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东史郎及其家属却不惧威胁。他多次公开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中国归来者〃中，有深感自己有罪的风清月白之夜，花影弄窗之时，总让他们的灵魂似一件爬满了虱子的绣袍；也有决意要向世间袒露自己有罪的倘若不说出来，以求得一场天律公理的瓢泼豪雨，他们就会像在广岛、长崎遭了原子弹辐射的许多人一样，在精神上干渴而死……
但两者的灵魂辗转不安时的呻吟，即使是无人在侧时的独自呻吟，也被他们周围的那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所拒绝；倘若他们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去长河大谷间奔走呼号，以老迈的龙钟之身焕发出大和民族真正的理性之光，这更为整个以非亲属集团做骨架的社会大厦所唾弃。
在德国，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战后大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对自己的父母在纳粹德国时的经历和行为有过一番比较深入地了解，并以此决定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的所作所为，不少人存有一种集体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既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政治倾向和绝对的反战态度，也造成他们心理上自童年起难以摆脱的困惑与孤独。因此有人说，德国的这一代青年没有过快乐的童年……
在日本，有这么一个故事。出生于1947年的仓桥绫子，与许多做女儿的一样，与父亲的关系很是密切，也从不辜负父亲的期待。在她小时，父亲便常常在夜间做噩梦，有时还发出凄厉的喊叫声。母亲总是用父亲过去有过痛苦的经历来解释此事，并安慰有些担心的女儿。她上中学时，父亲得了肝硬化，久治不愈，在1986年71岁时去世。上完中学，仓桥绫子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在东京当中学老师。
这时，她为母亲当年的解释而感到隐隐不安，打定主意要搞清楚父亲〃痛苦的经历〃。退职以后，她开始走访战时认识父亲的人，从第1个到第19个，出现在她眼前的都是那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具敌意的寒暄，有礼貌的拒绝，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太极。直到联系到第20个人时，终于出现一位承认是当年在宪兵队里是她父亲上司的人，此人住在名古屋……
四年之后，仓桥绫子据此创作了她的第二篇小说《悲伤的河》（《民主文学》1997年9月号）。在这篇作品里，父亲的病情进入了晚期，于世不久。悉心照顾父亲的女儿，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砍了中国人的头后正大笑着的3个日本军人，中间站的那个就是年轻时的父亲。
女儿极其震撼，不得不去打扰病榻上的父亲：
〃爸爸，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相信我，不论有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女儿。亲手杀死过很多人，这是真的吗？〃
父亲的眼里流出泪水，不作声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女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父亲用笔告诉女儿，他当年到过的中国的地方和杀人的数字。女儿目瞪口呆，问父亲：〃怎么能干出这么残酷的事呢？〃
父亲再次颤抖着用铅笔回答：〃我们是皇军。这是圣战。这才使得中国团结起来。〃
〃开始时很苦恼，但想到这是为了战胜中国，也就想通了。
〃那时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实在是做了不好的事。〃
女儿凑到父亲的耳边小声说：〃爸爸，谢谢你。让你回忆起痛苦的事，对不起，但是这样的好。把实情告诉我，父亲也稍微踏实一点了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父亲做过的事。〃
父亲〃失语〃了，仓桥绫子却在父亲死后10年，在自己的笔下，倾听到了亡父的声音；
当父亲在国家不想对这场侵略战争谢罪的时候，她在小说中，以父亲的名义，作为一个人谢了罪，把〃被迫进行的战争〃变成了〃自己从事的战争〃。（见《战争罪责》）
仓桥绫子身上，有一种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脸、去倾听历史大音稀声的力量。
但在列岛，快乐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鲜花与歌声，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因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生活形态大跨度地西化，给这代青年以多少诱惑，又有多少机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父母那张一半朝着阳光、一半埋在阴影里的脸。列岛上下遍布着这样充满日本特色的脸，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怪诞。
源自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诗《坠子之国》。作为雕刻家和诗人，大约是因为主要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理想与骗局肥皂泡般破灭的年代，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总以自嘲或自我厌恶的语气否定日本人。
坠子也是日本民间一种小手工艺品。将烟盒或药袋塞在腰间时，为防止掉落而在其绳端附上雕有各种人物、动物等形状的坠子，材质有玛瑙、珊瑚、牛角、象牙等，手工十分精细。在高村眼里，坠子却是没有生命的，再精巧也只是雕虫小技。但一次，当他看到出自名家的几件坠子上雕着些许人物，惟妙惟肖，让他一下认定这就是日本人最典型的脸——
颊骨突出，厚唇，三角眼。长得像是名人三五郎雕出来的坠子/失魂落魄神态木然/不了解自己汲汲营营/生命如鸿毛/爱慕虚荣/藏头缩脑不满现状/如猿猴，如狐狸，如鼯鼠，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高村一定是〃爱之切，恨之深〃了。其实，高村笔下〃一般的日本人〃，我们在中曾根康弘、太平正芳、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士等历任、甚至在现任上争议不断的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脸上看不到，在池田大作、胜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黑泽明、小泽征二、东山夷魁、高仓健等各界精英的脸上看不到，更不要说是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气质、风度美的栗原小卷、中野良子、小鹿纯子了。
上世纪90年代访问过日本的梁晓声先生在他的访问记里写道：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
我亦有同感。而且，在我看来，近些年相当多的中国男人、中国女人，倒显得〃汲汲营营〃，〃藏头缩脑〃，或有猿猴般的灵活，或有狐狸般的狡黠，或更善鲨鱼一样的撕咬。以至于几乎人人发出〃中国人素质太差〃这个仿佛是万古不磨的感叹，与此同时，许多人又在一个强烈的〃民族互憎感〃中，以形形色色见怪不怪的〃假冒伪劣〃，以过江之鲫般的大案要案，轻贱同胞，作践同胞，榨取同胞，这可能在时下环球各民族中尚找不到第二例……
但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凡要对待〃中国归来者〃，凡要应答仓桥绫子这样的后代，凡要谈论起这场战争，的确是遍布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
它们热情而又冷漠，充实而又空洞，坚毅而又暧昧，紧张而又迷茫。
可只要投去了其他对象，其他问题，它们瞬间就可能变得明净起来，和谐起来，真实起来，因此你可以说这张脸是一个四处游布的假面具。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8
运气＇英＇克里斯廷。格尔曼
一位姑娘把一束鲜花放在火车站的书摊上，选取好一本杂志，然后打开钱包。那束花开始向边上滑去，我伸出手去将花挡住。她当即对我嫣然一笑，接着拿起杂志和花转身走了，我上了火车后，又在车厢里见到了那位姑娘，她旁边有还有一个空座位。“这里有人坐吗？”我问她。她抬起头说：“没有，你请坐吧。”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我想与她交谈，但又找不到话题，真是可笑。于是我就抬头看行李架。她的那束花放在上面，还有她的蓝色小提箱。我看见小提箱上印着她姓名的缩写字母Z。Y。这个名字不多见，我心里想。
火车开动了，驶出站台时，她站起身来推窗子。
“等等。让我来。”我说，连忙起来把窗子打开。
“我来来是想把窗子关上的。”她微笑着说。自然我表示了歉意，并把窗子关上了。从这以后就随便多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
“你是去度假吗？”我问她。
“不，”她回答说，“只是去和父母亲住几天。”
“我也是，去一个星期。”
列车员推着食品车过来了，我提出请她喝咖啡。
“谢谢，”她说，“从早晨4点到现在，我还未喝一口水。”
后来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当火车到达一个车站时，她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拿下她的东西。我问她是否要下车，她说：“是的，要换车了。”“希望能再次见到你。”我对她说。
她说她也希望如此，然后下车走了。火车离开车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太笨了，连她的姓名也没有问。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我或许在这个城市里转上数年也不会碰到她。
而我很想再见到她，但有什么办法呢，关于她我知道什么呢？当然，我知道她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这又能告诉我什么呢？她叫“佐伊。耶顿”，还是“普诺比亚。亚罗”？不得而知。
返回市里以后，我翻看了电话本，以Y开头的姓有几页纸，但没有以Z开头的名字。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努力回忆着，有关她的情况我还知道些什么。她有一只印着她姓名首个字母的小提箱，她还拿了一束花。
花！她不可能是早上买的花，因为花店要9点才开门，而我们乘的火车是8点50分开。对了，火车站的西边有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花店。要看得见这花店，她一定是从西边进站的。
在西边停的有哪些公共汽车呢？我查询着，一共有3路，都通向市郊。
我还能想起些什么来呢？书摊，她在那里买了一本杂志。是什么杂志呢？我不知道，但我确实记得她挑选杂志的那个书架。我走到那个书架前看了看，上面摆放着各种杂志：《建筑业者专刊》《高保真画刊》《教师月刊》……她会不会是个教师呢？这不可能――她乘车那天不是周末。还有《电子学评论》《护士杂志》……难道她是位护士？
我突然记起来，在火车上她说从早上4点起一口水也没有喝。早上4点，说明她刚下夜班。
我又看了看公共汽车的路线表，其中有一路车经过一家医院――皇家医院。
我来到这家医院，站在门口的车道上，观察着该在哪里询问。我看到一间房上写着“问询处”正想往那里走去，突然一辆救护车飞快地驶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让开，我只觉得被车的侧面刮了一下，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我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你在医院。”一位护士告诉我。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的护士？”我问她。
“我就是，”她说“我名叫泽娜。耶茨。有什么事吗？”
“你不可能是，”我说。“任何一家医院有不可能有两个姓名首个字母都是Z。Y的人。”
我在那里想了好几个小时，思考着如何才能找到我要找的人。后来我与这个名叫泽娜。耶茨的护士说起那件事，她解开了这个迷。“我把自己的小提箱借给了另外一位护士，她的名字叫瓦莱里娅。沃森。”
我想见的她最后终于出现了。她坐在我床边，嘴角带着一丝愉快的神情。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
“运气，”我微笑着说，“就是一点小运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04
有一种爱我们还不认识流沙
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她每天上的是夜班，回家途中，要经过一段荒凉的路，因为这段路没有路灯，她心里总是惴惴的。
但随着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都是平平安安的，她就放下心来。夏天来了，女人所住的小区里治安不太好，女人又开始惴惴不安。她的丈夫提出，每天接她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