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埃利斯说，“确认个人有肌体性脑病的线索之一是多次重复暴力。有些例子很有名，查尔斯·惠特曼，他在得克萨斯杀了十七个人，他患有恶性脑瘤，几周前他就告诉他的心理医生说他一直想着要爬上塔楼朝人开枪射击。里查德·斯拜克在杀害八个护士前已参与过几次残酷的暴力事件。李·哈维·奥斯瓦德不断地袭击他人，其中好几次还包括他的妻子。这些是有名的例子，每年的三十几万起案子则不是那么有名。我们正在设法用手术来制止这种暴力行为，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崇高的目标，举足轻重的目标。”
“可这难道不是大脑控制吗？”
埃利斯说：“你把中学义务教育叫做什么？”
“教育，”那个记者说。
采访就此结束。
埃利斯愤怒地站起身。“我真像个傻瓜。”他说。
“不，一点都不。”安德斯警官说。
《终端人》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第五部 结局
星期六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３日
她正在挨毒打，一阵残暴的猛击使她失去了知觉，她一面呻吟，一面打着滚。
“快！”格哈得边喊边摇着她。“醒醒，简。”
她睁开双眼。房间里黑乎乎的，有人俯身望着她。
“决，快，醒醒。”
她打了个呵欠，一阵阵酸痛由脖子上往下跑。“什么事？”
“你的电话，是本森。”
这话猛地把她惊醒，连她自己都没想到会清醒得那么快。格哈得扶她坐起身，她摇摇脑袋清醒清醒。她的脖子像一根酸痛的柱子，身体的其它部位也僵硬作痛，可她早已顾不上这些。
“在哪里？”
“远程信息处理房。”
她走出房间来到走廊里，明亮的灯光刺得她直眨眼睛。警察还没有走，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双目无神，嘴巴张开着发呆。她跟着格哈得走进远程信息处理房。
里查兹把电话递给她，说：“她来了。”
她接过话筒：“喂？哈里？”
安德斯在房间对面的分机上偷听。
“我感觉不好，”哈里·本森说，“我想要它停下来，罗斯医生。”
“怎么啦，哈里？”她能听出他说话有气无力，慢得有点像是孩子在讲话。经过二十四小时刺激后的老鼠又会说什么呢？
“事情进展得并不好，我累了。”
“我们能帮助你，”她说。
“是那种感觉，”本森说，“现在使我感到疲乏，别的没什么，只是疲乏不堪。我要停止这种感觉。”
“你得让我们来帮助你，哈里。”
“我不相信你们会帮助我。”
“你得相信我们，哈里。”
长时间的沉默。安德斯在房间那头望着罗斯，她耸耸肩膀。“哈里？”她说。
“我真希望你们没为我做那个。”本森说。安德斯看看手表。
“做什么？”
“做手术。”
“我们能把你修理好，哈里。”
“我想自己修理，”他说。他的声音一副孩子气，简直是在使性子。“我想把金属线拉出来。”
罗斯皱起眉头：“你拉了吗？”
“没有。我试着把绷带拉掉，可痛得厉害。它让我受苦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它。”
他真像个孩子。她不明白这种回归是否是一种特定现象，还是恐惧与疲劳的结果。
“我很高兴你没有拉——”
“但我总得想个办法，”本森说，“我得停止这种感觉，我要修理计算机。”
“哈里，你不能那样做，得由我们来替你做。”
“不，我来修理。”
“哈里，”她像母亲一样用抚慰的声音轻轻他说，“哈里，请相信我们。”
没有回答，只有电话那一头的呼吸声。她在房间里扫了一眼，望着一张张紧张而又充满期待的脸。
“哈里，请相信我们，就这一次。一切都会好的。”
“警察在找我。”
“这里没有警察，”她说，“他们都走了，你可以到这里来，一切都会好的。”
“你以前对我说过谎，”他说。他的声音表明他又在使性子了。
“没有，哈里，你完全搞错了。要是你现在过来，一切都会好的。”
长时间的沉默，接着是一声叹息。
“对不起，”本森说，“我知道它该怎么结束，我得自己来修理这计算机。”
“哈里——”
咔嚓一声，接着是电话挂断后的嗡嗡声。罗斯挂上电话。安德斯马上拨通电话公司，问他们是否已经查清了刚才那个电话。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刚才老要看手表的缘故，她想。
“见鬼！”安德斯说着甩下电话。“他们无法找到线索，他们甚至无法找到打进来的电话，这群白痴。”他在罗斯对面的那头坐了下来。
“他简直像个孩子，”她摇着头说。
“他说修理计算机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是指把肩上的电线拉出来。”
“但他说他试过。”
“也许他试过，也许没有试过，”她说，“他在所有这些刺激和所有这些发作的影响下，现在已神志不清。”
“从身体角度看，把电线和计算机拉出来有可能吗？”
“有，”她说，“至少动物这样做过，猴子……”她揉揉眼睛，“还有咖啡吗？”
格哈得替她倒了一杯。
“可怜的哈里，”她说，“他一定吓坏了。”
安德斯在房间对面说：“你认为他到底有多糊涂？”
“很糊涂。”她呷了口咖啡，“还有糖吗？”
“糊涂到要搞乱计算机吗？”
“我们没有糖了，”格哈得说，“几个钟头前就用完了。”
“我不明白。”她说。
“他手里有医院的线路安装图，”安德斯说，“主计算机，即协助对他进行手术的那台计算机就在医院的地下室里。”
她放下咖啡杯注视着他。她皱皱眉头，又揉揉眼睛，端起咖啡杯，接着又放了下来。“我不知道，”她最后说。
“你睡觉的时候，病理学家来过电话，”安德斯说，”他们已确认本森是用起子捅那个舞女的。他袭击了机械师，还袭击了莫里斯。他们都是机器一样的人以及与机器有联系的人，莫里斯是与他自己的机械联系在一起的。”
她微微一笑。“我是这里的精神病科医生。”
“我只是问问。那可能吗？”
“当然，当然可能……”
电话铃又响了，罗斯拿起电话。“这里是研究室。”
“这里是太平洋电话公司分部，”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我们为安德斯上尉复查了那条线路。他在吗？”
“请稍候。”她对安德斯点点头，他接过电话。
“我是安德斯，”他过了好一会儿说，“请重复一遍行吗？”他边听边点头。“你们检查的是哪一段时间？我明白了，谢谢你。”
他挂上电话，随即又开始拨打。“你最好给我讲讲那个原子能电力盒，”他一边拨号一边说。
“讲什么？”
“我要知道假如它被弄破的话会怎么样？”安德斯说，待电话接通，他便转过身去。“爆破小组。我是安德斯，杀了他。”他转身望着罗斯。
罗斯说：“他随身带有三十七毫克的放射钚，Ｐｕ一２３９。如果盒子破裂，该地区的所有人将面临严重的辐射。”
“释放出来的是什么粒子？”
她吃惊地看着他。
“我上过大学，”他说，“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能读书写字。”
“α粒子，”她说。
安德斯对着电话筒说话。“我是安德斯，干掉他，”他说，“我马上要一辆车来大学医院。我们可能会遇到即将发生的辐射危险。人们及其周围的环境可能被一种α释放物Ｐｕ－２３９污染。”他听着，随后又看看罗斯，“有爆炸的可能吗？”
“没有。”她说。
“不会爆炸。”安德斯说完又听了听。“好吧，我明白了。你尽快派他们过来。”
他挂上电话。罗斯说：“你不介意把现在发生的一切告诉我吧？”
“电话公司复查了那条线路，”安德斯说，“他们确认本森打电话的时候，没有电话打进研究室来，一个电话也没有。”
罗斯不解地眨眨眼睛。
“没错，”安德斯说，“他一定是在医院里的什么地方打的电话。”
罗斯从四楼的窗口朝外望着停车场，安德斯对至少二十个警察发出了命令。一半警察去了医院主楼，其余留守在外面，他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一边抽烟一边轻声交谈着。这时，爆破小组的一辆白色装运车隆隆地驶了过来，三个穿着灰色的像是金属套装的人笨拙地走了出来。安德斯同他们简短他说了几句，他们几个点点头，留在车旁，打开一种很奇怪的设备。
安德斯往回朝研究室走去。
格哈得和她一起看着这些准备工作。“本森不会成功的。”他说。
“我知道，”她说，“我一直在想是否有什么办法缴下他的武器，或者使他丧失行动能力。我们能做一只手提式微波发射器吗？”
“这我想过，”格哈得说，“但它不安全，你无法真正预测它对本森的装备的影响，而且你知道它将使医院里其他病人身上的心脏起搏器出现混乱。”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格哈得摇摇头。
“一定有什么办法。”
他仍然摇摇头。“另外，”他说，“很快就会出现环境合体现象。”
“理论上讲是这样。”
格哈得耸耸肩膀。
环境合体是研究室发展部的设想之一。这个设想观点简单，却意义深远。它发端于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大脑受环境的影响。环境产生经历，经历变成记忆、态度及习惯——这些都是被迫译进脑细胞神经通道之中的东西。这些通道是以某种化学的或是电的方式固定的。就像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体是按其从事的工作变化的，一个人的大脑也根据其以往的经历发生变化。而这变化就像工人身上的老茧一样，在经历结束后继续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脑吸收以往的环境。我们的大脑便是以往种种经历的总和——而这些经历本身早已成为过去。这意味着病因和治愈不是一回事。行为失调的病因可能在于孩提时代的经历，但我们无法通过消除病因来治愈这种失调，因为病因早已随着成年而消失。治愈的方法只能来自其它方面。正如发展部的人所说的那样，“一恨火柴会引起大火，但一旦大火燃烧起来，灭了火柴并不能灭掉大火。问题的关键已不是火柴，而是大火”。
至于本森，他已经历了由移植的计算机发出的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强烈刺激。刺激通过提供新的经历及新的前景影响了他的大脑。总有一个新的环境在被大脑吸收进去，很快就变得不可能来预测大脑将作如何反应，因为它已不再是本森原来的大脑了——它已成为一个新的大脑，成为新经历的产物。
安德斯走进房间。“我们准备好了，”他说。
“我都看到了。”
“地下室的每个人口我们都派两个人把守，前门两个人，急诊室两个人，三架电梯也各有两人把守。病人护理的几层楼我们没有派人去，我们不想在那些地方惹麻烦。”
你想得真周到，她心里想，但嘴上什么也没说。
安德斯看看手表。“十二点四十分，”他说，“我想应该有人带我去看看主计算机了。”
“它在地下室。”她说着朝主楼点点头。“在那儿。”
“你能带我去吗？”
“当然，”她说。她真的不在乎。她对自己影响事情结果的能力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她意识到她正处在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的控制之中，这个过程涉及许多人和过去的许多决定。要发生的事情总是要发生的。
她和安德斯一起沿走廊而去，她发觉自己正想着克雷尔大太。真是奇怪，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想到克雷尔太太了。埃米莉·克雷尔是好几年前她当住院精神病科医生时的第一个病人。那妇人当时五十岁，孩子已长大成人，她丈夫厌倦她，她精神压抑，想自杀。珍妮特·罗斯以一种个人的责任感接收了这个病人。她当时还年轻，急于求成。她像一位正在作战的将军，同克雷尔太大的自杀冲动作战——调集各种资源、制订战略部署、修订和更新战斗计划。她照管克雷尔太太，帮助她度过了两次未遂的自杀企图。
之后，她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精力、技术和知识是有限的。克雷尔太太不见好转，她的自杀企图变得更富心计，最终她还是成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