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西文化交流”等大口号和一幢幢的新大楼之外，中大似乎只是马料水山顶的一个大“官僚机构”（bureaucracy），拥有一大堆资金，发布一大堆——往往用英文的——公文，做了不少“公共关系”的宣传工作，而其本身的制度和章程仍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现在仅把个人所认识的几种制度介绍于下。
中文大学是在香港政府授命下成立的，当时的港督是当然校长，所以殖民地的教育制度也直接影响到中文大学。譬如教员中有所谓“外来”（overseas）和“本地”（local）两种待遇。我虽然是外来的，因为拿的不是美国护照，所以仍属“本地”人。“外来”的教员一定有房子住，或有房租津贴，“本地”人不一定有；“外来”人每两三年可以携家带眷回国休假三四个月，旅费由学校负担，“本地”人不可以。“外来”人之所以享受特殊待遇，据说有两个原因：一、“外来”人多属资深饱学之士，不特别优待，就请不来。二、“外来”人身处“异邦”，水土不服，风俗习惯不同，花费也多，所以要享受特别待遇。这两种说法，我认为都不能成立，后者或能适用于19世纪的香港，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的“西化”程度，是可使外来西人生活得舒舒服服的。至于第一种说法，可以说是对海外中国学者的一大侮辱，似乎中国人就没有“够格”的人士，也不必用重金礼聘。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本地”人当然更禁不住要问一句：“外来的洋学者到底是什么名人？我有哪一点比不上他？”
在“中文”大学体验到这种“中”“外”待遇的不平等，对我来说，是心理上的一大打击。然而崇基校方待我极好，甚至特别为我安排住处，感激之余，却更加深了我的罪恶感。同事中有不少学识和资历都比我好的“本地”人士，至今仍然分不到房子住，我岂不是成了“不中不外”的特权阶级？我并不排外，不过仅希望中外平等而已。港大有其殖民地制度的背景，外籍教员多，中外不平等是历史所造成的；中大初创，应该是风气一新，没有因袭的坏制度，然而中大的不平等，尚不止此。
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是教职员中的“等级”制度。教员分四等：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助教。教授高高在上，为大学职，地位高于三院教员之上，因此可以不理或推翻系会的决定，而且，教授教课与否，并无严格的限制；助教则“屈居”人下，除了教课之外，有时也兼理行政，工作繁忙，但薪水甚少，女助教薪水尤少。由助教升到教授，难如登天，而升级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既不重著作，也不重教学，年资似乎成了唯一的条件。职员方面，“阶级”的差距更大，大学部的高级秘书及主管，据闻可以领教授衔，拿教授的薪水，换言之，地位要在讲师和高级讲师之上。这种制度用于大公司则可，用于大学则未免过分。构成一个教育学府的主要因素是学生和教师，行政人员应该是服务人员，而不是官僚。等级制度的副产品往往就是官僚作风，而官僚作风过甚的话，中大只能变成“学店”，而不是“学校”。
由于“官僚”作风的影响，中大与三院、上层与下层之间就有很多隔阂，工作上的联系也大成问题。每年开学初的几个礼拜总是一团糟，就是因为“院际课程”与“院内课程”的上课时间无法协调。师生为了上“院际课程”，必须奔波于港九和新界之间，浪费许多时间，加上学生每人选课不同，时间上冲突更多。我有一门“院内课程”就被迫改到每周二晚间和周六中午上课。三院教师与校本部诸官员之间隔阂更深，我身为低级讲师，地位极低，与山上各主管几乎从来就没有见过面。最近“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据说是为教员研究学术而设，我学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教的也涉及中国史，却从来没有收到有关这个研究所任何计划的通知，大概又是我地位太低的关系。
我与中大校长（即名义上的副校长）只见过一次面。去年年底时，收到李校长的一封信，邀请三院历史系讲师到范克廉楼谈话，以便听取我们的意见。我接到信后，当然受宠若惊，所以就满怀热望，乘兴而去。在范克廉楼会议室坐了将近两小时，才发现自己是在“听训”，发言的讲师不多，而校长却三番五次地训示我们如何教书、如何考试等，大概发问的全部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听训的时间却有一个半小时。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听训了，并且谢绝参加每月一次的中大三院教职员午餐会。我的结论是：我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不要妄想影响上层阶级，而应该由基层做起，尽我的本分，为崇基历史系效劳。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2）
幸而系中师生（一两位人士例外）相处极好，前任和现任系主任都是热心人士，同学并且主动提出改革课程的建议，所以在一两次会议之后，大体上通过了初步改革方案。然而，崇基历史系受命加强世界史的课程，改革方案与此不合，就会被校方打回，而且，中大世界史的“讲座教授”常驻崇基，在权力上可以自上而下否决系会的决定。在美国的一般大学，这种情形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中大“阶级”森严，系主任遂决定进一步在三院历史系联合会中另谋对策，又需一番艰苦的“奋斗”。为了这件系内的事，系主任曾与中大校方数次公文来往，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记得我在达特茅斯学院任教时，历史系的任何改革方案或新课程计划可由全系教员开会通过，校方从不过问，然而中大组织不同，除了上述方式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我觉得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大学如要免除组织上的官僚气息，一定要使群情可以上达，而且上层也一定要接受并且执行大多数师生的意见，目前中大校本部与三院学生之间是否有广泛的接触，恐怕大成问题。中大学生会成立时仪式极为隆重，港督和校长亲临训话，然而中大高阶层的会议是否有学生代表参加？校长和各单位主管除了在新生招待会之外，是否经常接见学生？三院学生的意见，中大校方是否重视？记得崇基曾开过一次师生会议，讨论中大的考试制度，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第二学年末的“中期考试”（intermediateexamination）无此必要，应该废除，然而据我个人“聆训”时所得知，中大各讲座教授的意见恰好相反，所以崇基的这个建议至今仍在被“考虑”之中。
我觉得中大校方对于各项重大计划太过相信校外西方“专家”的意见，而未能顾及校内师生的经验。“联邦”制度、教学方法、图书馆的组织、出版部的设立、校园的扩大、“世界史”的重要性……大抵都要听校外专家（大部分是外国人）的“指示”。这些校外名人在重金礼聘之下由外地飞到香港，匆匆逗留之后，就可以写成“权威”性的报告，他们是否对香港和中大的情况完全了解？而且，这些“专家”的见解是否一定高明？我曾经读过三位世界知名的世界史“权威”——巴特菲尔德（SirHerbertButterfield）、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和许倬云——的演讲词，个人的读后感是乏善可陈。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外国“专家”到中国“顾问”的例子，大部分是越“顾”越糟，历史的教训至少也应该使我们不要一味媚外崇洋。
以上所述，是我个人对于中大几种制度和行政的批评，偏见在所难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制度上的问题有待讨论：譬如男女教职员待遇的不公平、校外考试委员的制度（我个人反对）、图书馆的问题（校本部图书馆占大部分购书预算、三院图书馆奉命将非属大学生能用的研究性书籍移入校本部图书馆、大学生不能向校本部图书馆借出书籍）等。中大教职员大部分比我阅历深厚、经验丰富，应该有人对这些问题发表更宝贵的意见。
二、应对中国文化有承担精神
中文大学初创，在行政和制度上当然无法尽善尽美，然而一个新创办的大学理应没有什么旧习气，而应该具有一种新风气、新精神。中文大学的情形适得其反，在三院没有联合以前，各有各的传统和精神，当中大成立之后，三院的精神反而丧失殆尽。最近一期的《新亚学生报》发表了不少哭、笑、怒、駡新亚和中大的文章，可以证实我的看法。为什么中大没有一种新精神？在我仔细拜读中大校长的施政报告书——“TheFirstSixYears1963~1969”（开办的六年）——之后，得到不少的“启示”。
李校长解释中文大学的名称，认为具有两种意义：中文大学“可以意指用中文作为教学的主要语言，也可以意指一个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的大学”（第6页）。如果中文大学有真正“中文”的精神，在公文来往中就应该以中文为主，如果说对外（譬如对外国机关）公文用英文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内——一个用中文作为教学的主要语言的机构——就不应该只用英文；如果说纯是为了校内的少数外籍人士的方便，为什么就不顾及校内不懂英文的华籍教职员？
如果中文大学真有“中文”的精神，也势必会就“中文法定”运动向香港政府正式表明赞成的立场，然而，当中大三院学生会的代表请求中大校方表明立场时，仅得到李校长一纸简短的“答复”（见1970年10月15日中大学生报第四版），在这封复信中，李校长说：“中国人之视中国语文犹如子女之视慈母，争取中文为法定语文，在任何中国人说来，尤其在中文大学说来，为天经地义的事，这还需要表明立场吗？”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更要表明立场，而且，身为中文大学，应该在这个运动中采取领导地位，如不表明立场，不设法影响香港执政当局，即使是“天经地义”的事，却仍然是“不合法”的。李校长又说：“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和研究……大学应该避免空谈，更不必博取群众的喝彩。至于少数人不明真相，随着大家人云亦云指责中大：这一件事应该由中大领导，那一件事应该由中大负责，如果每一件事都要中大答复和表明立场，实在难以一一应付。”我对于这段话要提出下列问题：我不反对教学和研究，我也赞成大学应该避免空谈，然而中文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上到底有什么表现？请外国专家、写报告、开会、请教员上山听训，这不是“空谈”是什么？发表印刷精美的施政报告、出版歌功颂德式的校刊和资料、借了别人古董来开展览会、在报纸上出特刊宣传，不是“博取群众的喝彩”是什么？
我觉得中大校方为了“博取群众的喝彩”，特别是香港政府和太平绅士的喝彩，已经下了很大功夫，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实在应该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既然自称为香港的“唯一中文最高学府”（报告书第6页），既然要“尽力服务社会”（报告书第65页），中大当然要在某些有关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重大事件——譬如中文法定——上出面领导，所谓“难以一一应付”，恐怕只是推辞之举，是怕惹麻烦的心理作祟而已。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3）
一个大学如果有其一贯的精神，就不会唯恐“应付”不了，而会尽可能地事事采取主动，对内领导师生，对外领导社会，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然而在中文大学，采取主动的往往是学生，而不是学校当局。学生首先要中大对“中文法定”表明立场，李校长才写信答复；学生参加保钓运动，甚至被捕，中大部分教员曾发表声明，但中大校方却毫无表示；学生在自己的刊物上讨论国情和中国文化，举办公开演讲会和座谈会，谈辛亥革命，谈五四运动，谈香港青年的“失落”，而中大校方所出版的《中文大学校刊》除了报道名人行踪、歌功颂德之外，内容实在空洞之至。三院校方或曾主办过演讲或讨论会，而由中大校方主办的，可谓绝无仅有，而其所办过的少数演讲——如世界史——则一无是处。
李校长说中大可以“意指一个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的大学”，我不知究作何解。所谓中大的“中国文化背景”，除了新亚留下来的一点基础之外，可谓别无所有，新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宣传做得很好，新建的楼房很漂亮，但却未见有任何新的作风、新的表现。林语堂的中文字典是否就能代表中大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我个人颇表怀疑。
要培养中国文化，要“在一个现代学术环境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