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雍停下来，看着楼缓。
楼缓兴奋地说：“我过去听你提到过这个意思，也想了好久，觉得这个主意有道理。咱们仿照胡人的衣服，也就能学到他们打仗的本领了。我赞成！”
赵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召见*重臣肥义。他对肥义说：“赵氏先祖创下的基业，我们要很好地发扬光大，不但要保卫好我们的国家，而且要开疆辟土才是。为此，我打算下令全国，一律抛弃传统衣冠，改穿胡服，加强骑马射箭的训练，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我知道，一旦这样做，就会遭到强烈反对，上上下下闹翻了。你看怎么办呢？”
肥义要比2000年之后的李鸿章更有眼光和魄力，他说：“我听说，做事迟疑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对自己的行为如果总是疑虑，也不可能成名。你既然决心要移风易俗，就别考虑那些人怎么议论了。凡是要建立大功业的人，从不拘泥于世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也从不跟成群结队的人磋商。愚昧的人对已经成了的事情尚且愚昧无知，聪明人在事情萌芽的时候就已经看清楚了。愚昧的人安于现实，聪明的人才能瞻望前程。你主意已定，别再犹豫了！”
赵雍高兴地大笑起来，说出了一番颇具叔本华哲学意味的话：“我不疑惑穿胡服这件事，我是有点担心天下人耻笑。唉，你说得对。痴汉子高兴的事情，聪明人替他哀伤；愚蠢人所讥笑的事情，贤明人却仔细地审视它。世上人如果都顺从穿胡服的决定，赵国将会得福。算了！即使全国都反对我，我也这样定了。西北诸胡部落和中山的国土，我一定要得到！”
赵雍得到两个重臣的理解，心里多少有了点底。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雍竟穿着胡服出来。大臣们见到他短衣窄袖的打扮，一时惊呆了。
赵雍问众大臣，新的打扮怎么样。大臣们觉得这件事未免太丢脸了，没有人吭声。赵雍环望一周，他的叔叔公子成没有来，心里立刻明白了。原来公子成听说赵雍要改穿胡服，认为是奇耻大辱，干脆称病不上朝。
服装激辩（1）
反对的情绪在德高望重的皇族前辈——赵雍的叔叔公子成身上集中表现出来了。守旧势力自然奉公子成为首，坚决抵制胡服。
赵雍先是派了侄子王绁前往公子成家里，做说服工作。
王绁拜见了公子成，对他说：“大王已经穿上了胡服，多么希望您和他一起穿胡服会见群臣啊。在家里顺从父母，在朝廷顺从君主，这是古今的准则。现在，叔父大人不肯更换胡服，大王担心天下人将会议论纷纷。改穿胡服的目的，不是为了换个花样娱乐消遣，而是为了迎接艰苦的战斗，建立救国救民的不朽功业。我听说过，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好的行为。任何一项事业，有皇亲国戚鼎力相助，就一定能够成功。大王想仰仗您的支持，来完成胡服骑射的伟大事业，恳求您改穿胡服吧！”
公子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知道君主改穿了胡服，恰好我有病在身，不能行动，因此没有去朝拜。现在国王派了你来，我正好也有话说。我听说中国是聪明才智的人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宝聚集的地方，是圣人推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道德的地方，是最讲究诗书礼乐的地方，是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方，也是远方外国最向往的地方，是蛮夷作为楷模的地方。现在大王舍弃这一切，却效法蛮夷，穿他们的衣服，习他们的战法，改变传统文化，违背固有风俗，远离中国习惯，已经激起百姓的愤怒。这是一种叛逆行为，愿大王三思。”
王绁无功而返，回报赵雍。赵雍叹道：“我知道叔叔不是真病了，他害的是政治病。”于是，赵雍亲自出马，到公子成家探望，亲自做细致的说服工作。
赵雍对公子成说：“穿衣服是为了保护身体和实用，讲究礼仪是为了有利于事业成功。圣人因地制宜制定礼节，是为了方便国人有利国家。南越的风俗是什么呢？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在身上和胳臂上刺上花纹，衣服大襟开在左边（传统中国服装大襟开在右边）。吴国的风俗是什么呢？把牙齿染黑，额上刺花纹，用鱼皮做帽子，用粗针粗线缝纫。各地风俗虽然不同，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做事利落。这些例子说明，背景不一样，使用工具也不一样；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制度也会有差别。”
赵雍看公子成默不作声，又接着说：“这就告诉我们，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就要去做，不能僵化固执。不同区域的服装变化很多，就算是圣人也不能使他们完全统一。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不要忙着否定它，要看看它有什么道理，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如今叔叔坚持的，是固守传统；我所追求的，是要发扬传统。我们赵国，东有黄河、漳河，虽然与齐国、中山处于同一流域，却不擅长水战。从恒山到上党，东边有燕国、东胡，西边有楼烦、秦国和韩国。这些边界地带的部队，使用的是传统武器，缺乏现代化骑射装备，怎么保卫国家？所以，我要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第一是建立水军，严密防守黄河。第二改组陆军，穿上胡人那种利于作战的紧身服装，练习骑射。这样，就可以保卫上党，平定中山。”
赵雍最后又警告道：“现在叔叔为了固守习俗，违背了赵国先祖要我们保卫和拓展国家的遗训，而且忘记了我们至今还屡屡被人侵略的耻辱，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这里介绍的只是谈话要点，实际上当时的辩论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天下来，公子成被说服了。他终于接受了赵雍的决定，第二天就穿着胡服上朝。赵雍于是下令全国改穿胡服。
但是，反对的浪潮并未完全平息。皇室贵族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人又出来阻拦改穿胡服。这大概就是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了——传统决不可改变，否则跟你纠缠个没完。
限于篇幅，不再列举诸位的反对理由。总之，少不得赵雍又一一做工作，劝告他们说：“拿古代学说衡量今天的人，不懂得形势变化。效法古代的规则，不可能治理现代。”说到后来，赵雍实在口干舌燥，简直要昏过去了，不得不大叫一声：“传统那玩意儿，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世界，你们怎么这样不通达？”赵雍气急了，要治赵燕的罪，吓得赵燕赶快穿上胡服。
服装激辩（2）
在赵雍严厉警告下，保守势力退缩了。
改穿“西服”是历史转折点
赵军改穿“西服”并加以训练之后，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公元前306年，即改穿“西服”之后第二年，赵雍就率领着新军——现代化骑射部队，向西出击。几年之内，征服了位于内蒙古中部的楼烦和更远的林胡部落，解决了长期困扰赵国的胡族侵扰问题。赵雍在北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开发了边地。接着又在北方修筑长城，派军队防守，实行民族和睦政策，巩固了北方边疆。
从公元前305年起，赵雍又向中山国开战，几年之内灭亡了中山，使赵国合为一体。10年左右，赵国国土扩张了两倍，兵强马壮，成了能够与秦国抗衡的举足轻重的强国。
梁启超曾说，商周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世为中原之患。能够有力抵御并取得胜利的，仅有赵武灵王、汉武帝等四人。梁先生甚至称赵雍是黄帝以后第一人，这个评价表明赵雍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赵雍改穿“西服”之后，胡服的优点日益被中原地区民众接受。赵雍倡导的胡服骑射对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方式影响甚巨。在此之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一般都采用马拉车。胡服骑射之后，中原的骑兵发展起来，兵车时代转型为骑兵时代，马也渐渐用于骑乘。这就加强了各地区的往来，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所以，赵雍改穿“西服”，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可惜的是，赵雍的雄心壮志，因为选拔接班人出了差错，尽付东流。不但事业全付之东流，还搭上了一条性命。赵雍因为宠爱妃子吴娃，就废掉了早先已经确立的太子赵章，立吴娃所生的儿子赵何为太子，并于公元前299年传位给赵何，赵雍自己成为太上皇。这一切当然引起赵章极度不满。公元前295年，赵章发动叛乱，赵雍在离邯郸不远的沙丘宫被围饿死，赵章也在混乱中被杀。赵国人亡政息，逐渐衰落，最终在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
2500年之后，在亚欧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赵雍，这就是凯末尔，他建立了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推行“胡服骑射”——淘汰传统衣冠（宣布戴土耳其帽是违法犯罪），改穿西服；淘汰古老武器，重组军队。他还废掉了学起来比较困难的*文字，改用罗马拼音。凯末尔的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时隔古今，地别东西，两位改革人物却同为国家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凯末尔的魄力大到难以想象，而赵雍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没有被传统力量绊倒，反而挑战成功的君主。
贵族里的孤寒
假如有一个地方，把人和牛羊关在一个栏里，随便买卖，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你觉得如何？无疑这是非常残酷的制度。
假如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方向前进了一步。
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公元前45年，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这一年，正是中国西汉汉元帝初元四年，王莽出生。
王莽生在一个显贵的外戚家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但不受宠。王莽14岁的时候，元帝去世，王政君的儿子刘继位，是为汉成帝。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王家立马显赫起来。成帝登基没几个月，王莽的五个叔叔就在同一天被封为侯（仅次于王的贵族爵位），此事打破历朝纪录。“五侯之家”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丛生。《资治通鉴》说：“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王家子弟个个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但王莽却例外。他父亲王曼很早就去世了。孤儿寡母，没有享受到封侯待遇。王莽一家在王氏家族中被边缘化了。
一位作家曾略带浪漫地描写了王莽幼年的困境：
一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站在墙角，因为大司马（总理级）王凤家门口已被拜年的车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篮子里是一份贺礼：一坛宛城名酒。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钻到守门人面前：“我叫王莽，是大司马的亲侄子。”
守门人打量打量这个孩子，不屑地说：“是吗？大司马没空见你！”
“我真是大司马的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送礼，那时看门的不是你。”说着举起篮子。
守门人看了看篮子，哈哈大笑：“说瞎话不带脸红，你有事以后再来吧！”
孩子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啪”地把篮子摔在地上，一转身跑了。
王门新秀
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如果遭到歧视和压力，更能激发他拼搏上进的竞争欲望，王莽正是如此。
像所有的单亲妈妈一样，王莽的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母亲把王莽送到著名学者陈参门下学习儒家经典，她要王莽争口气，在学业上出人头地。王莽果然不负母望，小小年纪，就抑制着贪玩的冲动，勤奋钻研，在佶屈聱牙的文字迷宫中苦苦探寻，一点一滴增加理解。他对母亲至为孝顺，对同学和朋友出手慷慨，对老师十分尊重。每次去见老师，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更衣，带上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