拜访他的车子的轨迹，这个小子以后肯定不是一般人。
那么男方选择女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当然是帮夫运了。比如汉朝有个有名的循吏黄霸，他后来做到了丞相这个位置。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一个擅长相面之术的人外出，两人在路上看到一个女人。那个算命的就告诉他，这个女人以后一定会富贵的，不然算命书就没有用了。黄霸马上打听到这个女人是乡下巫师的女儿，赶紧就去求婚，并和她终生厮守（要是有谁这样告诉我，我也要去抢了）。
除此之外就是看女方品德和才华。比如《华阳国志》卷十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叫做阳姬的女人，她是武阳人，家境贫寒，更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因为触犯了法律被关进监狱，当她打听到尚书郎杨涣请假回乡时，就在马路上拦截住他，向他鸣冤，请求他施以援手，言辞慷慨，泪流满面。杨涣于是出面去向郡县求情，在他的帮助下，阳姬的父亲终于得以出狱。而杨涣通过这件也了解到了阳姬的品德和才华，当即为他的儿子向阳姬求婚。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育上的。像南齐的著名医学家褚澄就在《褚氏遗书》中写下这样一个案例：
建平孝王妃姬皆丽，无子，择民家笄女入御，又无子。问曰：求男有道乎？
澄对曰：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完实，然后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育而子脆不寿，此王之所以无子也。
于是这位建平孝王后来就改娶健壮而年长女子，很快就生儿育女了。
总之，汉代人在联姻中以追逐金钱为目的的远不如今日，这可能是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缘故。但是他们看重门当户对，对方的门第几乎是第一考量。这也证明汉代人的婚姻基础已经完全地建立在家族的利益上，如果对方对提升自己的门第有助益，那么再穷也是可以考虑的。
女为悦己者容：班昭的《女诫》
汉代非婚亲男女之间交往未必会刻意避嫌，男女之防并不像纸面上说的那么严重。
“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即便在今天也很受欢迎，这是谁说的呢？
一个女人班昭，她字惠班，又名姬。说起她的家族在当时可是赫赫有名：他的父亲班彪是史学和儒学大师；他的大哥更了不起，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而二哥班超呢，则是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赫赫功臣。班昭出身在这种家庭，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和史书，学问是厉害的。《汉书》由他老爸班彪草创，班彪死后，班固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又写了整整三十年，其后因牵连到政争而被杀。此时《汉书》尚有八《表》及《天文志》还没有写成，汉和帝听说班昭博学高才，就下诏令她续成。班昭在东观藏书阁这个汉代皇家图书馆里耗尽心力，穷年累月才使得《汉书》成为完璧。
《汉书》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意义这里就不需要多说了。说起班昭的生平，其实也是很不幸的，她十四岁就嫁给了同郡人曹寿，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但不久丈夫就病故了，她便早早开始守寡。幸好汉和帝极为欣赏班昭，把她召入皇宫，让皇后和妃子们奉她为师。因为她的丈夫姓曹，所以，人们便尊称她为“曹大家”。这个家，读作“姑”，是汉代关中地区对年长女子的尊称。其后邓太后临朝称制时，班昭还以宫廷师傅之尊，参议朝政。
在学问方面，班昭的水平没得说，著名学者马融也是她的弟子。有人会问，难道就不避嫌猜么？这里我就要简单地说一下了，汉代虽然有叔孙通制定礼仪，但非婚亲男女之间交往未必会刻意避嫌。《史记》里说，汉景帝让酷吏郅都去找他妃子贾姬，当时贾姬正在如厕呢。到了东汉，蔡文姬为丈夫董祀求情的时候，更是孤身散发赤足去见曹操和一干宾客。因此男女之防并不像纸面上说的那么严重。所以呢，读书人读书，不要把书太当成是那么一回事。比如以为宋代有了理学，然后女人日子就不好过了，其实之所以有理学，恰恰是宋代的男人看不惯女人的日子太好过，又管不了，才写到自己的书里去，属于典型的意淫，估计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未来的明朝变成现实。
总之，班昭是有学问的女人，说话很有影响力，可能是她的婚姻生活太短暂了，所以她想起来的都是男人的好，再加上当时男尊女卑的学术传统，所以她在七十多岁高寿之年，写出了《女诫》。这篇文章其实不长，才一千六百多字，本是班昭写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书成之后，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其后历代风行，和《列女传》一样，在此后十几个世纪中，跟风之作不断涌现，像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便是专门用来对后妃说教的。到了清初，有一个叫王相的人又将《女诫》和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仁孝文皇后的《内训》连同王相之母所撰《女范捷录》合为一书，称为《女四书》。
所以围绕班昭的褒褒贬贬基本上是因为《女诫》，她的其他的学问反而都散佚湮灭了。这本书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两千年的中国女性观。明神宗就称赞班昭的《女诫》“此书简要明肃，是为万世女则之规”。甚至有人称班氏为“女中之民父”，简直是把她抬到和孔子一样高的地位了。
然而到了近代，女权主义兴起，班昭就倒了大霉了。
1898年时，晚清人吴芙尚在赞誉“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话音尚未绝响，1907年，何震则贬斥班昭为“女子之大贼”。其时的上海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瀚（浩吾）更是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倚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
其实看了那么多评论，倒不如实实在在地看看这本书的内容，自己来分辨一下到底它是香花还是毒草。
此书共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
顺带说一句，这个时期好像已经有了闹新房的风俗。据记载，汉代汝南有个叫杜士的人娶老婆时，大家都来闹新房，因为酒喝多了的缘故，他有一个叫张妙的朋友竟把杜士捆起来捶了二十下，又把杜的手足高悬于梁上，杜竟然因此而一命呜呼了。以至于仲长统在《昌言》上感慨：“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宜淫泆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
《和叔妹》等七篇，提出了女子“三从”之道和“四德”之仪。《卑弱篇》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所以要对家务勤勤恳恳。《夫妇篇》虽认为丈夫比天还大，须敬谨服侍，但是前提是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其次才说，妇不贤则无以事夫。《敬慎篇》认为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内容主要是如何通过放低身段，取得丈夫的欢心，维持家庭的和美。《妇行篇》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专心篇》强调“贞女不嫁二夫”，强调“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曲从篇》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长辈，逆来顺受。《和叔妹篇》说明与丈夫的兄弟姐妹相处之道。
概而言之，此书就是希望女性以柔顺来维系家族中的和谐关系。
其实班昭写这本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教训自家的孩子，如何在男权社会中找准自己的定位，这样才不会吃大亏，完全是一片私心。她坚持女人一定要接受教育，虽然这是一种绝对服从丈夫的教育，然而这种教育在那个时代并没有被付诸实践，因为确实是太偏执了。我们只要想象一下现在社会流行职场教科书的那种热潮，就可以知道班昭的用意是要自家的女儿通过对丈夫的绝对服从而最后取得对整个家族的影响力。说好听一点是终南捷径，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门邪道。
断袖之恋：倾国倾城的第一号男色
哀帝发现董贤枕着他的袖子睡得正香，不忍惊动董贤，随手拔剑割断了衣袖，这才起来。
成哀之世是西汉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汉成帝刘骜之纵欲可谓不惜一死，甚至达到了视死如归的程度。他的后宫佳丽成群，内宠众多，然而除了赵飞燕和赵合德之外，他还迷恋男色，是一个典型的双性恋者。
富平侯张放少英俊，而且十分聪明，他的曾祖父也是官拜大司马，他的母亲还是公主之女，可谓满门显贵。他与汉成帝的关系，虽为君臣却又像是兄弟。他经常陪从成帝微服出游，正所谓“斗鸡走马长安市，风流浪迹五陵中”。张放“与上卧起，宠爱殊绝”。成帝甚至将皇后的侄女嫁给张放，其婚礼极尽奢侈华丽之能事，赏赐更以千万计。
因为受宠幸过多，张放引起许多贵族特别是几个国舅的妒忌，他们因此联手，在太后面前进谮。太后也认为皇帝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却行为不检，都是张放所致，所以就找了一个罪名，把张放放逐到外地去了。
汉成帝十分想念张放，多次召张放回京，又多次迫于太后的压力而流着泪再叫张放离开，可谓屡征屡遣。每次分离之后，存问消息，音信不断。过了不久，成帝驾崩，张放也日夜思念，以至于“思慕哭泣而死”。历代的史家对张放都没有什么好感，认为他对君主不是不爱，但是“爱而不忠”，是“仁义之贼”。
如果我们还在感慨汉成帝与张放之间的真挚“爱情”的话，则汉哀帝与董贤之间的“爱情”更是惊天地而动鬼神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同性恋者的故事。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的一天，汉哀帝下朝回宫，看到殿前站着一个人，正在传漏报时，哀帝随口问：“那不是舍人董贤吗？”因此让人引上前来说话，这一见之下，哀帝为之魂飞魄散，没想到天底下居然有如此美丽的男子，当日即拜为黄门郎，并封董贤的父亲为云中侯，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
从此汉哀帝对董贤日益宠爱，同辇而坐，同车而乘，同榻而眠。很快又加封他为驸马都尉侍中，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董贤不仅长得像个美女，言谈举止也十足像个女人，“性柔和”、“善为媚”。汉哀帝常常借口赐洗沐，将他留在宫中，不肯放他出去。因为董贤老是不能着家，汉哀帝更特别下诏，让董贤搬到皇宫里头，又封董贤的妹妹为昭仪，位次皇后。
有一天，两人一起睡午觉，董贤把哀帝的衣袖压在身底，哀帝睡醒了想起身，发现董贤枕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