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布
在治丧活动过程中，不少人提出，鉴于少奇同志逝世的特殊情况，应该保存他的骨灰。中国革命博物馆来人要求说：毛主席进了纪念堂，朱老总进了八宝山，周总理撒向了江河大地，少奇同志的骨灰交给我们革命博物馆保存收藏。我没有同意。首发
少奇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死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早在1956年4月，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一起，第一批在提倡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名。当天回家后，少奇就向我讲了这件事，并进一步提出不保留骨灰，像恩格斯那样把骨灰撒在大海里。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险的时刻，他又一次向我和孩子们作了这一遗嘱。因此，我郑重地向中央和治丧委员会提出，尊重少奇同志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中央同意了这一要求，但具体采取什么方式，一时没有商定。刘伯承元帅得知这一情况，主动提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散撒少奇同志骨灰的任务。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海军司令员叶飞同志亲自向海军某部下达了命令。
1980年5月18日，海军司令部派了参谋长等几位军官来我们家，同我们具体商量了散撒少奇同志骨灰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事宜。
5月19日上午，在治丧委员会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们护送少奇同志的骨灰，由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海军军港。一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闻讯赶来的群众。在青岛，我们的车辆一度被众多的人群围住。我看到车窗外的人们含着眼泪，向我们挥手，口里诉说着什么。
海军派出了一艘驱逐舰、四艘护卫炮舰，执行散撒少奇同志骨灰的任务。中午，五艘军舰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我们满含热泪，取出少奇同志那洁白的骨灰，撒向滔滔奔流的大海……
我们把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保留着，他拿着那红布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这边就是瀛台，就在瀛台台阶上他说洗一洗，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把红布给我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8
曙光Vanessa Carlton
我曾在浑噩中度日，被所做的事玷污但当你走进我的生活，你告诉我应该展现什么我原以为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却不知道我其实可以挣脱，并选择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我再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天空我将学会和昨天说再见我再不会在受到阻绊时停止飞翔我将总会到达很高的地方，因为我已看见，因为我已看见，曙光
从未介意，从未想要从未刻意追求去看故意在我眼前招摇的一切看不到比我自己此处更远的地方我很容易看不到我可以拥有的是你告诉我，我能改变那些浅薄的日子里发生的任何事情
当太阳光芒四射，它迎着阻力用力向前使天空充满了蓝色的温暖，舍弃了严寒我不知道原来我对如此真实的一切视而不见当幻觉消失，我发现有那么多等着被发现
我再不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天空我将学会和昨天说再见我再不会在受到阻绊时停止飞翔我将总会到达很高的地方，因为我已看见，因为我已看见，曙光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07
生 气亦舒
斯文人遇着生气事，大抵是失眠或默默流泪。
我遇不如意，第一反应便是做些什么，这是劳动人民心态。
如不能集中心思写一两段稿，那么，就把地板拖干净吧，收拾抽屉也好，或者，到园子里除杂草，三两个小时下来，气消了，又见工作成绩，一举两得。
笑谑地说，今天的气今天受已经足够，明日自有明天的气要来，切莫含怒到日落。
倘若一连好几天都气得痰上颈，那么就得设法离开那个环境，走为上策，免得妨碍生活。
最近发觉脾气坏的人越来越多，后浪推前浪，不好相处的我忽然变成中人之姿。友人之中不乏霹雳火，一点点事，没完没了，半步也不肯退，纠缠到底，十分可怕。
所有生气的事一半一半，你欲坚持不肯受气，他人大抵不能如愿得偿，故《红楼梦》中，三姑娘探春对她生母说：“姨娘也太肯生气了。”
衣食住行经已解决，堪称丰功伟绩，不受闲气，是生活另一项艺术。
我知道此事，但我并不生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2
上大学去范子平
我们从没有做过上大学的梦，因为我们村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不过我们不上大学但一般都上小学，可是这小学上得又不安稳，谁的家里要用劳力马上就叫他们的孩子辍学。所以，我们一个班在一年级时有13个人，到了五年级，就剩下我们5个了，都姓王，都是本家自己人，还是王连喜的班长。没有我们不敢办的事，都说我们“捣蛋得欺天”，就连班主任也气病了，回城去看病再也没回来。过了好几个星期，学校就换了同村同族的王敬民来教我们。王敬民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别看他比我们大十几岁，却是我们的晚辈，论辈分我是叔叔，王连喜他们四个就是爷爷了。王敬民上课讲得很有意思，总而言之就是故事开路，先吸引你再往下听课，这个我们真的很欢迎。可是他叫做作业我们就不高兴了，因为我们已经两年没有做过作业了。他给我们几个人都打了不及格分又在课堂上批评，我们可恼火了。王连喜就喊：过来，过来，我是爷爷我叫你。王敬民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村就一个族，村里老人对辈分还挺重视的。我们几个就越发调皮，齐喊：现在是四个爷爷一个叔叔集体处罚，王敬民马上来！王敬民只好过来按照我们的要求把腰弯下，我们伸出食指弯成一个圆，每人在他头上弹了一下。王敬民夸张地哎哟着，说：你们这些捣蛋虫！他没说下去，我们毕竟是长辈，他没有办法。
第二天来上课，王敬民突然说，你们想不想上大学去？上大学去？这是不是那天我们在他头上弹时下手太重把他弹成了神经病？我们有上大学的命？再说我们才上小学五年级跟大学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我们就笑嘻嘻地说：想是想，就是太空想。王敬民一下子摆出晚辈人的随便来，大喊：走，咱们上大学去。不由分说拉着我们上了一辆开向城里的客货两用车。看着两边的树木飞快朝后跑去，我们可得意了，上大学不上大学，这个旅游要比掏鸟窝比挖田鼠洞捉水蛇有意思多了。
没想到王敬民真的领我们去大学了。这所大学还是全省很有名的一所大学，只是没有在市里，在距离市区十多公里的地方。首先那个大门就气派得叫人吃惊。门岗在屋里并不出来，汽车来了电动栅栏门会缩起来让路。王敬民经过一番交涉，领我们走进了大门（王敬民交涉时，我们才知道他的高中同学在这里当老师）。嗨，还真是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地方！绿莹莹的草地上伸着长颈灯；路边一丛一簇的鲜花沁入心脾；石板铺就的甬道上青年人三三两两拿着书本散步；高大的楼房上美丽的玻璃墙像是神话宫殿一般；教室里，大学生们看着大屏幕电脑听老师讲课；图书馆里，好家伙，一格一格一柜一柜的书本把我们的眼睛看花了；电梯呢上上下下头脑有些晕乎像坐飞机一样；实验室里，瓶瓶罐罐还有不知名的仪器高高低低，酒精灯吐着蓝色火苗；还有广阔的体育场，篮球足球排球在飞上飞下》》大学真大呀，大学真美呀，我们的心震撼了，小脸严肃起来，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在血管里膨胀。
王敬民说：咋样？
王连喜说：这个。。。这个。。。真是比天堂还好。
我说：让我在这个地方过一天就美啦。
王敬民说：这里边出来的大学生，机关、学校、工厂、解放军都抢着要，为啥？人家有本事。像咱们开后门人家也不要。比方咱村的支书，又是送礼又是说好话，儿子才安排到县电缆厂，还下了岗。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挺起胸膛做人，到处有人抢。自己饭碗铁还不说，还光荣，给国家做贡献大！你像咱借用县农场的自动收割机，就是这里发明的。那算是小发明，大小发明这里一年有几百项！你们想在家窝窝囊囊过一辈子，还是想上大学，做大事，给国家做贡献，过城里人的好日子？
我们一时忘了自己的长辈身份，一起回答：想上大学！ 2f
王敬民说：那就好，上大学就得好好学，认真听讲，往心里听，认真做作业，往心里学，得靠你自己用心，得靠你自己吃苦！
当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响彻在小村上空时，去地里劳动的好多人拐到这里看热闹，说：王敬民真有本事，咋把这几个捣蛋泥猴制伏了？
一晃六七年过去了，我们这一班的5个同学，真的都考上了大学。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们都去看望王敬民老师。我们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王敬民老师开玩笑说：别这样，你们还是长辈呢。我们全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8
清华校长罗家伦张昌华
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
他就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与傅斯年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编辑出版《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被北大学生公推为代表，组织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的。
1920年秋，罗家伦由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赴美国留学，嗣后又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学成归来，在东南大学短期执教，后卷入大革命风暴，加入了国民党，曾任蒋介石的秘书。
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梅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清华，厥功甚伟，功不可没。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似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罗家伦当年在清华究竟做过怎样的奋斗，取得了哪些成果与经验呢？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美国人退回的部分庚款创办。这笔清华基金，名义上由中国的一位外长、一位外交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实际上掌握在外交部高官手中。清华的校长历来由外交部任命。到罗家伦时代，清华学校已易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后，凭着“有一点革命的劲儿”，毅然把清华大学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罗家伦想借此理顺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促使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的管辖，归属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领导。
罗家伦上任，邀请志趣相同、有办学经验、富学术威望的杨振声、冯友兰合作。他的就职演说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希望“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在倡导“学术独立”的同时，罗家伦别出心裁地提出“四化”。吴宓日记有载：“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旗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在此后的两年中，罗家伦实践了“四化”，其果是亦喜亦忧。冯友兰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所谓军事化，罗家伦试图用军训的方式来强化校纪。学校要求学生着装统一，早晚点名，按点作息。无故缺席要记过，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累计到三次大过即开除。早上要出早操，学生要着军服，蹬马靴。罗家伦身先士卒，坚持与学生一道出操。因纪律太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