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校阅修正”。《柳文指要》长达100万字，毛泽东完成此项繁难的阅校，殊为不易，这与毛泽东对柳宗元的高度关切有关。
毛泽东倾心柳宗元，自然对柳宗元积极参与的重大事件——永贞革新十分关心。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是同情和支持的。由此，“二王八司马”的另一重要人物刘禹锡在“*”中也走了红，被列为“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人物”，各种版本的刘禹锡诗文集纷纷问世。
其实，早在“*”之前，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就多次谈论过“二王八司马”事件。流风所及，“*”中江青在天津作“评法批儒”报告时，也大谈“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江青欠缺历史知识，错把“二王八司马”的对立面韩愈也算在“八司马”里了。
“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是一场非正常的运动。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有他的复杂的政治意图。柳宗元和刘禹锡被抬出来为运动服务，也并非这两位先贤的意愿，这些都不在本文议论范围。此处引证这段历史，不过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对一般人感觉冷僻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投入了长期关注，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影响。
余秋雨做了一个梦
余秋雨散文《柳侯祠》的开头写道：“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
梦中的荒芜生态和灰黯色彩，正是“二王八司马”结局的写照。
余秋雨梦醒，参观柳侯祠，接着著文描写了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贬官湖南永州和广西柳州，“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构建”。
正是在柳州，柳宗元低吟着“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诗句（《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以47岁壮年，郁郁而终。
打开《刘禹锡集》看看，“一坐飞语，废锢十年”、“失意多病，心如寒灰”的句子，比比皆是。
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的名流如韩愈、白居易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描述过永贞革新。唐代作家李谅创作的传奇《辛公平上仙》，则影射了支持改革的唐顺宗被宦官杀害一事，可见当时此事影响之大。
可惜，对这一重大改革事件，历来研究不足而非议不少。《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著作，对“二王八司马”均持贬斥态度，乃至目为“邪党”。
古人局限自不必论，近来有人说“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人把王叔文推进改革说成是“秘书干政”，多此一举。理由是：“王叔文职务仅是一个翰林学士（皇帝机要秘书），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由翰林学士担负这么重大的革新使命，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失败也就理所当然。”
假如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同样是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宋代，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发动改革为什么也会失败？而唐代诸多太监连翰林学士这个名分都没有，废立7个皇帝都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唐两个奇人
王叔文（735～806）和王（？～805）堪称唐朝一对奇人。
两人都是浙江人。王是杭州人，唐德宗李适（742～805）末年任翰林待诏（尚未安排正式官职称待诏），写得一手好书法，被德宗派去教太子李诵（761～806）写字。至今，一些文物拍卖会还有王的书法传世。王叔文是绍兴人，原任苏州司功（苏州地区辅佐官员），下得一手好棋，经人推荐进入东宫，教李诵下棋。
恰好，李诵也爱琴棋书画，师生相得益彰，其乐融融。
王这个人，《旧唐书》说他“貌寝陋”。人长得丑，但他心思活络，幽默诙谐，喜好杂耍，颇讨李诵喜欢。
王叔文是整天蹙着眉头，庄重严肃，智谋突出。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说王叔文“能以口辩移人”，口才极佳。
二王性格恰好互补。王常常哄太子玩，而王叔文则“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李诵与王处得最亲热，对王叔文更敬重。
因缘际会的是，二王心思很大。两人不但洞彻时局，而且颇有文武谋略。特别是王叔文，政治才能更为突出。李诵对父亲种种作为也很不以为然——德宗心胸狭仄，贪婪成性，重用宦官，纵容藩镇，加重了唐朝危机。对此，40多岁的李诵忧心如焚。
就身边事而言，李诵最难过的是宫市和五坊小儿等弊政。
宫市是皇宫采购，宦官买东西不按规矩付款，少付多拿。后来，连少付也不愿意付了。宦官们干脆在长安东西两市安排了几百名白望。所谓白望，就是站在市场上左右张望，见到好东西就说皇宫需要，白白拿走。白望就是白拿。还有许多小偷窃贼也扮成“白望”，真假莫辨。因此，东西两市的店家们见到“白望”出动，吓得纷纷闭门谢市，长安日渐萧条了。
与刘禹锡同岁的白居易实在气不过，曾冒风险写了《卖炭翁》一诗揭露宫市黑幕，沉痛至极。这首诗多年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读者想必对宫市已经有所了解。
五坊则是饲养5种动物的地方，称为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这是宫中专门捕捉动物供皇家玩乐的处所。五坊小儿（唐朝对宫中服役的人多称为小儿）简直就是一批流氓，倚仗皇宫权势，故意将网张在人家门口或者井口。有人走近，就诬称惊动了朝廷需要的鸟雀，一阵痛打，直至拿钱来才肯罢休。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五坊小儿没事到外边闲逛，进饭馆吃饭不给钱。不但不给钱，还在饭馆里留下一筐毒蛇，叫店主好好饲养。店家无奈，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帮恶人才肯把蛇筐带走。
一次，李诵与王叔文等人聊到宫市弊害，痛恨不已。他说：“此事弊端太大，我想进言，要求罢免宫市。”大家都赞成，独王叔文一言不发。
李诵等众人走后，问王叔文：“先生刚才一言不发，是为什么？”
王叔文说：“本朝规定，太子要好好学习，侍膳问安，不要多过问朝政。评头品足多了，会引起疑心。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买人心，那怎么解释？”
李诵听了连连点头。原来，德宗猜忌心强，常常不计后果轻举妄动。先前就曾发生一件大事。那是德宗登基不久的贞元三年（787），曾因宫里一件案子，差点废了李诵的太子地位。李诵一度企图自杀，幸亏宰相李泌拼死力谏才保住太子地位。李诵想起往事，不禁后怕。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格外器重。
王叔文在没掌权时倒还沉得住气，掌了权之后就变了一个人，干什么事都急切万分，此为后话。
李诵与王叔文、王“二王”相处十几年，除了琴棋书画之外，日常议题，大都是继位之后如何改革政治弊端。一个小小影子内阁大体成形了。
新锐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1）
当然，影子内阁并非只有二王。为了实现预定目标，二王在朝廷里先后物色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知名人士，最著名的当推刘禹锡、柳宗元，所以后人又称改革集团为“二王刘柳”。二王对刘禹锡更为欣赏，密谋将来掌握大权之后，让刘禹锡担任宰相。
刘、柳两人是光耀千古的大文学家、思想家。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祖籍河南洛阳，生于苏州。21岁到23岁连登三科。贞元九年（793），21岁中进士。同年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每次仅取三五人，韩愈考3次都没考上）。贞元十一年（795），23岁应吏部取士科考试合格。刘禹锡诗名满天下，与白居易齐名。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对刘禹锡极为倾服，称自己写诗不敢与刘禹锡争锋。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盖乐天（白居易）平日之蕲求（追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臻（达到）其理想之境界也。”刘禹锡很多诗句，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及《陋室铭》等散文，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刘禹锡曾任管理太子图书的小官，又任淮南节度使（扬州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杜佑的掌书记（秘书），后于贞元十八年（802）调任京兆府（首都地区）渭南县（陕西渭南县）主簿（相当于县委办公室主任）。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山西永济县，生于西安，比刘禹锡小一岁，亦为贞元九年（793）进士，后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时文坛评价他的文章是“精警绝伦、灿若珠贝”。柳宗元学问渊博，韩愈称赞说：“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柳子厚墓志铭》）。当时长安的政治、文化沙龙，柳宗元一到，便光彩照人；柳宗元一开口，满座皆惊服。一时间，公卿政要都想让他当自己的门生；青年才俊都以认识柳宗元为荣。柳宗元的政论、哲学论文、史学论文和散文的代表作，都是唐代290年的巅峰。柳宗元担任过国家图书馆管理员和编辑，后调任京兆府蓝田县（陕西蓝田县）县尉（县公安局长）。
贞元十九年（803），31岁的刘禹锡从渭南县主簿的位子上直调中央，担任监察御史（相当于中央监察部处级官员）。30岁的柳宗元从蓝田县尉任上调任监察御史里行（见习，与御史职权相同，薪水少一点）。
两人来到中央，和韩愈正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35岁的韩愈中进士比刘、柳早一年，任监察御史也比两人早一点。三位文豪很快成了朋友，一起讨论文学，亦为一大乐事。韩愈后来写长诗《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也说：“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
但是刘、柳两人到任不久，韩愈突遭重挫。原因是韩愈上书抨击宫市弊端，揭露京兆尹（首都一把手）李实的罪恶，并且要求减免老百姓租税，结果触怒德宗，被贬为广东阳山县县令。韩愈一度怀疑刘、柳两人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为刘、柳当时深受太子信任，在朝廷里很红，说话有影响力。另外，刘、柳在县里工作时，是李实的下级，李实也很器重他们两人，所以韩愈产生了怀疑。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误解。韩愈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没有后台。刘、柳两人目睹韩愈此番遭际，暗暗庆幸自己能够得到太子李诵的信任，都觉得这个后台够硬，从此益发充满憧憬，真个是“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于是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激情与抱负，积极参与二王的秘密政治谋划。
韩愈后来写《顺宗实录》说，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二王看中的其他干部还有凌准、韩泰、韩晔、陈谏、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等。这些30岁左右的才俊，基本是御史台（监察部）和六部衙门小官，他们在吏治、军事、财经等方面各有所长。
凌准是史学家，著有《汉后春秋》。陆质是经学家，著有《春秋微指》。韩泰、韩晔、吕温也深研先秦经典，并有经学著作。陈谏曾跟随刘晏工作，是理财家。柳宗元称韩泰“厉庄端毅，高朗振迈”。风度翩翩，又严肃端庄。但这些青年才俊有个特点，就是除了韩晔之外，大都出身低微。
新锐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2）
韩晔是宰相韩休、韩幌的家族后代。在德宗时期出任宰相的韩幌还是大画家，其名作《五牛图》流传至今。
王叔文和王就是寒门了。刘禹锡的父亲刘绪是给地方官当幕僚的，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做到殿中侍御史（处级监察官员）。凌准等人也没有显赫家世。这个特点，使他们与朝中显贵产生了天然隔阂。勋老贵族蔑视他们，称他们是“躁进之徒”。
革新集团还需要在资历较深的要员中寻求支持。李诵和王叔文的目光瞄准了德宗十分欣赏的才子韦执谊。韦执谊出身世家大族，少有才名，考取进士之后任右拾遗（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助理）。韦执谊从20多岁起就因文采斐然受到德宗宠爱，出入皇宫，充当顾问，是德宗晚年最信任的六大红人之一。
有一次，在德宗生日宴会上，李诵敬献佛像作为贺礼。德宗非常高兴，当场下令韦执谊为这个佛像写赞语，并且让李诵赐给韦执谊贵重的丝织物作为稿酬。韦执谊得到李诵赏赐之后，特地前往东宫拜谢。李诵郑重地向韦执谊推荐王叔文，称赞王叔文是个伟才。韦执谊知道李诵将要登基执政，哪敢怠慢？从此与王叔文结交，日益密切。
顺宗登基
不幸的是，就在德宗生命渐近尾声之际，李诵身体状况突然急剧恶化。贞元二十年（804），就在登基前夕，李诵中风躺倒，体力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