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普莱斯沃特豪斯说，我们100多万的发行量数据是正确的。
本来诽谤的话可以就此打住的，但结果却没有。竞争的出版人不断说，惟一可信的发行量审计数据只有ABC才能拿出来，许多广告客户决策人也同意他们的说法。但是，一些聪明的广告客户猜测，我们不可能蠢到拿这样重要的数据公开撒谎的程度。
从公司内部看，把100多万的发行数据公开是强有力的激励手段。它激励发行人员把这个数据再提高一些。100多万的数字已经在广告客户的内心里固定下来。
当等待已久的ABC审计数据终于出台时，它使差不多任何人都成为信服者。正式的数据是：1；179；834份。这比我们宣布的非正式数据多出近7万份。
给成人的成绩单
数据猜测游戏终于结束了，我的注意力转向除发行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所到之处，我什么事情都过问一下。
之后，我召开了一系列管理会议，把每个部门的关键高级主管找来，发布了头一年的成绩单。
我发布了多年以来的很多成绩单。成人不太习惯于拿成绩单。如果说等级可以检测在学校的表现，那么，他们在工作场所就意味着更多内容。
人生就是一种考试。每一个工种都是一种考试。在我来说，每一天都是一次考试。因此，等级和成绩单都是重要的。
头年成绩单上的主要内容包括：
？广告部：“《今日美国》广告部门在宣传活动中的表现得到A或A加。如果在实际销售活动和结果中得到C减，那会是相当幸运的。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思维。除非顶层的人进行更有效果的销售活动，否则，目标销量不会达到。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就不属于这种百万发行量的团队。”
？发行部：“你们在销售中值得打A或A加。请记住，我一般不太容易给人打A分的，A加就更少了。但是，在市场战略和定价策略上，你们只能得一个C或C减。你们仅仅努力地思考如何把报纸送出去。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从现在起，我们的战略是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掉更多的报纸。明年我们将以35美分的价格销售报纸，后年将涨到50美分。因此，你们要做好准备！”
？新闻部：“你们做的工作是《今日美国》所有部门中最好的。你们每天的整体产品都是正对目标的。从前台到后台，你们都拿到了强有力的B加。但是，在头版的上半截，你们已经开始操蛋了。那是报纸最重要的部分。那是潜在买家能够看到的惟一部分。而这部分恰巧是我们编辑最差的一部分。这部分只能得C加。”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我知道自己想去什么地方，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别人都不明白。我的目标：街角的售报机。我们的新闻采编室和会议室里都装有售报机，因此，当天的报纸都展示出来，供员工们看，就如同我们潜在的客户在街上能够看到的情形。
我又一次展示出计划好的戏剧效果，但同时控制着脾气，不使其上升太过。
我在售报机跟前停下来，我使劲摇晃机器门，用拳猛击展示出来的报纸上半截。之后我伸手到口袋里掏钱，摸出了一枚硬币，之后买了一份报纸。
我把报纸打开，这样，整个版面都显露出来。当天的封面报道是关于垒球联赛狂热的一些事情，上面有一幅彩色照片，是一位金发碧眼、穿着紧身毛衣的漂亮女中学生啦啦队长，激动得跳起来的样子。但是，仅有她的头和肩露在报纸的上半截，在售报机的窗口上只能看到这部分内容。
奶子放在折页上
我用手指猛戳那一版，强调我的不满，并发出咆哮声：“下次你们登载干净整齐、土生土长、穿紧身毛衣的美国漂亮姑娘照片的时候，别忘了把她的奶子放在折页以上！”
室内的男女新闻编辑一片哗然，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说的话与奶子没有任何关系。目的只是为了留下永恒印象，一版最好的部分必须要在售报机上显示出来。
此后，我们一版的上半截质量大有改进。
后来，各个部门的表现都有改进。无可避免的是，重点必须要转移到成本控制上面了。一开始，我们遇到大部分问题都靠扔钱解决。最终，我明白必须要用聪明的管理来替代钱了。我还意识到，让每个人都换档是不容易的事情。
到第二发行年的年底，这一天终于到来。
当时我在南瓜中心的隐避场所，准备度周末，此时，1984年10月的财务报告送来了。那是我们那次行动第三年的第一个月。
当月，《今日美国》又亏损1；000万美元。1984年的大部分月份都保持这个水平的亏损。我曾向董事会许诺过，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看到改进。我已经跟关键的管理人员反复多次谈到此事。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
我必须引起他们的注意了──无论哪种方式。
星期六中午，我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总裁约翰·克雷，告诉他把《今日美国》一共由8个人构成的管理委员会叫到南瓜中心，准备星期天中午开会。召集各位高级主管，并让他们坐加内特公司的喷汽式飞机于星期天早晨赶到是他的事情。我说，必须100％到场。
他发现几位高级主管散布在全国各地。卡茜·布莱克是最后一个找到的，到星期六晚上才找到。她和丈夫在蓝脊山度周末，克雷是从山顶上找到他们的。
星期六晚上，我在可可阿海滩我最喜欢的海鲜餐馆海浪餐厅进晚餐，身边有一位经常见面的朋友，是芭芭拉·惠特尼。
惠特尼是纽约的设计师和建筑承包商，几年以前搬到可可阿海滩来。她的建筑公司造住宅和写字楼，她还拥有惠特尼艺术画廊。我雇用她设计和监督《今日佛罗里达报》的新楼建造。
我喜欢她的风格和她的成果，我们成为密友。我们两个都离了两次婚，但是，我们的关系却不属于浪漫型的。作为密友，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从私人角度和职业角度都是如此。她有相当丰富的品位，什么都要一流的。但是，她的适应能力也不错，时好时坏的日子都能过。
她为我设计过很多项目，从在华盛顿特区的数百万美元《今日美国》和加内特公司办公大楼，到我写作本书所用的、造价3万美元的南瓜中心树屋都有。
晚餐时，我对她说，第二天安排了与《今日美国》高级主管们的一次会议，而且把召开会议的理由也告诉她了。“我准备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敞开花钱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说。
她想了一下，之后建议：“如果你真想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为什么不做一次类似‘最后的晚餐’的事情？”
我大笑，说：“听上去真不错。但是，我并不太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细节。如果你安排，我就愿意表演。”
她说，“你说话算数。我会带葡萄酒、没有发酵的面包、一个十字架、一顶荆冠和所有用品来。”
惠特尼是英国和波兰籍的美国人。我经常称她是波兰公主。她跟海浪餐厅的老板拉斯迪·费谢尔合作，费谢尔拿出了仪式上才用的犹太文本。
第二天，我在南瓜中心跟《今日美国》的几位高级主管进行自己那种方式的周日布道，同时，惠特尼和费谢尔就在那里忙“最后的晚餐”的事情。
《今日美国》的几位高级主管刚到南瓜中心，他们就嗅出了某种不同的气味。当时是中午，但没有出现午餐的迹象。我甚至把平时摆设的果盘也从长长的会议桌上撤走了。没有饮料，也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要么放弃，要么重新开始
我们立即谈起事情来。我说：“我们过去运行《今日美国》的方法，现在行不通了。我们在财力上也撑不下去。从可信度上说也不行了。从情感上说也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曾向大家和我自己说过，这个冒险将会是很好玩的。照我们这样亏下去就不好玩了。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要么重新开始。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放弃，我们宣布《今日美国》失败，我们余下的一辈子去干别的无聊事。
？“如果重新开始，那就意味着要采取巨大的政策变更。葡萄酒和玫瑰花的日子过去了。
“由于我不知道如何放弃，我就想重新开始，我来进行政策变更。你们愿意留下来的人来实施这些变更。不太容易，甚至都不让人开心。你们当中一些人也许不想照这样的规则行事。如果是这样，我能理解。”
我站起身来，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我看着每一个人。我让他们有机会离开。他们都在我希望他们所在的地方：呆住了。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说了下面这样简单的话：
“残酷无情的事实是，整体来说，我们必须用管理方法替代金钱了。
“我们必须制造和提供更多的新闻，人员更少一些，版面更小一些，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销售和发表更多的广告，价格更高，但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制造和印刷更多的报纸，质量更高，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发行和销售更多的报纸，价格更高，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你们必须思考出办法来，看如何能够做到这样。我这么来帮助大家：明年，我将宣布你们的工资单将扣除5％的工资。如果今天效果好，我们就不会再雇用任何人了，除非有克雷或我本人亲笔批准，而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同意再雇用任何人的。
“因此，你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要想出好办法来，看看如何能够用较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今天下午，大家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晚上7点，我们在海浪餐厅见面。”
如果是在南瓜中心开会，会议一般就是在海浪餐厅结束的。他们都预备着出现同样的情景：会后有一顿极丰盛的晚餐，有石蟹或牡蛎，有佛罗里达产的甲鱼或鲳参鱼，有法国葡萄酒；再来一点点轻松的经营话题和社交谈话。但是，他们马上就会大吃一惊了。
到了海浪餐厅后，他们被人带进一个私人餐厅。房间的门是关着的，有人在外面等了20或30分钟，订的饮料也没有人喝。所有人到齐后，芭芭拉打开了通往私人包间的房门。
星期天晚上的剧院
他们一个个进来，我坐在一张长长的餐桌边，桌上什么都没有。我穿着一身飘逸的长袍，还戴着一顶荆冠。我身后的墙上有很大一个木制十字架。
客人们一声不吭。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哭，笑，还是应该离开。
每个座位上都摆着一杯曼尼雪威茨葡萄酒，还有一块未发酵的面包。另外，还有一段简短的手稿，我稍后将朗读它，他们必须有所回应。芭芭拉和拉斯迪按照犹太人的逾越节稍做了一些修改，重点在舞台效果。
我开始读那篇手稿，开头的一句是“逾越者仪规。”
那是一种宗教隐喻的混合物。背景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手稿来自犹太人的逾越节家宴，是一种逾越节仪式。
我读逾越节家宴仪规用的仪式问题：“我们今晚为何吃特别苦的药草？”
之后，我要求他们跟我一起唱答：“之所以吃这种苦草，是因为我们正在威胁自己，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更苦，可能会让我们后代的生活更苦。”
仪式进行途中，有些人笑起来。另外一些人不出声，一脸阴沉。但是，他们都明白了里面的意思。除非事情有所变化，这也可能当真是最后的晚餐。他们所有人都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确保人人都明白我的意思，我还请了一位摄影师来，让他拍下这个场景，好让后来的人看到这个庄严的场面。我后来把亲笔签过字的照片送给他们了。
他们的老板头戴荆冠，背景上还有十字架，他们自己则坐在最后晚餐的桌子上，这张照片是极好的提醒物，让人明白残酷的现实：多年以后仍然是这样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坐飞机回华盛顿的那两个小时里，有些人十分恼火，有些人在祈祷。
但是，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削减开支的活动就开始了。
他们离开以后，我回到南瓜中心，在我自己的海边小礼拜堂里停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