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基发附近的乌尔妈赤）。
这种分兵御敌的战略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尽管花剌子模军队总人数多于蒙古军队，处于优势，但每一个要塞守军的人数却又少于蒙古军队，处于劣势。据说这一错误策略是因为摩诃末死里逃生的心理后遗症所致，不敢野战。本来应该有的一场狮虎相斗，就这样消失于无形之中。
另一个对花剌子模军队不利的因素就是此时的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军事贵族和太后势力结合，构成对国王摩诃末的严重威胁。争权夺利的斗争，使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抵抗蒙古军的进攻。
成吉思汗从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剌附近进入花剌子模境内。成吉思汗分兵四路向花剌子模大举进攻。他一面派二儿子察哈台、三儿子窝阔台攻打讹答剌城，一面派大儿子术赤攻打锡尔河下游各城镇，自己则和拖雷统率主力部队，横越沙漠，直趋西南方的不花剌（今布哈拉）城。
在察哈台和窝阔台攻打讹答剌城方面，由于守城的是杀害蒙古商人的亦纳乞克，蒙古军异常勇猛。经过5个月恶战破城，曾经杀掉蒙古商人的亦纳乞克知道求生无望，尽管刀枪尽折，仍然用砖头以死相拼。被擒后，成吉思汗命令化银灌其耳目，为被杀蒙古商人报仇。
成吉思汗和拖雷的主力部队则攻打不花剌城。不花剌是这个穆斯林世界的最大的城市之一。它包括三部分：城堡（周长一公里半），不花剌本城（狭义上的不花剌，即内城）和郊区（外城）。同其他多数城市相反，这个城市的城堡不是建在内城以内，而是建在内城以外。本城建在城中心的一个台地上，周围有城墙，有集市门，香料商门，铁门等7个城门，每个城门的名字都足以引起人们的联想。一些著名的清真寺吸引着信徒们。
蒙古军的到来对于这样一座城市来说是经受不住的。大兵压境，兵来如山倒，不花剌城的突厥守军被成吉思汗军队的阵势所惊呆。于是无心恋战，一心只求保命，企图突破围城的防线而逃跑，结果自然是城破人亡。不花剌城被很轻易的攻破了。
蒙古军队士气大振，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不花剌浩浩荡荡进军撒麻耳干，恰好此时，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军队也开到了城下，于是两股大军汇合共同攻城。花剌子模国国王摩诃末以10万军队守城，撒麻耳干居民（有一部分仍是伊朗人）在国王的带领下也勇敢地进行了反击。善战的摩诃末也不是等闲之辈，成吉思汗一时也束手无策。
成吉思汗重新研究策略，他发现城里虽有守军11万，但这11万当中有5万为波斯人，6万为突厥康里部人。他根据此时的形势和对方兵士的心理，决定从敌方内部来瓦解敌人。这个被瓦解的对象就选定在6万突厥人身上。因为突厥人与蒙古人在历史上是出于同一种源。
于是，成吉思汗派人向突厥人做思想工作，此计果然奏效，突厥人也认为和蒙古人同种，蒙古人必会善待他们，于是第5日，20多名突厥康里族将领率3万人出城交出武器投降。这使得城中大乱，蒙古军入城，摩诃末仓皇逃走。城中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成吉思汗爱才之心可见一斑。
成吉思汗的强大完全是摩诃末所没有想到的。他此时的境地在他自己看来似乎是做了一场恶梦。他从自负走向极端沮丧，最后完全迟钝了。在他逃亡的生涯中，他到过巴里黑（巴尔赫），呼罗珊西部，其后他在与日俱增的恐慌中又跑到与他的统治地区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伊拉克·阿只迷（这不是现在的伊拉克，而在伊朗境内）西北的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
然而摩诃末似乎就像是倒了霉的孙悟空，永远跑不出成吉思汗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成吉思汗派出一支由他的两位优秀将领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骑兵分队追逐他。这两员蒙古大将一路疯狂追逐摩诃末，他们进入了伊拉克·阿只迷，对列夷（今德黑兰之南）发起突然进攻。
然后他们火速穿过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抵达哈仑，摩诃末在此几乎落入他们手中，后来又溜掉了。他们摧毁赞詹和可疾云以泄愤。其间，倒霉的摩诃末在里海的一个孤岛上避难，在那里，他于公元1220年12月因精力衰竭而死。终止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摩诃末死后，其子札兰丁继承王位。公元1221年，为了替父报仇札兰丁率六七万军队北上进驻八鲁湾（今阿富汗喀布尔北），在这股劲头的作用下打败了前来追击的蒙古军。成吉思汗是一个永不言败且执着到底的人，往往越是遇到强敌他的信心就会越坚定，这次的失败成吉思汗是不会罢休的。
于是不久，成吉思汗又派遣3万蒙古军再次来战，结果不知何故又被札兰丁打败，看来是等待着成吉思汗的亲自上阵了。此时的成吉思汗已到了再也无法熄灭心中怒火的地步，他立刻重新举起战刀，跨上战马亲自与札兰丁进行激战。结果，札兰丁的军队伤亡甚众，札兰丁跃马跳进印度河，泅水逃往印度。
至此，几乎整个中亚，包括帕米尔高原、现今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以及前苏联穆斯林地区尽属蒙古。征服中亚地区对于成吉思汗帝国是另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前，成吉思汗只是在蒙古草原上驰骋，还只拥有东方的经验，而中亚是穆斯林地区，对于蒙古人来说属于西方。既然西方大门已经洞开，欧洲就不远了。花剌子模的覆灭标志着成吉思汗开始成为当时东西方的共主，标志着这个草原帝国的开始。
1225年，成吉思汗回到蒙古草原，从中亚带回估计有10万之众的各种手艺工匠和无数的财宝，6年的西征，蒙古人所占的疆域之广，成吉思汗曾对他的子侄们说：“无论东西南北，自此首往彼首，皆有一岁期程。”
第三章 “神仙”丘处机指点迷津
“神仙”这个修饰词对于丘处机这个级别的道士来说似乎是不会太在意的。这是成吉思汗在会晤了这位道界高人之后，对其发出的由衷赞叹。是什么样的人会让成吉思汗这等重量级的人物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信奉喇嘛教和萨满教的成吉思汗为何接受了这样一位道教人士的指点迷津并且有了“迷途知返”的迹象。
史书曾将蒙古军队的招安和丘处机“刀下救人”概括为“一言止杀”。“一言止杀”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统治者在人性化统治方面有了一些进步的认识，有助于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缓和了一些民族矛盾。客观上为元朝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这些内在的，即所谓的“软作用”是再多的千军万马也无法达到的。
丘处机19岁入山学道，拜师王重阳，是著名的全真七子当中的一位。他曾在北京的白云观传道，在镇平县创建太极观，到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修行（丘处机修真洞依然存在）。他光大了全真教，为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不仅仅是一位高道，更是一位情操高雅、满腹经纶、通晓古今的有志之士。而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丘处机被描写为一个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这也使他更为大众所知。
宗教往往是人们精神的一种寄托，也是在人们寻找精神依靠时所产生的。当时，北方的大片土地沦入金人之手，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生活也十分困苦。这种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开始寻求精神避难所，全真教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而产生的。丘处机则继承了他师傅王重阳所创全真教的宗旨，成为了一代宗师。作为全真教领袖的丘处机在当时的声望极高，人们也将全真道视为自己的救星。甚至山东杨安儿、耿格的起义，政府官员也要请他出面止乱。
成吉思汗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各方的实力模式，他自己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实施着他的大一统计划。俗话说，“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成吉思汗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选招贤能之人治理天下。他得知丘处机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于是想招其为国师，帮助自己安国治天下。成吉思汗两次遣使召见丘处机，可是丘处机隐居山林，深入简出，避而不见。
成吉思汗求贤若渴，不肯放弃。于1219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请丘处机出山，演绎了自三国以来又一个帝王虔诚躬迎，礼贤下士的故事。成吉思汗不远千里三派朝臣请丘处机出山，丘处机终于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公元1220年，他审时度势决定西行拜见成吉思汗。此时成吉思汗正忙于对花剌子模的战斗。对于丘处机来说，在被成吉思汗诚意所打动的背后，肯定还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次西行，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成吉思汗“罢干戈致太平”，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
丘处机率18名弟子在万里西行的过程中，向各族群众广泛传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国西部科布多时，丘处机将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观，成立全真教的组织。丘处机不仅在精神层面宣扬全真之法，同时还身体力行的让人们了解教义。他沿途广施善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赐予自己的粮食熬粥施舍给饥民。丘处机所到之处，得到了各州县和行省文武官员的迎送，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公元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宫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的道人，这便是全真教的丘处机。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分外高兴，特赐美食，设庐帐，优厚犒劳。
丘处机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帐内与他单独长谈，耶律楚材做记录。耶律楚材的记录，后被整理为《玄风庆会录》一书。在谈话的过程中，丘处机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长生之道，他却没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见蒙古军西征造成的残破景象，深感这与全真道的道旨极不相称，丘处机答复说：“修仙须修阴德，必须去暴止杀。您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
成吉思汗又问治国之方，丘处机回答说：“要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应在蒙古汗国提倡孝道。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说：“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将之治理好，才能称为大国。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须爱民，让人民休养生息。”
丘处机在赴大雪山途中，蒙古军西征所过之地，尸横遍野。所以，他曾作诗两首，赠予成吉思汗。其一诗云：“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他的诗意和情绪，为成吉思汗所察知，这对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决定班师，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为可知。
但丘处机坦率诚恳，循循善诱，对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触动是可以肯定的。丘处机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着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高兴地宣布：“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的主张遍谕各地。特别是在后期，成吉思汗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对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装反抗，成吉思汗改镇压为招安。这些变化与成吉思汗接受丘处机的劝告应当有一定关系。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处机辞行回国，指示文武百官，备齐美酒佳肴、珍奇鲜果，在城外数十里，夹道为之送行。谁知，两人却从此永别。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逆耳忠言，却时时回荡在成吉思汗的耳边。丘处机回到燕京，驻太极宫尊为“大宗师”，被人们称之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门。
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赐宫名为长春宫，且遣使慰问，诏书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这段渊源被后世的人们很是推崇，特别是对丘处机的评价，赞许极高。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评价他说，“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而在史学界是这样对丘处机进行评价的：丘处机以超常的见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动成吉思汗，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