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寺庙建筑和壁画。直到1904年春天，入侵者来到了几乎看得见布达拉宫金顶的江孜古堡的城墙下，不愿看到自己的圣城遭到亵渎的喇嘛们，才向英国人发出警告，规劝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英国人由此断定，“被迫”使用武力已不可避免，并像他们所擅长的，发起了攻击，一举击溃了号称有几千人之众，主要由农民和僧侣组成的抵抗队伍，顺带着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在一个名为古鲁的山口，远征军一次冲锋后，地上便躺下600名西藏人的尸体。英国人发现，前来阻止他们的藏兵没有统一的号令，很难称得上是一支武装力量，甚至连武器也不是军队提供的，而是士兵（其实全是临时招募来的农民）的个人财产和物品。于是英国人一面轻松地开火，炫耀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一面嘲弄“西藏人破旧的武器（大刀、火药枪、弓弩和弩矢）和他们奇怪的装备（其中许多人还穿着中世纪的甲胄）”，一举攻陷拉萨。
但跨过西藏人尸体进入圣城的欧洲人，最终感受到了比明火执仗的抵抗更使他们不安的东西，那便是“土著人”对他们的极度漠视。西藏人按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布达拉宫和无数神山依然屹立在原处，当他们凝视着这些傲岸、圣洁之物，几百个闯入的英国人就成了一群形容丑陋污秽、令人生厌而又无足轻重的游魂野鬼。“拉萨的居民们似乎对于英国人的到达表现出十足的满不在乎。”“人们从店铺中和门槛内向士兵们投去一束满不在乎的目光，就如同他们的入侵仅仅为一种暂时的麻烦和没有多大意义一样。”“征服者”们未遭到愤怒或者怀有敌意的对待，他们仅仅觉得自己在圣城的存在被西藏人认为是一种亵渎神灵的事情。
在这群英国人眼里，拉萨居民肮脏单调的生活与他们圣洁的宗教形成了一种荒庭的对比；而在西藏人眼里，比世上所有怪事加在一起更荒谬的是，这些铁石心肠、为了达到目的便无所不为，毫不迟疑地攻击他人以至夺取对方生命的人，竟然自称为宗教徒。一旦双方开始用语言而不是武器来交谈，西藏人便开始断言：“英国没有任何宗教！”仅此，就决定了西藏主人在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面前，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泰勒以一个大团圆的收场，作为那部书的结尾，显然，这个结局，也远远超出“征服者”的预料：英国人在如他们惯常做的那样，达到了赔款、驻员、禁止西藏在未经他们许可向其他列强租借土地等目的后，决定从占领的西藏首府撤离，但精神上的胜利者却是西藏人。
这个结果的确是“过于美好而使人难以相信”：一位西藏活佛将一尊很小的金佛送给即将率部撤退的荣赫鹏，并表示，他没有个人财产，只能将这尊普通的佛像作为临别赠品，惟一希望的是，日后每当后者看到它时，都能以友好的情感而联想到西藏。荣赫鹏在黎明的城墙边接受了活佛的赠物，顿时“感到了一种美妙的欢乐和巨大的美好愿望。”“这种欢乐不断地增长，以致极大的力量触动了我的心。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了，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都将沉浸在一种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中，从此之后的未来只有光明和光彩夺目的美景。” 荣赫鹏死于1942年，那时，一场以“征服”为目的的世界大战恰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弥留之际，他仍手捧活佛送给他的佛像，对那位朋友充满思念，“认为这比他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更为宝贵。”
终于看见珠穆朗玛。那里居住着最高的山神。山峰以无与伦比的体量与高度，拒绝着一切事物的遮挡。即使在数千里外，我也能感觉到它巨大的投影。人们很难从视线中将它删除。现在它已不是试卷上的一道填空题，不是埋在地图册里的蓝色三角，它不可能受控于我们的手掌。它是一条向上的通路，循着它的坡度攀援，人们就能逐渐摆脱地心的缚力，抵达天空的彼岸。
珠穆朗玛在我们转过一个山角时突然出现。那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视角，但我知道这只是错觉，是距离暂时赋予我与它平等的权利。几乎所有同伴都端起照相机，以纪录自己的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虚假的，当我们真正来到珠峰脚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自己不可能与它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这一点如同我们不可能与神灵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一样显而易见。与珠峰的合影只是我们通过现代技术炮制的一个谎言，现代科技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制造谎言的过程简化到只需轻轻一击，传播这样的谎言则更不是费吹灰之力。它使虚假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并很快走到了反面，导致了信任的危机。没过多久，假象就被始终沉默的石头击碎。珠峰下面到处是各种形号的石头，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彼此挤压或者依靠。石头掩埋了道路，使攀登过程异常艰辛。每个人的登山动作都像狗熊一样笨拙和缓慢。没有人说话，他们只顾艰难地喘息，甚至没有勇气仰望一下那悬在头顶的山峰。
我还是感觉到轻微的激动。尽管此行并不以登山为目的，但这次经历显然与攀登我家后面的那个土坡有所不同。除了缺氧和疲劳带来的正常反应外，我并无更多不适。我显然有理由为自己冒险的成功沾沾自喜。在这一刻，我跨越了一道对自己封禁多年的门槛。而这种状态，又助长了我的某种野心。即使走过的第一大本营，我仍然不愿就此停止自己的脚步，不愿意在离珠峰越来越近时突然折返下山。野心是一种古怪的病症，而极端的处境则是它的诱因。这种病症通常使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计显得草率、简单和失实。
少年时，我对攀登珠峰的英雄充满敬佩。攀登珠峰的纪录电影，是我在那个时代看到第一部“大片”，不仅有着壮美的大场面，而且情节也惊险离奇——登上世界最高峰，本身就是一件离奇的事情。而祖国、人民这样一些大词，也在报纸广播的裹携之下汹涌而来，迅速将我覆盖。于是，我在作文里表示了长大接好革命的班这类宏伟志愿，显然我病弱的小身体一时还无法给这样的志愿提供支撑。对于攀爬类动作有着先天的恐惧，心理与生理的双重脆弱很可能使我慷慨激昂的表白成为空头支票。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鞍马，我可以在跃起的刹那从鞍马上翻滚而过，出于炫技的考虑，我甚至将跳板从鞍马边拉开一两米远，使得整个跳跃过程显得更加刺激和舒展。但是每当体育老师带领我们爬绳的时候，我都会愁眉不展。在摇晃的绳子上，我手臂吃力，身体笨拙，悬在半空的高度更令我晕眩。我像树枝上一个摇摇欲坠的果子一样忐忑不安。很多年后，我尝试过攀岩，但仍以失败告终。
我想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对于攀登充满渴望。他们不仅用长度，而且用高度来计算他们的路途。显然，这是在证实某种能力。于是，他们的视线开始寻找最大的攀登物，那么，在大地上，就不可能有比攀登珠穆朗玛峰更高的理想。＇6＇最高的山神预示着他们的伟业也标定了他们的界限，他们的足迹不可能比珠穆朗玛更高哪怕一寸。他们试图证明自己的伟大，却反过来证明了山的伟大。他们的全部努力仅仅验证了山的不可超越。珠穆朗玛提供了天梯也拦截了去路，它用最通俗的语言规劝人类——你们的生活其实是有限度的生活。
珠穆朗玛收容我们的梦想，同时为我们划定了道路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并要求我们最终回到地上，如同藏民，在高山上安置世俗的家。我们无须把自己虚构为神，也不可能打造一副超自然的臂膀。承认自己是一个凡夫俗子，也许是登山者的最大收获，是对于山峰和自身的最终理解。西藏让我们目睹了神与人的分工，人们把难以完成的事业交给神，这是对自然与神的敬畏，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保护。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30
吴冠中撕画丰绍棠
世称吴冠中先生为“艺术混血儿”，他由初小而高中而师范而工业学校而杭州艺专之跳跃性极大、互不搭界的独特经历，促其率而滋生出离经叛道气质，当中国传统笔墨养育他时，西洋绘画技巧又使他找到了艺术恣意扩展的天空。吴先生数十年朝耕夕耘艺术之壤，汲取丰富养料，执著地求异觅新，其画作将中国画的韵味、意境与西方现代形式美圆满地结合起来，为海内外所瞩目。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吴先生画作曾以百万港元被人购藏。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吴冠中恰恰是在作品走红时开始了撕画。对他这样的大艺术家而言，撕画就意味着撕钱，那是小数目的钱吗？吴先生不是犯傻吗？对于亲友的屡屡劝阻，他始终置若罔闻，依旧潇洒地一幅一幅撕下去，毫不吝惜。一次，他这样回答记者“最近忙什么”的问询：“人老了趁现在活着，赶紧将那些自己觉得不满意的作品撕掉。”
吴冠中只喜欢艺术，别的如金钱、名气都已视作身外物了，所以撕起画来胆壮、气足，毫不手软。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2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望族，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好处没有。好容易我母亲冲到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但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过是使得我将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不至于在家里受气，和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顶满意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很聪明，校长、教员、同学都喜欢我，可是这时忽然来了“五四”。“五四”的思想在那时因为我的年龄和知识都够不上接受什么，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我的前途却有很大的关系，我之所以有今天，不能不说是“五四”的功劳。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这个学校以前没有过什么社会活动。但“五四”的浪潮，也冲击到这小城市了。尤其是里面的一小部分同学，她们立刻成立学生会，带领我们去游街、讲演、喊口号。我们开始觉得很茫然，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我也跟在她们后边，慢慢我有了一个思想：“不能当亡国奴。”她们那时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教员很少同情她们，同学们大多数赞成她们。我很佩服其中的两个同学：杨代诚和王剑虹。可惜由于我那时班次低，年龄小，没有同她们在一起，然而只要有机会我就表示了我的态度。譬如有一次她们讲到女子剪发，同教员们做了很激烈的论争，教员讲话，我们不鼓掌；王剑虹一讲话，我们就鼓掌。会后许多人都把辫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着做。现在剪发是太平凡了，而且成为当然的现象，但那时却是件大事。我们为着没有辫子，四处遭受冷嘲或责骂。后来她们又办了一个贫民夜校，看见我喜欢活动，叫我去教珠算，学生们看见我比讲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这一群同学当时是我的指路明灯，她们唤起我对社会的不满，灌输给我许多问号，她们本身虽没有给我以满意的答复，却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后来我又随着王剑虹、杨代诚到了上海，她们把我领到广大的领域里。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传》里说到她们。现在让我纪念早死的剑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杨代诚）。
我的母亲在常德，当时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不大清楚。总之，当我暑假回到家时，我的母亲便同我谈到转学问题，她觉得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一般的师范中学的课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她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要进步得多，那里面有新思想。于是母亲自己把我送到长沙，把我托付给她的一个旧同学陶斯咏先生了。一年半以后，我母亲又放手让我随王剑虹到上海去，也基于这种思想，她要使我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后来她自己也打到了这条路，她完全同意我，我们不只是母女关系，我们是同志，是知己。从那时离开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从没有后侮，而且向往着我的事业，支持我。我的母亲呵！你现在生活怎样？我们被反动者们封锁了隔绝了，你无依无靠，但是你会挣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坚强的。中国今天已经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国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经很明白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