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后期生活习俗史- 第4部分

　“日安”、“晚安”外，“您”和“你”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界限。在俄语中，　

　“您”一般用于称呼上级、长者和不相识的人，表示尊敬、客气和礼貌；而　

　“你”则用于称呼自家人、熟人、平辈和儿童，表示亲热、友好和不拘泥于　

礼节。俄罗斯人的姓名包括父名。男人的父名是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后缀“维　

奇”，女人的父名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后缀“芙娜”。俄罗斯人的习惯，名　

字加父名是对成年人的尊称；而彼此很熟悉的人则直呼对方的名字。在农村，　

老年人常用一个父名称呼对方，表示贴心和知己，十月革命期间老年人就称　

列宁为伊里奇。　

　　　　　宣传教育不仅限于大型活动，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日常用具，　

许多碟子、盘子、杯子上都印有革命标语和革命题材的装饰画。说起碟、碗、　

杯等日常用具，俄罗斯人的茶和茶炊是值得一提的，俄罗斯人自己认为，他　

们是世界上最爱喝茶的人，很久以前，喝茶就成为全民族的习俗。茶是在17　

世纪上半叶传入俄国的。当时，俄国大使奉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之命　

赠给蒙古汗100多只黑貂。蒙古汗以4普特　（6。5公斤）的茶叶回赠，大使　

觉得吃了亏，抱怨说，沙皇用100只珍贵的黑貂换来的只是一些干树叶子。　

汗听说之后，急忙派行家前往莫斯科，当场为沙皇煮茶。从此，这一饮料倍　

受沙皇及贵族们的喜爱。直至现代，俄罗斯人每天都离不开茶。与其说喝茶　

是为了解渴，不如说是为了充饥。喝茶时，一定要有糖块、点心、面包圈、　

蜂蜜及各种果酱，茶里还放有牛奶、鲜奶油和糖。俄罗斯人习惯用茶炊煮茶　

喝，所以他们的茶炊是极为精美的。俄罗斯人的茶炊长期以来都是手工制作　

的，工艺很复杂。现代工厂才大批生产。苏联图拉市的茶炊驰名全国。那里　

生产的茶炊是用银、铜、铁等各种金属原料和陶瓷制成的。能工巧匠们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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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炊的把手、支脚和龙头雕铸成金鱼、海豚、公鸡和狮子等动物形象。茶炊　

上刻着许多有趣的字样：“火旺茶炊开，茶香客人尝？”“茶炊香飘风引客，　

云杉树下有天堂。”如前所述，在文化改造时，这些字眼当然为革命语录所　

替代。　

　　　　　除此之外在人们心中，“红”与“白”则成为界定某人某物的好坏、是　

非、善恶的通用概念。“红”是起义的人民和革命的象征，“白”则专指旧　

的反动的东西。日常生活中，茶馆、杂志等都冠以“红色”字样，如“红色　

茶馆”，　《红色档案》　（杂志），《红色处女地》（杂志）等等，以示革命　

与先进。总之，生活中的一切都与新政权联结到一起。生活习俗已不再是自　

然形成的“约定俗成”，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与大众宣传同步，旧的生活习俗也受到了根本的改造。　

　　　　　在俄国，东正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除了传统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　

圣母领报节、谢肉节、复活节、圣三主节、圣母圣诞节以外，还有各个教堂　

建立这一天的教堂节日，人们都要极为隆重地庆贺一番；而且遇有诞辰、成　

年、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大事，照例也要举行繁杂的宗教仪式。宗教活动成　

了人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根除宗教意识对劳动群众的影响，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就颁布了　

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剥夺了教会的财产和法律地位，从而摧毁了宗　

教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1924年成立了无神论者协会，创办了《无神论者》　

等报刊，出版了许多宣传无神论的图书和小册子。无神论宣传活动的声势十　

分浩大。在这种情况下，1917—1927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十年里，教　

堂的数量就从8万座减少到了3万座。　

　　　　　1918年12月，人民委员会规定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5月1日国际劳动　

节，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为全民性节日，此目的也在于消除传统宗教节　

日的影响。　

　　　　　俄罗斯人为婴儿命名的习俗由来已久。以前这一仪式在教堂中由神甫主　

持进行。20年代初期，在某些地方，为婴儿命名的庆贺聚会，如“十月命名　

聚会”、“红星命名聚会”，取替了宗教洗礼。整个命名的仪式大致如下：　

　　　　　教父、教母改称“寄父”、“寄母”；仪式进行的地方称“婴儿宫”；　

婴儿的亲生父母也可以参加。婴儿不取教名。在仪式举行的那一天，父母抱　

着婴儿和寄父、寄母，祖父、祖母以及亲戚朋友一起到婴儿宫，父亲办理出　

生登记，母亲抱婴儿进入母婴室，由儿科医生和护士介绍育婴知识并免费赠　

送一本《婴儿保健手册》。准备工作就绪后，主持人笑容满面地打开礼堂大　

门，4位手捧鲜花的小女孩为先导，父亲抱着婴儿，母亲手持鲜花，其余人　

依次走入大厅。婴儿的父母坐在大厅中央的椅子上，寄父和寄母坐在他们的　

两侧，其他人分别坐在他们的后面。然后主持人宣布：“×年×月×日××　

×家中诞生了一位男孩（或女孩），这不仅是他们家庭，也是我们国家的重　

大喜事。市苏维埃委托我×××和市苏维埃×××主持这位小公民的诞生和　

命名典礼，请接受我们的热烈祝贺。”接着，扩音器里传出庄严的国歌声，　

婴儿的父母和寄父、寄母起立走到铺着丝绒台布、摆着鲜花的小桌前，面对　

主持人和市苏维埃代表站立。主持人高声宣读婴儿的出生年月日和姓名，向　

婴儿及其父母表示美好的祝愿，请婴儿的父母和寄父、寄母在婴儿出生证上　

签名。从此，寄父、寄母便成为婴儿的法定监护人。最后，市苏维埃代表郑　

重地把一份纪念品放进婴儿的怀里，把一封贺信交给婴儿的父母。仪式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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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贺信是写给孩子的，由其父母暂时代为保管，直到孩子十八岁生日时　

才能启封宣读。信的内容多为预祝孩子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用的人、有杰　

出成就的人。　

　　　　　与此同时，婚礼习俗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苏联各大城市设有“幸福宫”，　

专为新婚夫妇举行结婚典礼之用。主持人由“幸福宫”的工作人员担任，也　

有一名市苏维埃代表参加。婚礼前10—15分钟，新郎新娘由亲友陪同。分乘　

两辆披红挂彩的小轿车来到“幸福宫”。新娘身穿雪白的纱裙，头上戴着饰　

有白色花冠的轻纱，手捧一束鲜花；新郎身穿深色礼服，左边的衣襟上佩带　

着一朵鲜红或洁白的鲜花。当《婚礼进行曲》响起时，主持人宣布婚礼开始，　

新娘新郎、双方父母、证婚人、男女傧相、来宾们先后步入大厅，大厅的墙　

上挂着国旗、国徽和列宁像。大家就座后，主持人致贺辞，并向新人提出一　

些问题：“你们是自愿结合吗：”“你们是诚心诚意地组织新家庭吗？”“你　

们婚后，选择谁的姓？”得到肯定明确的答复后，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签　

字，证婚人也应邀签字，然后，主持人正式宣布男女双方结为终身伴侣。大　

厅里奏起《欢乐颂》，大家热烈鼓掌祝贺。这时主持人亲手端出事先准备好　

的一只精美的小盘，盘上放着一对刻有双方姓名的戒指，请一对新人相互给　

对方戴上。市苏维埃代表宣读贺信，将印有国徽的结婚证书授给他们。最后，　

他们走出大厅，来到“幸福宫”大门前宽阔的台阶上留影，全部婚礼到此结　

束。婚礼后，夫妇还会坐上彩车，来到无名烈士墓前静立默哀，献上一束鲜　

花，新娘的花束是白色的玫瑰花和百合花，新郎则是红、粉两色的玫瑰花和　

石竹花，以表示他们对烈士们的永远怀念与感谢。　

　　　　　此外，还出现了“红色丧礼”。但是，这些新的生活习俗实际上并未在　

普通老百姓的家中扎下根来。教堂的确人为地减少了，但几百年来流传下的　

宗教生活习俗是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文盲占绝大多数，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农业　

国家中短期内消失；而且由于人为设计的命名礼、婚礼等，形式上过于拘谨　

与政治化，使得参加者显得呆板，不自然，失去了应有的气氛。这也决定了　

这些新生活习俗的短期性和局限性。　

　　　　　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1928年的年历上，革命的节日与宗教的节日赫然并　

存。革命的节日有：1月21日，列宁纪念日；1月9日，彼得堡工人“流血　

星期日”纪念日；3月12日，二月革命推翻专制政权纪念日；3月18日，巴　

黎公社纪念日；5月1日，国际劳动节；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宗教　

节日有：4月15—16日，复活节；5月2O日，耶稣升天日；6月4日，圣灵　

降天节；8月6日，变容节；8月15日，圣母升天节；12月25—26日，圣　

诞节。1928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宗教节假日的数量仍然　

超过了革命节日，可见宗教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之深。同时说明，社会习俗　

有它的相对稳定性，仅仅以法律手段将原有的习俗人为地废除，是不可能达　

到预期的目的的。而只有以一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形式同步跟上，旧习俗　

才可能较快地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新的生活习俗才可能较快建立并普　

及。如果一味地批判和废除，只能适得其反。热火朝天的革命过后，一些传　

统的宗教仪式又极为自然地恢复起来。20年代中期，作为国家首都的莫斯科　

市约有一半居民为新生的婴儿洗礼；几乎2/3的居民出殡时，1/10的居民结　

婚时，均举行宗教仪式。其它地方的宗教仪式保留得更多。例如在萨马拉省，　

逢婚丧大事，不举行宗教仪式的仅为0。01％。　

　　　　　革命也使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政府首先废止旧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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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婚姻法”，仅承认不经宗教仪式的俗世婚姻为合法，而且男女双方　

均有提出离婚的权利。父母不得包办子女的婚姻，婚后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具　

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妇女不再依附于男子。但旧的传统习俗还十分顽固。妻　

子依旧惧怕丈夫，“毒打妻子的丈夫不需世俗法庭审判，只能由上帝的法庭　

审判”；“母鸡不是禽，妇女不是人”。这些极为落后的俄罗斯古训，深深　

地束缚着广大的劳动妇女。在农村，女子们最大的祈望就是自己的丈夫能够　

温柔善良，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不遭受毒打，而是丈夫在打妻子时，丈夫自　

己也流泪。由此可见丈夫打妻子在苏联不仅是个普遍现象，而且人们也不自　

觉地接受了。可以想象，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妇女参加工作不仅是受到家　

庭成员的非难，简直是十恶不赦的罪过。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以　

及新的思想和观念的普及，家庭生活与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更加密切的联　

系。许多家庭中那些愚昧、落后的东西日益为积极、进步的新习俗所替代。　

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比率由1928年占工人和职员的24％，提高到1940年的　

39％，妇女经济上的自立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在家庭中　

的地位。　

　　　　　苏联生活习俗中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酗酒问题。以酒贺喜，借酒消愁，　

是俄国人的传统习惯，实际上这是下层劳动群众对生活的绝望、得过且过的　

一种心理状态的体现。巴枯宁曾有这样一段话：“教堂对于人民起着一种天　

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因为不论是在教堂或　

酒馆里，人民可以把自己所受的饥饿、压迫和屈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　

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对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　

次更加陶醉。”久而久之，酗酒成了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许多人甚至不惜　

让全家人挨饿，卖掉家里能卖的一切，来满足自己对酒的渴望。苏维埃政权　

建立之后，这一习俗一如既往。一些嗜酒如命的酒徒，常在酗酒之后，或殴　

打妻儿，或外出滋事，或耽误工作，造出诸多的家庭悲剧和社会问题。　

　　　　　为了改变这一恶习，1928年，苏联成立了全俄反酗酒协会，建立了对酒　

类产品的买卖进行监督的机构，出版了反酗酒的读物，举办了“以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