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历程:从上古到隋唐(一部中华版- 第14部分

　　在古人眼中，最强悍的两性人则是能够时男时女。什么叫做时男时女？就是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兼有女性的阴道和男性的阴茎，早在宋代的《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中就有一条这样的记载：

　　吴县民马允升妻王氏与金三观妻周四姐奸宿一案。验讯周四姐产门内从小生有软肉桩一条，与丈夫交媾并不关碍。肉桩举发即伸出，长有二三寸，粗如大指，可与妇人通奸。

　　中国现存最早的案例选编《疑狱集》上说道：

　　宋咸淳间，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绣，女忽有娠。父母究问，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与同寝，常言夫妇咸恒事。时偶动心，尼曰：妾有二形，逢阳则女，逢阴则男。揣之则俨然男子也，遂数与合。”父母闻官，尼不服，验之无状。至于宪司，时翁丹山会作宪，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年，广州尼董师秀有姿色，偶有欲滥之者，揣其阴，男子也。事闻于官，验之，女也。一坐婆曰：令仰卧，以盐肉水渍其阴，令犬舐之。已而阴中果露男形。”如其说验，果然，遂处死。

　　这个故事后来经明代才子凌濛初的改写，收入《初刻拍案惊奇》，至今读起来还让人惊叹。在明清小说中，这些时男时女的两性人往往被描绘成邪淫之徒，他们伪装隐秘，通过各种方式与妇人闺女接近，进而诱骗奸淫之。

　　总之，这种时男时女的两性人引起了小说家们的高度关注，男女身份的随时转换，带来的不仅仅是性技巧上的花样百出，还有性心理上的迷离蛊惑。


　　平康坊：中国第一个红灯区

　　才、貌、情兼备的妓女，成为众才子追逐的对象，而妓女也要借助与士子的交往增加自己的身价。

　　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开放，大量人口的流动，各国商贾的云集，让唐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长安城坊市规划整齐，制度严密。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东西两区。平康坊位于东区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与崇仁坊隔春明大道相邻，南邻宣阳坊，都是“要闹坊曲”。而尚书省官署位于皇城东，于是附近诸坊就成为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当时地方各方镇驻京办事处叫做进奏院，崇仁坊内有进奏院二十五个，而平康坊内就有十五个。

　　平康坊和崇仁坊夹道南北，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上述两坊“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因此平康坊成为诸妓聚居坊曲自可想见。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二载：“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唐人孟郊的《登科后》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的是一朝青云直上，成为天子门生的得意之情。这位老兄真是雅人，中了进士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骑上快马去赏花。若有人问这位老兄赏的是牡丹花还是牵牛花，估计会遭他翻白眼了。因为唐进士中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去跑到平康坊，干什么去？去妓院找漂亮妹妹。这平康坊就是长安城特意开辟的红灯区。

　　因为平康坊地处城北，又称为“北里”。晚唐僖宗时有一位垂垂老矣的官员孙棨在中和四年（884年）写了一本《北里志》，记录的是黄巢攻入长安之前的平康坊歌妓的生活，用于缅怀永不再来的好时光。

　　他在序上说，举子们在考试之前，总是喜欢到教坊游荡。教坊的女子“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她们“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他当年因为公事，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看着平康坊繁华鼎盛，常常想起物极则反，总是怀疑这样的繁华还能持续多久。其后黄巢播乱天下，僖宗逃到四川，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长安城顿成人间地狱。现在天下稍微安定，但自己已经老了，回想以前的往事，只能写上一点是一点了。（原序较长，还有很多典故，此处为意译）

　　正是孙棨随随便便写下了这本书，我们现在才能在纸面上追慕唐长安城的繁华，特别是了解娼妓这一行业在唐朝的兴盛发达。

　　平康坊诸妓隶籍教坊，从小受到比较严格的歌舞、诗词、乐器等训练，供奉和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喜好吟诗弄文的皇室官僚贵族士大夫，经常要应召供奉和侍宴，她们的文化素养和品位也比较高。因此赴京赶考的举子在温柔乡中一旦找到知音，便会萌生出真挚的爱情，我们比较熟悉的唐传奇《李娃传》，描写的就是一位进京赴考的举子，与平康坊名妓李娃演绎出的旷世艳情。而《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新科进士尚未得官，属于留京待选，也寓居在妓女霍小玉家中。这些本是小说家言，《北里志》却给我们留下很多当时妓女的名字，还有她们和士子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

　　（杨妙儿）长妓曰莱儿，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

　　（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

　　（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

　　（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

　　（王苏苏）居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谑。

　　（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辨音律。（以上俱见《北里志》）

　　进士们也以能和妓女中的头牌交往为荣，她们的月旦之评，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无助益。要“赢得青楼薄幸名”，没有子建的才，就算是有潘安的貌、邓通的财、驴大的行货也是搞不定的。

　　才、貌、情兼备的妓女，成为众才子追逐的对象，而妓女也要借助与士子的交往增添自己的身价。《北里志》就记载了一位叫裴思谦的士子状元及第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既不是拜会恩师，也不是会见同年，而是“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估计他之前是没有被名妓们待见，现在金榜题名高中魁首，就像中了头奖一样，有了底气，马上乱派名片。名妓们冲着状元的名头，自然改颜相向。第二天，这位新科状元起床后，估计不好意思不付钱，牙也没洗就赋了一首诗：

　　银缸斜背解鸣，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染桂枝香。

　　裴思谦的姿态还算是好的，另一位叫郑合敬的士子则在及第之后赶紧跑到平康坊大睡特睡，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春来无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元声。

　　一副臭显摆的面孔，我呸！


　　名为风流阵：官妓鼎盛的时代

　　诗人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买卖，更有精神交流的成分。

　　《开元遗事》说：“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名为风流阵，互相攻门，以为笑乐。”

　　这里的“宫妓”其实相当于夏桀的女乐了。宫妓是天子独自享受的，所以不必多说。

　　唐代娼妓，名目很多，如：“营妓”（《北梦琐言》）；“官使妇人”（《旧唐书·宇文融传》）；“风声妇人”（《唐语林》）；“官妓”（《唐书·张延赏传》）。综合起来，其实都是“官妓”。

　　“官妓”的来源一是买卖，如《唐律》载：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二是误堕风尘；三是罪人家小籍没。为了管理数目庞大的妓女，唐代妓乐籍贯，先隶太常，后属教坊。

　　唐代人才晋升，尽由科举，尤重进士。进士最出风头，尤在初及第的时候。唐朝初期，六朝时盛行的门阀制度甚至让一代明主唐太宗感到愤慨，为了对门阀进行限制，皇帝们对其门生就格外加以推恩，甚至允许他们挟妓游宴，《开元遗事》上便说：“长安进士郑宪、刘参、郭保卫、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姬三五人，乘小犊车揭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帽，叫笑喧呼，自谓颠饮。”进士是何等风头！可以雁塔题名，参与曲江大会，推重谓之“白衣卿相”，又曰“一品白衫”。

　　《北里志》写一位叫做颜令宾的名妓“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固曲中妓女之佼佼者，乃使小童持诗迎及第进士，卑词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

　　此外更有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容，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能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赉短书曰：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成疾，再期后会，以冀齐眉。长安弟子多讽诵焉”（《开元遗事》）。

　　相形之下，不得第进士，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亦为妓女所嘲笑。何光远《诫鉴录》说：“罗隐初赴举子日，于钟陵筵上遇娼妓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过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隐虽内愧，亦嘲之以诗。”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是因为唐科场以诗歌取士，因此上至皇帝将相，旁及贩夫走卒，方外之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几无一人不能诗。所以为了接客，或者说为了接到更好的客，妓女除了旧有的歌、舞两项技能之外，还须写得一手好诗。根据《全唐诗》选录可知，娼妓能诗的，亦以唐代为最多，往往有集行世。诸如江淮名妓徐月英之《送人》：“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写的便是与才子间的纠缠恨事。

　　诸妓既多工诗，故对当时诗人特别敬重。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右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见《白氏长庆集》及《旧唐书·本传》）

　　而诗人的文笔之毁誉也往往关系妓女的兴衰，所谓“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范据的《云溪友议》就写道：

　　滥州宴席酒纠崔云娘者，形貌瘦瘠，而戏调罚于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也。李生宣古，乃当筵一咏，遂至钳口。诗云：“何事最堪悲，云娘色色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言迟。只怕肩侵鬓，唯愁首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

　　这完全是不让人下台啊。

　　王灼《碧鸡漫志》记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诣旗亭饮酒，梨园伶官亦召妓聚宴。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箧泪沾臆”一妓唱涣之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以是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尝俗也。

　　可见唐诗大类于如今的流行歌曲，歌曲要流行，少不得要出现歌星；有了歌星，少不得要自出新意，有所创新。妓女既时时与诗人接近，便要让他们帮忙修改订正曲谱，代她们作乐词，而长短句词乃崛兴。胡适在《词的起源》就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

　　这种产业越来越成熟，到了晚唐，更出现如温庭筠之类的诗人，他们甚至大拍妓女们的马屁，“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

　　所以说，诗人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买卖，更有精神交流的成分。清代的章实斋便说：“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其有妙兼色艺，慧传声诗，都人士从而酬唱。大抵情绵春草，恩远秋枫，投赠类于交游，殷勤通于燕婉，诗情阔达，不复嫌疑；闺阁之篇，鼓钟闻外。其道固当然耳？”

　　唐代官妓文化发达的另一因素还在于高级官僚的维持，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无一不是怜香惜玉之徒，如果对妓女太过分了则会影响官声，严重时甚至会妨碍自己的升迁。而与妓女的两情相悦，更是往往传为一时之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