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张作霖退往关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端纳经罗文干介绍由北京赴沈阳谒见张学良。经数次晤谈后，他感到张学良‘坦白直爽，胸怀大志，是位了不起的人才’，愿为张效劳，成了张的顾问，两人关系的发展，竟密切到‘没有一个词可以来形容’的地步。一九二八年冬，端纳还积极支持张学良易帜，维护全国统一。……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发起了以封建的四维八德禁锢人们的言行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报告，张学良开始不想轻易地割爱，只答应端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六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成为蒋氏夫妇的私人顾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南京陷入一片‘骚乱’，宋美龄决定派端纳立即前往西安，了解真相，传递信息，沟通关系，并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端纳对西安之行，也认为‘义不容辞’，且具有‘信心’。十二月十四日下午，端纳到达西安，弄明了真相，沟通了关系，劝说蒋、张，使两人之间的僵持和对立得到缓和。宋美龄把端纳的西安之行，比喻为事变后发现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⑦
是的，端纳是西安事变后南京宋美龄为救蒋最早派出的使者。这个任务要说难也难，要说不难也不难。为什么？这是明摆着的。之所以说难，是因为那时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交通受阻，音讯中断，在完全不明真相事先也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单身一人去西安，当然是要冒点风险的；之所以又说也不难，那主要是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南京，是张、杨两将军和红军代表团的既定决策，所以只要蒋氏有诚意，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端纳精明，１２月１４日下午４时许，当他乘一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时，他没有冒然降落，而是先绕城盘旋，作欲降落姿态，以避怀疑。是的，最初人们是有点担心的，主要是怕它丢炸弹。但看它飞得比较慢，又总是在机场上空兜圈子，象是想降落又不敢降落，也许是有什么要事要办吧，所以没有向它开枪开炮，而是严密地监视着，要看它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后来，它终于抛下来一个掷信筒，说明他是受宋美龄委托来见少帅的，如少帅愿意见他，请在飞机场烧一堆烟火。
张学良同意见他，命令点烟火。使他终于走进古城西安。
那时，他带有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信中是请求放蒋。另一封是给蒋介石的，据申伯纯谈，信的大意是：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能好好地倾听你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
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暗指何应钦的阴谋）。”⑧宋美龄讲的是心里话，倒还是道出一点真情。不过，所说南京是“戏中有戏”问题，近几年已有人提出异议；有的甚至还谈到，在原信的影印件中没有这句话。真相究竟如何，尚待继续查考。
“张和端纳晤谈时，首先告以蒋的安全情形，接着说明他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张、杨）还要拥护他作领袖。端纳表示同意张的主张，并愿竭力去说服蒋。他又将请蒋搬家被蒋误会的情形告诉端纳，请端纳在见蒋时帮助解释，劝蒋搬家。端纳也答应了。
“当晚，张陪端纳一起去见蒋介石……端纳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美）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大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将变为这样小小的人（也俯着身子用手在地下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蒋介石在这几天当中本已逐渐了解张杨对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既听了端纳这一段话，又看到了宋美龄的信，他的态度转变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啊！啊！’连声，似乎很有所感动的样子。
“端纳见蒋的态度已有转变，就趁势提出，请他搬到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地方去住。蒋至此才了解请他搬家是出于好意，便欣然答应了。张便马上和端纳一起陪着蒋由新城大楼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⑨
由上面的这些记载看，端纳的西安之行，以及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后来蒋介石违背诺言，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端纳劝阻，也不起作用，使他对蒋的信任发生动摇，这也都是事实。但有的说，他因此就与蒋氏闹翻，并愤然离开了中国，则不够确切。不错，端纳最终是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政治生涯的，只是这不是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发生的，而是在几年以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端纳营救蒋介石有功，南京国民政府颁授他大绶采玉勋章一座，此后，端纳仍追随蒋介石夫妇，在官邸办事。
端纳于一九四零年离开中国。他为什么会离开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中国呢？主要原因是：第一，他是西安事变中营救蒋介石的和事佬，他感到有责任要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便经常向蒋介石嘀咕此事，为此，蒋“非常讨厌”他，日益和他疏远。第二，端纳对宋美龄的“近亲”大发国难财的劣迹很不满，他“呼吁蒋夫人加以抑制”，宋美龄却对他大发雷霆：“端纳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连你也不能批评的。”
端纳听了火冒三丈，于是不辞而别，搭乘飞机去香港，“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一段彪炳的生涯”。
端纳离开中国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陷落时，他适在菲律宾，被日军囚禁，直到一九四五年初，麦克阿瑟收复菲律宾，他才获得释放。因久系囹圄，身患疾病，在体养时又发现已患肺癌，他致电宋美龄请求帮助。蒋夫人为他安排了一架水上飞机，送他到美国檀香山海军医院治疗。后来病势转危，端纳被送到上海虹桥医院，于一九四六年病故，终年七十一岁。⑩
这是后话。下面我们仍接着前面谈到的端纳在西安的情况继续介绍。端纳原计划１５日下午飞洛阳，然后再于次日晨飞南京，后因天气不好，飞机受阻，改以电话向宋美龄报告见蒋经过。宋美龄甚慰，救蒋出险之心更切，经与孔祥熙等人商定，再由宋子文去西安。宋子文到西安后，张学良、周恩来都曾会见了他。他也与张学良一齐去见蒋。“蒋介石没想到宋子文来，情绪激动。看到宋美龄信上有：‘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介石哭了。蒋说只有加紧军事进攻才能脱险，并把进军方略单独告诉了宋子文。”⑾
二次飞往西安准备参加谈判的宋子文、宋美龄（她是第一次来西安）、端纳、蒋鼎文等是１２月２２日同机来陕的。据说，此番来陕，“宋美龄带来了许多吃的用的东西，还替蒋介石带来一付假牙。宋美龄先向张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回答说：‘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⑿宋氏兄妹到达西安的当天，就在双方的私下会晤中，交换了有关如何谈判的看法。当时，张、杨、周提出，一切从大局出发，以八项主张为基础进行谈判。蒋介石虽然也赞成和谈，但却说他不能直接参加谈判，而由宋氏兄妹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另外，谈判达成的协议，他不签字，但他将以“领袖人格”来担保实现。他想用这种既可达到谈判目的，又不一定完全遵守达成的协议，还可保持“名节”，不会被谁抓住把柄的策略来应付一番，可谓用心良苦。
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氏１２月２６日声明（即所谓《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指出此训词含糊曲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其实，蒋氏在三方会谈之初的这些表现，不也曲曲折折，很不干脆吗？
但张、杨、周以团结抗日和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拘细节，仍决定与宋氏兄妹谈判。
三方面（张、杨为一方，周为一方，宋氏兄妹为一方）的正式谈判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今称建国路）张公馆西楼（当年张将军就住在这座楼的三楼上）二楼进门左边的会客室里举行的。
这个会客、有时也用作开会的客厅，并不很大，估计也只有平常的两个房间那么大，但却窗明几净，朴素淡雅。屋内正面墙壁上有一个滴达作响的挂钟，下面两个屋角处，各置一个高高的棕色花架，上面摆着盆花。屋内三方靠墙处整齐地放着蒙有米色沙发罩的单人和双人沙发，前面有精致的茶几。张学良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十二月十一日张学良向部分高级将领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当然，能够取得一些初步的谅解，并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也并不是容易的，张、杨、周，特别是周恩来曾做了不少工作，这一方面是他（当然，也包括博古、叶剑英等）要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和士兵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主张杀蒋，或要求将蒋交人民公审，认为同他没有什么好谈的。“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政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到那些全副武装的军官中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这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被群众打倒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被俘的拿破仑。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从各方面考虑，特别是从团结抗日出发，对蒋介石的处理极需慎重……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略行动，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就使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由于全国人民怒潮的高涨，特别是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使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还说：‘自“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不听国人呼吁，一心打内战，在国难严重的今天，还要来西安布置内战。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但是，杀了他，内战会停止下来吗？抗日的目的能达到吗？现在亲日派正唯恐我们不杀蒋，我们不能做有利于敌人的事情啊！……’周恩来同志循循善诱，使他们如同拨开重重迷雾见到青天。有个军官激动地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不讲多的，光十年内战，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可真是血海深仇啊！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他向周恩来同志行了个军礼，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尊敬。”（引文出处同前）……另方面，周恩来也积极地做上层人士、甚至宋氏兄妹的工作。如宋子文初来西安时，没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因而顾虑重重，认为他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更不敢与他见面，怕何应钦抓他的把柄，但经周恩来通过郭增凯（原在西安，是因《活路》事件被误捕押往南京又获释并随同宋子文前来西安的）向宋转达意见，阐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使宋大感意外，心悦诚服，后来回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