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间，爱因斯坦全身心扑入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之中，与格罗斯曼合作写出了《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纲要》，他在物理学研究领域中，正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点。可就在这时，爱因斯坦的家庭生活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结局：爱因斯坦与米列娃越来越疏远了。
上帝给爱因斯坦的生活投下一道深深的阴影，只是爱因斯坦什么也不说。
正文 五 柏林（一）
五柏林（一）
★红玫瑰
１９１３年夏天，两位年过半百的、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风尘仆仆地从柏林来到苏黎世。这两个学者一个是普朗克，一个是能斯特。
普朗克是量子论的天才创始人，也是一个具有广泛科学兴趣和敏锐直觉的物理学家，他还是高度评价相对论的内在严整和谐的第一人。他理解到或者说感觉到爱因斯坦的理论将长期决定物理学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将带来不能预先确定的、但对科学和文化的所有领域无疑是重大的成果。普朗克使用了他在科学院院士中无可争议的权威，不只是科学上的，还有道德上的权威，全力赞誉着爱因斯坦。普朗克出身贵族、循规蹈矩、举止文雅沉着、姿态端庄，在柏林官场以及德意志年轻军官中都广泛受到敬仰。
能斯特更是一个政治型的大学者。一方面，他是２０世纪最大的化学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感兴趣于德意志民族的对外扩张。有人说能斯特是一个具有惊人的积极性和能量的人，是一个天生的组织家，一位深邃的和独创的思想家。
这两个大学者，来苏黎世干什么？
观光？旅游？都不是，他们是带着德意志的使命来拜访爱因斯坦的。
当时的德国，专门的国家的科学机构或由政府倡议私人投资建立的科学机构不断涌现。在这些机构中，理论研究应当带来毫无疑问的但预先不可能确定的实际效果。为了从英国那里夺取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优势，以“铁血政策”重新划分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日耳曼帝国特别强烈地希望使理论思维的实力集中于增强工业和军事竞争的势力。
金融寡头衷心地支持日耳曼皇帝的计划，宣布建立以受过加冕礼的倡议者的名字命名的协会和研究所。“威廉皇家协会”应该是由银行家和工业家们组成的，他们对研究所提供资助。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授予元老称号、特制的长袍和参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权利。在德意志为上的德国人心目中，有谁会反对这种前途呢？
威廉皇家研究所准备吸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参加，他们可以获得比较优厚的酬劳，没有教学任务，有权进行任何个人感兴趣的研究。设想这些研究将会带来累累硕果不是没有根据的。
挑选学者的具体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负责。普朗克和能斯特联名向上司报告：只有把爱因斯坦请来，柏林才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研究中心。
这是一种需要勇气的非凡眼力。
在德国人眼里，爱因斯坦无疑是个“怪人”。年纪小小时就毅然放弃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国人。忠君、爱国、英勇、服从，这些德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些东西叫做愚蠢和盲目。显然，要把这样一个“怪人”拉回到德国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该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才行。
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钓铒”是诱人的：
第一，请爱因斯坦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建议似乎很奇怪。随便谁来领导一个研究机构，恐怕都比这位心不在焉、思想常在云端翱翔的爱因斯坦教授强。可是不要紧，所长是代表地位和荣誉。他如果高兴，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兴，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务自有常务秘书办得妥妥帖帖。
第二，选爱因斯坦当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没有薪水的荣誉头衔，但爱因斯坦就任的是实任院士，年薪１２００马克。
第三，聘爱因斯坦为柏林大学教授。爱因斯坦教授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的内容和时间，均由他自便。大学里的一切事务，他可一概不必过问。
这个一揽子方案，真不愧是网罗爱因斯坦的妙计。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义和能斯特的实干精神合作的产物。
他们算是摸透了爱因斯坦的心思，爱因斯坦不能不动心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企求什么呢？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裕的研究时间，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全心全意进行相对论研究，实在是巨大的诱惑。
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爱因斯坦的内心并不是坦然的。
在他看来，移居普鲁士首府，这个德意志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窝，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学时代，他离开出生地，就是企图从那时起能放弃德国国籍，以便与军事操练和“黩武气息”一刀两断。可现在难道还要返回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去安家定居？甚至还要去当普鲁士皇家机构的官员？
再说米列娃怎么办呢？虽说此时两人关系紧张，但米列娃毕竟还是自己的妻子。德国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欢德国人。柏林那种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远不会喜欢的。
还有一点，爱因斯坦此时对自己的创造性有了一种隐隐的忧虑。他曾对苏黎世的挚友说过：
“柏林的先生们把我当成豢养的产卵鸡，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下蛋！”
爱因斯坦陷入了犹疑不定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普朗克以他自以为最神圣的感情劝说着爱因斯坦。
“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说，“德国真的会欢迎我吗？”
“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风度与外交辞令恰到好处。
“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他们的话，笑着说，“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是算不了什么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１２个人懂相对论。”
“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１２个人里，倒有８个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负地大笑起来。
爱因斯坦也笑了。确实，柏林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一流的设施，一流的人才，确实是研究与推广相对论的最佳地点。
“这样吧”，爱因斯坦面对难题时的幽默又表现出来了，“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
普朗克与能斯特完全迷惑了。
“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爱因斯坦作出了一个浪漫的决定。
当普朗克、能斯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郊外返回苏黎世火车站时，一束红玫瑰花在爱因斯坦手里盛开着，他们的心放下了。
柏林科学院早已盼望爱因斯坦了。１９１１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化学创始人范特霍夫逝世后，柏林科学院就想物色一位继承人担任常务院士。当年老力衰的伦琴谢绝接受这个职务后，柏林科学院想到的人选就是爱因斯坦。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０日，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部全会上，爱因斯坦以４４票对２票，荣膺为正式院士。在由普朗克、能斯特、卢本斯和瓦尔堡签署的推荐书上写道：
“签名人十分明白，他们为这么年轻的学者呈请科学院正式院士的任职，是异乎寻常的。然而他们认为，由于他本人的非凡成就，足以证明他符合院士条件，从科学院本身的利益出发，也要求尽可能为这样的特殊人物提供应选机会，尽管推荐人对被推荐人的未来无法作出担保，但他们根据被荐人现在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都能满怀信心地认为，他完全符合国家最有声望的科学机构院士的条件。推荐人进而坚信，对于爱因斯坦进入柏林科学院，整个物理学界将会认为，这是科学院的一项特别重大的收益。”
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选举得以确认。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７日，爱因斯坦在从苏黎世给柏林科学院的信中写道：
“对于您们选举我担任贵院正式院士，我表示由衷感谢。我谨此声明，接受这一选举。并深深感谢您们，使我在你们中间获得一个职位，从而使我摆脱职业的负担，能够全心全意献身于科学工作。当我一想到自己每天思想上暴露出来的弱点，就会对这一崇高褒奖显露出惴惴不安的心情。但是，有一种想法促使我鼓起接受这次选举的勇气，那就是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事业。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还是能胜任的。”爱因斯坦在１９１４年４月去了柏林，并且在柏林一直定居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遗憾的是，米列娃没有，她从此没有再跟随爱因斯坦了，他们分居了，一个家庭终于破裂了。
在柏林，爱因斯坦立刻被一家重要德国时报《沃西奇日报》的编辑们包围了，编辑们要爱因斯坦向读者解释相对论。１９１４年４月２６日，爱因斯坦第一次在德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题名《关于相对论原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狭义相对论。最后一段用疑问句开头：“上面所概述的狭义相对论是本质上完整的理论呢？还是仅仅代表了深远发展的第一步呢？”爱因斯坦告诉读者，他认为第二句是对的，但他同时坦率地告诉大家：
“关于这一点，即使是懂得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他们的观点，依然是有分歧的。”
对于相对论的前景的歧议，是１９１３—１９１５年这个时期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爱因斯坦１９１４年７月２日的普鲁士科学院就职讲话中更能体现出来。爱因斯坦说：
“从理论观点来看，这理论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刚才所讲的相对性原理偏爱于匀速运动。从物理学观点来看，不可给匀速运动以绝对的意义。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种讲法是不是也应当扩充到非匀速运动上去呢？已经弄明白，如果人们以这种扩充了的意义来提出相对性原理，那么就得到相对论的一种无歧义的推广。人们由此得到了包括动力学的广义引力论。可是在目前，我们还没有一系列必要的事实，可用来检验我们提出这样假定的原理是否得当。”
普朗克在欢迎致词中也礼貌地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还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大家都期待能组织考察团在１９１４年８月１４日观测日食，以之验证爱因斯坦设想的光弯曲现象。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望成了泡影。
战争影响了对爱因斯坦理论的验证，但并无法阻止爱因斯坦创造性的思维成果。战争期间，爱因斯坦出版了一本书并撰写了大约５０篇论文，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果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
在柏林，爱因斯坦同新环境进行科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会。爱因斯坦呆在柏林的年代，一直都举行这种讨论会。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演说、争吵，为新物理学的诞生殚精竭虑，贡献出人类最杰出的智慧。
后来，所有参加过讨论会的学者们，都在自己的回忆中一再提到这种难忘的科学讨论会。在他们的回忆中，最突出的形象就是爱因斯坦。他深刻的思想、无拘无束的个性、诚挚亲切的作风，都让人难以忘怀。可这位新院士，除科学讨论会外的官方会议，他从不参加，也无任何兴趣。
刚到柏林，爱因斯坦的生活比较平静，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人们出于礼貌和景仰，也很少挑剔他、非议他。可没过多久，不拘一格的爱因斯坦式的生活习惯还是引起了刻板的德国先生们的议论，德国人的繁文缛节同样让爱因斯坦觉得别扭。
１９１４年５月，爱因斯坦给苏黎世的胡尔维茨写信发牢骚：
“出乎意料，在这里我的生活安排得还算顺利；我内心的平静只是由于人们在每件琐事上对我苛求才遭到破坏，譬如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要不然某些所谓长者就会把我归入社会渣滓之列。”
这时的爱因斯坦，只属于相对论。他的意识被加速运动的相对性问题、引力问题、空间几何属性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依赖性问题吸引住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些问题。
普朗克回忆说，有一次，他约爱因斯坦一起去参观波茨坦天文台。他们说好在指定时间在一座桥上会面。普朗克恰好有些琐事，担心不能准时到。
爱因斯坦说：“没关系，我在桥上等你就是。”
“不过这会耽误您的时间了，”普朗克不安地说。
“一点也不！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我的事。难道我在桥上考虑问题会比在家里少吗？这不可能。”爱因斯坦有他自己的道理。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得知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学专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与空间有关的感觉和表象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