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老罗，他叫罗忠敏。老罗其实并不老，今年45岁，他说从小时起，人们就开始叫他“老罗”了，早已习以为常。老罗并非甘肃人，而是重庆人。从十几岁便来到甘肃插队落户，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他已完全有资格以甘肃人自居，并且张口闭口“我们非常实在的甘肃人……”
虽然老罗自小就离开了绿水滋润的家乡，家乡的许多东西早已被他遗忘，就连乡音也变得不伦不类，但那做家乡菜的本领却奇迹般地被他保留下来；而且最拿手的是“重庆火锅”，尤其是配料堪称一绝。许多人不请自来，纷纷要求到他家感受一番，据说他的同事有不少人都到他家吃过他炒的菜，而且往往吃完了还要带点什么回去，他住的楼里说不定谁家吃的泡菜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说起吃，有一天老罗带我们去街上吃小吃，正赶上下小雨，我们在雨中吃着沙锅，喝着啤酒，倒是别有风趣。老罗说起他有一次在天水正赶上下雨，便想了一句对子：“天水逢天水，喜降甘露。”可惜至今还未见有人对上，同桌的一位诗人马上出口成章：“酒泉有酒泉，痛饮佳酿。”引来一片叫好，但细琢磨去，还是感到老罗的上句是天然的绝对。
看来老罗虽算上儒士，那一副深度的眼镜片也不能作为学历的证明，但却时常有睿智的神采从里面闪现出来，而且常常带有几分幽默、几分机智。例如老罗常把穿西装的庸人称为“土包子”；把大漠中的古烽火台称直拨的“大哥大”；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蹉跎岁月唤为“传记小说”；把自己过去青春的浪漫唤作“小芳”。而那次从魏晋参观出来时，老罗扔下一句话：“地上的祁连雪山几千年风貌依旧，地下的死者早已变成一把骨灰，活着的人又能如何？”一席话感染得让我们跟着他一块唏嘘不已。
最有意思的是，我和老罗在荒沙戈壁上席地而坐想拍张合影。我提议摆一个下棋对弈的姿势，老罗马上说道：“不，咱们还是摆个喝酒的姿势吧。”一句貌似平常的话，让我回味了许久。
老罗确实是一个大大的率直人，不精于人情世故，虽然他不曾说过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总能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一次出差在外地，老罗听说一位曾经把腰摔坏的老经理所乘坐的车座位不够舒适，这件事被他一直挂在心上，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尽管他刚刚把带了一整天的心脏监测器送回医院，等待医生诊断是否有什么毛病。当我看到老罗办公桌上的一大叠稿子时，他向我说，光上半年就已写出了20万字的各种公司用文及报告，这比写一部呕心沥血之作的长篇小说也容易不到哪儿去呀！
老罗确实不老，他总和我念叨要学会唱郑钧的那首摇滚歌曲《回到拉萨》。“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牵着我的手儿我们回到了她的家/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她曾教你如何找到你自己。”兰州虽不是拉萨，但同属西北高原；沙枣花虽不是雪莲花，但都是一种让人敬佩的花。
说到沙枣花，遗憾的是后来一路上再也未有机会寻找到开花的沙枣树。使我更加深了对它的留恋和敬重。沙枣树没有奇珍异木的名声，也没有俊美诱人的风貌，它普普通通地生存，默默无闻地奉献，在艰苦荒芜的戈壁，难寻成荫的绿树。但沙枣树独领风骚，显示出它顽强的生命力，这正是它的精神所在；在黄沙漫漫的大漠，不见繁茂的芳草，但沙枣树却有清香的花悄然绽放，如沙砾中深埋的宝石显得几分珍贵、几分神秘，这是它的灵魂所在。
回到北京，我时常被沙枣树所梦魂萦绕，而此时老罗的身影常在我眼前一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像老罗这样平平常常又历经坎坷；辛勤工作而又潇洒生活的西北汉子，不正是我要寻找的沙枣树吗？
第三部分阳 关
阳 关
站在山上望便有了一种雄心
用视线揭开衣服厚重的毯子
把昔日喧嚣的城市曝光*
那荒废的烽火台是汉代的
是一种最直拨的“大哥大”
它像一面千疮百孔的战旗
守着这块边关阵地（今天叫旅游胜地）
斯坦因1907年3月
在它下面随便一挖
就抓住一把汉简**
唐朝该地的人口比现在要多得多。
斯坦因，英国（匈牙利籍）探险家，最早来到敦煌，1907年3月在敦煌西北汉代烽遗址中发现汉简705枚，记载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鸣沙山
鸣沙山不再有声
无所谓我们的滑动与下沉
沙子一粒紧挨着一粒
我们的存在比一粒沙子要大得多
但比不上一座沙山的数量多
砖雕
月牙泉
一把刀子被慢慢掩埋
两面的沙山面无表情
它们是两把更大的刀子
刮走月亮最后的水
我的心也在萎缩
敦煌
很早以前 山下是一条大河
再早以前 这里是一片大海
浮出海面的壁画像藻类的化石
在大漠中茕茕孑立
让我们重温唐朝的光泽
有一只塑像的手
打宋朝就开始修补
一直不能匹配另一只手的典雅*
面对大漠 我们只有迷津和无知
随着沙子流离失所
我们不管多么年轻漂亮
缩小了只是一根历史老人的白发
城市不管多么现代舒适
离远看只是一片废墟
莫高窟第130窟中的佛像（也称南大佛），是现存唐代最大的彩塑佛像，他的左手细嫩圆润，而右手经过后代重修，显得粗糙低劣，被当地人戏称一只为资产阶级的手，一只为劳动人民的手。
第三部分王道士和飞天
少年学画的时候，有一个理想是朝拜敦煌，如同现在的理想是朝拜阿里，可见理想的海拔是越来越高了。
2000年时，敦煌热闹了一番，有“百年敦煌”之说。一开始，我还没整明白，敦煌从公元366年由乐和尚开始凿窟，不是已经一千六百多年了吗？原来“百年敦煌”指的是1900年5月26日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从此才真正地为敦煌揭开了面纱，应该说此纱是流沙的沙。
说藏经洞，就要说一位和藏经洞一样有名的王道士。
王道士名字叫王圆，但几乎所有的书中都称之为王道士，很少提到他的名字，我想一是这么雅的名字放在他身上实在有点不协调，二是这个名字肯定也不是他最早的本名。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清道光初年，湖北发生灾难，身为庄稼汉的他，生活无着，逃到甘肃当兵，后来到敦煌这个佛教圣地做了道士。按他的弟子为他写的墓志铭所说：“夫吾师姓王氏，名圆，湖北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孜孜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竭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河。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从此一个落魄的王道士与藏经洞一起被载入史册了。
说起王道士，便还要说一位同样因为藏经洞而名驰千古的外国人斯坦因。看一看他的著作《西域考古图记》中是怎么说王道士的：“大约8年前，他从陕西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修复工程中，立时坍塌的墙壁堆满了地面，几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路，壁画也被流沙覆盖了相当一部分。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照此说来，王道士还真是一个大好人了！是啊，只不过是好得有点迂了。
斯坦因正是听说藏经洞后，奔着里面的宝物来的。但他知道：“王道士的古怪个性将是我实现计划的最大障碍，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感情上，或使他担心众怒难犯。”精明的斯坦因深知欲速则不达，强夺不如巧取。他知道“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著甚而至于有点迷信，唐玄奘一直被我当做我的中国保护神，王道士显然也喜欢我谈论他”。
当斯坦因如愿以偿地看到藏经洞里的东西之后，更大的欲望便又产生了。“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书房一边，留待运走供我们外交辞令上所谓的深入研究之用。但是对王道士是否敢冒风险让我们将这批藏品运走，或者会不会被他识破我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心里还是感到没底。”斯坦因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心理动机。
斯坦因叫来一个叫蒋师爷的人与王道士周旋，蒋师爷“鼓动如簧之舌，力图说服王道士，称玄奘让他发现了这批佛教经典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它们继续深藏在密室里。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从一开始我就非常谨慎地提出了这项捐赠，它自始至终吸引着王道士”。
终于在一个夜晚，王道士默许了斯坦因，从藏经洞中取出了一捆又一捆佛经，一共运送了七个晚上，直至用马车来装，斯坦因承认“这是一件很苦的差事”。
斯坦因的欲望已经开始膨胀，与王道士又开始了“漫长的谈判，不知是由于担心还是后悔（后悔让我们接触了他认为很有价值的汉文经书），他力图尽早结束我们的搜寻工作。他一方面提出了更大的捐赠要求，另一方面又声称绝不让我们拿走那些经书”。
斯坦因为自己实施的交易自我感觉良好：“将这些写卷全力抢救出来，以免在那样的条件下继续散失，我以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当然知道其间必然是困难重重的。”他决心放手一搏，拿出了40两马蹄银，作为交换条件，并劝王道士：“如果敦煌不宜停留，王道士可以拿了这笔钱告老还乡，享受安逸的晚年。或者可以用这笔钱修缮庙宇，来换取更多的功德和荣耀。”
斯坦因用心良苦，“为了尽可能的消减王道士的担忧，同时也为了留下我进行布舍的实物证据，我安排王道士在一个已遭废弃的小窟里竖立了一尊玄奘的塑像。敦煌工匠按期完工，但做出来的这尊塑像丑陋不堪。尽管如此，它也是可以帮助王道士挡住周围怀疑的目光，以掩饰我在敦煌呆的时间为什么如此之久的真实原因”。
有了第一次，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斯坦因先后三次来到敦煌，加上其他外国探险家，几乎运走了藏经洞里的全部宝物，而且全是经由王道士之手，因为尽管后来清政府采取了措施，但洞口木门上了锁的钥匙，一直就在王道士道袍的口袋里。甚至于王道士还像老朋友一样一次次送别着斯坦因装满货物的车队缓缓离去，他当时的心情是若有所失，还是如释重负，还是心满意足，只有让后人去臆想吧！
斯坦因却给自己找了个恰当的理由：“我捐赠的款子已全部用于庙宇修缮，而朝廷下拨保护藏经洞的银两，则被各级衙门层层扣。”而运往北京的藏经在“敦煌停留期间，不少经卷被盗走，我自己就曾见到过送上门来的精美的唐代佛经卷子，价格很低廉。至于有多少文书被运到了北京，又是如何保管的，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王道士1931年死去，他的墓塔位于莫高窟前的党河对岸。在这佛教圣地，孤零零地立着一座道士塔，显得十分不和谐。这千年辉煌的莫高窟，竟是由一位没有文化思想、没有骨气的道士开启的，让人感觉十分荒诞。
他的弟子为他吹嘘道：“今者羽轮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而斯坦因最终也获得了英政府的金质奖章并封爵，还成为著作丰厚的世界考古界名人。
在以后的中国史书中，斯坦因被我们称为“盗贼”，王道士成了“家贼”，而清政府成了“卖国贼”，似乎一切被妖魔化了。其实，藏经洞是11世纪初西夏人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