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再不能帮助我这个残疾的弟弟一分钱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家之前。
堂哥写信给我，说老家正在做族谱，叫我去问一下二姐的生日，好上族谱。
我去了二姐家，说明来意。
我又不是他们缪家人，上什么族谱……二姐一反平日的温柔，大发脾气。
你告诉一下生日就得了，发什么火嘛……二姐夫说。
你不愿说就算了，反正又不是我要……我说完，出门，骑上车，走了。
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最后的“亲人”！
我拎上简单的行李，离家远走。
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节了，我已经没有了给亲人们上坟的心情。
亲人们若见了我，是否会更加的哀伤呢？
我在“卑贱地活着”
我去了市政府，向一向关心我创作的市委党校校长黄兰英大姐借了300元钱作路费，打算直接去北京。
菩萨心肠的黄大姐还给我提了一个建议。
原来，前几天，国内一家名扬海内外的残疾人艺术团来到本市演出，黄大姐负责接待的，她觉得该团演出时，主持人的串场词十分一般，没能起到烘托表演的效果。
黄大姐建议我去跟随该团几天，替他们写一下串场词，她觉得我肯定能写得很好。
黄大姐当即和残疾人艺术团的团长通了电话，敲定了此事。
他们正在隔壁县演出，你快去吧。黄大姐说。
这一去，使我既定的人生轨迹转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
促使我“转弯”的，是在跟随残疾人艺术团期间的一次偶遇。
在邻县的大街上，我邂逅了金秋公司的同事小梁夫妻俩。
小梁小俩口在金秋公司下属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期间，多次受到厂长的不公正对待，我在林金秋面前仗义执言，帮了小梁夫妇一些忙。
这次，他乡遇故人，我们都分外高兴。
小梁夫妻正在街头摆卖炒瓜子——去了壳的葵花子，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亲眼见到小梁夫妻火得不行的小生意。
他们告诉我，由于是全城独一家，他们每天纯收入少则七八十，多则两三百。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口袋向黄大姐借来的钱，如果买了火车票，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北京，搞不好又要挨饿，我何不也像小梁夫妇一样，先卖上一个月炒瓜子，挣上千儿八百的再去北京？
2000。4。23 星期日 雨
从终点又回到起点，人生，又划了一个圆。
跟随××残疾人艺术团十几天，短暂而又漫长。
自己总是患得患失，要知道，人生已经经不起太多的浪费了。
想想赵梅泉、江炜、陈绍勤（残疾人艺术团中的演员），自己的生活是何其的浑浑噩噩。
是否可以放开一切，而后再去追求一切？
到了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在燕妮（外甥女）的发屋写下这段日记，外面，雨正疯狂地倾泻着，我知道，人生道路上还有如斯风雨，等待我去冲破。
2000。4。24 星期一 阴
什么叫中国
过去我没有把握。
如今我才知道
她就在我胸口跳
什么叫中国
现在我才有把握。
是母亲的选择
我与生俱来的光荣
——中巴上听到的张雨生的歌
看着命运把自己东抛西掷，才感觉到什么叫人生的悲凉。天又下雨了，没有爱，天空总是阴郁，没有阳光，谁又知道，我的下一站会是什么地方？
——写于车上
我也到邻县看了雪妹。
四年不见，雪妹头发蓬乱，满脸憔悴，看得出，她的生活不曾有丝毫改变。
“结婚七八年，我们一直吵个不停。去年，我闹到法院，法院的人让我把结婚证押在法院，说如果四个月后他再不改，就判离婚。四个月过去，我也没再去法院……看在女儿的分上，我也不再想那么多了，过一天算一天吧，好好把女儿养大，人一辈子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雪妹的话，让我黯然。
我，又能说些什么？
决定卖炒瓜子后，我乘长途车到了温州。
去了壳的葵花籽，在温州才能批发到。
堂侄女小珍、小琴也在这座大名鼎鼎的城市。
十几天的奔波，我口袋的钞票已所剩不多了。
小珍知道我的困难后，找了她的老板。
老板，把这个月的工资先支一点给我，我叔叔……小珍说了支钱的原委。
是给你叔叔吗？那就不用支了，我送给他一点吧。老板说。
原来，小珍把我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那篇文章带到了厂里，老板也看了。
第十六章 沉默的羔羊（5）
离开温州时，小珍的老板开桑塔纳送我到了车站，并掏出300元递给我，说，一点小意思，我挺佩服你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老板的名字应该是郑忠义，开着一家鞋厂。
我从温州带了一些去了壳的葵花籽，在福建一个叫福鼎的小城试着卖了两天，挣了几十块钱。
我之所以选择这里，因为它靠近温州，进货（葵花籽）方便，又不会因为和小梁夫妇在同一城市而抢了他们的生意。
我特意跑到两百多公里外的凤翔村，把好友雨晨鼓动到了福鼎，和我一起卖瓜子。
雨晨几年前偏瘫，完全失去劳动力，只剩一边手一边脚是好使的，一直闷在家里，我觉得卖炒瓜子挺适合他，也想帮他自谋一条生路。
我们在福鼎的一家旅社租了一个小房间，安顿了下来。
我们买了两个小煤球炉，两个炒锅，然后，雨晨挑着，我用自行车推着，分头出去卖。
雨晨第一次卖，是我陪着去的。
他一瘸一拐地挑着担子。
我们到我上次就看好的一座桥上，这里来往的人较多，城管又不管。
我给雨晨做了示范：怎么炒，怎么包装，怎么叫卖……
从下午到晚上，我们挣了十几块钱。
回旅社的路上，街上闪烁的霓虹灯映着我们疲惫的脸。
商店里，高档音响正放着李克勤的《红日》：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这首激昂向上的歌，曾经是学过音乐的雨晨，在卡拉OK里几首拿手的“金曲”之一。
而现在……
“啪”的一声，我被从遐想中惊醒过来，一看，雨晨跌倒在地，挑着的煤炉也滚到了一边，瓜子撒了一地……
一次， 我看到天色有变，抢在暴雨来临之前回到了旅社。
而在另一处摆摊、行动比我迟缓的雨晨，却被淋了个落汤鸡。
他一回来，把担子往地上一摔，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妈的！卖什么鬼瓜子……”
我没有找到固定地点，到处打游击，经常被城管撵得像一只落荒而逃的鸭子。
2000。5。29 星期三 多云
因为饭没烧熟，中午，又吃了一顿夹生饭。由于这又硬又生的“饭”实在难吃，我和雨晨都没有吃半饱，剩下了一大半在小锅里。
烧饭前，雨晨本已交待多放点水，上回的夹生饭吃怕了。一肚子难受的紧，我本想让雨晨去放水，可钢精锅一到他手上，我又拿了回来，他一只手，不方便……
这是那段“卖瓜子生涯”留下的唯一一篇日记。
整整一个月，我们这两个残疾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塞林格）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但是，我的确是在“卑贱地活着”。
不想多费笔墨渲染我们卖瓜子的艰难了，只说结果吧：
我们最终没能挣到一分钱，反而亏了“血本” ——当我们狼狈地回到凤翔村时，我们两个人的口袋里总共只剩下5块钱。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在上海煎熬了两天
我被困在了凤翔。身无分文，又怎么再去北京呢？
一天， 凌霄从辽宁打电话到雨晨家，得知我正在凤翔，就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
原来，凌霄准备在辽宁开发食用菌生产，急需一批蘑茹菇种。
凌霄说，如果我能帮忙送一批菌种到辽宁，还可以在辽宁帮他两三个月的忙，他会按月开工资给我，这样，我到北京也就不会两手空空了。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于是，押着七大箱五六百瓶蘑菇菌种，我从南方开始向几千公里外的北方“开路”了。
先由公路到了上海。
友人晓东在上海“接应”了我。
六月天，上海热得像个大火炉，由于晓东的住处太狭窄，我只好雇了车把菌种东搬西挪。
最后，在晓东朋友的一块工地上找到了地方。
这一折腾就是一天。
天黑了，我打了一辆的士，去晓东那儿。
的士司机八成是见我一副又脏又乱的“流浪乞讨人员”相，说，就不打表了，你待会给10块钱就行，开开商厦离这不远。
绕了几个弯之后，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说到了，前面就是。
我付了钱，下车一问，才知司机骗了我：这儿根本没有开开商厦。
我又拦了几辆车，几个司机一看我，都认定我是个“口袋没钱的主”，坚决拒载。
到底有一个司机让我上了车。
打了17块钱的车，终于见到了晓东……
晚上，我和晓东他们挤在小屋里睡觉，电风扇呼呼地扇了一夜，我还是热得一夜没睡着。
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在上海煎熬了两天。
第三天上午，我到放菌种的工地，发现菌种由白变黄，大部分出现萎缩和出水的现象。
这是菌种变坏的迹象。
我打电话问凌霄，菌种很可能遭遇高温变坏了，还运到辽宁去吗？
第十六章 沉默的羔羊（6）
凌霄也急了，叫我先向晓东借800元作路费和运费，无论如何，先把菌种运到辽宁再说。
翌日上午，我手持到辽宁开原的火车票去办理菌种托运手续时，被告知，玻璃瓶需钉木箱，否则不予托运。
这时，离开车只有两个小时了。
临时上哪儿钉木箱去？我简直有些绝望了。
这时，一个“黄牛”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兄弟，我们帮你搞上车。
多少钱？
500。
我想了想，罢了，正常托运的话，费用肯定高过这个数（我事先计算过），最主要的是，菌种怕高温，一天也不能再拖了……
行，500就500！
那个“黄牛”一招手，闪过来五六个人，将七大箱菌种一人一箱拎着就走。
我忐忑不安地跟在他们后面，不知道会是一个怎样的“下场”。
这些专吃铁路饭的黄牛们，竟然从货运通道大摇大摆地进了车站，找到了开往辽宁方向的那辆列车。
他们先上车跟乘务员“谈判”，然后把我的东西全部拎了上去，我给了他们500元。
领头的那个“黄牛”死活又向我要了一百块钱，说，刚才给了乘务员一点“意思”，他会帮你打“掩护”。
不愧是乘警长，警惕性还真高！
整列火车，我是第一个上车的乘客。
乘务员把我的七大箱菌种分散放在不同的位置，还把其中的三箱“藏”在了不知何处。
如果有检查的，你别说这些东西是你的，记住！乘务员叮嘱我。
一个半小时后，火车离开了上海。
在火车上，我遭遇了“惊险”的一幕。
由于开着空调，冷气使我感到了身上的单薄，便在衬衫外面套上了一件旧西装（这还是凌霄多年前送给我的）。
由于连日的奔波，我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一脸憔悴。
偏偏我的那件衬衫又太长，西装又太短，“长装短套”，样子颇为滑稽。
加上我个子矮，驼背，我这从头到脚的奇特的“光辉形象”就格外引人注目。
有一回，我上厕所，一名乘警在厕所门口拦住了我，问，有车票吗？
仔细看了我的车票后，他走了。
回到座位后，不久，乘警长出现在车厢里。
我不知道，乘警长是不是那位乘警招来的。
乘警长竟然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不愧是乘警长，警惕性还真高！
我竭力使自己自然起来，一一回答了乘警长的盘问。
乘警长看了我的车票，我还给他看了刊登我文章的那张《北京晨报》。
那个心中有鬼的乘务员吓坏了。
他拿了两包红塔山，不露声色地放在了乘警长面前。
乘警长没问出什么破绽，抓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