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晚上，她很早就缠着我说饿了。
这个第一，是勉力“争”来的，超越了她的能力范围，代价是对她自己的损害。人生不是竞技体育，不需要“永远争第一”。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现实地说，简直是永远也争不来“第一”———圈子稍稍拓开一点，就又有比你这儿强那儿强的了，哗啦啦一数一大串，谈何“第一”呢？
主流教育混同了进取心和争强好胜的概念。是的，有进取心的人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但上进和争强好胜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
上进是纵向的，是个人的、线上的比较。每往前走一点，每有一点长进，都可以让人对自己满意。“自我感觉良好”在汉语体系里永远含着些许贬义，但细想一下，这有什么不好吗？难道非得自我感觉很糟，才是美满的人生？我知道“幸福”的一种定义，就是“对自己满意”，这是一位很有阅历的大姐给出的，让人服气。
争强好胜，要点在“争胜”上，这决定了横向比较的方式。而“人比人，气死人”，那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这种比较之下，永远都不会快乐。
我跟谁谁都差不多，凭什么他就如何，我就不能如何？抑郁、焦虑、不满、愤愤不平乃至嫉恨等种种负面情绪均根植于此。
争强好胜，让人对自己的状态不满，而长期困于对自己的不满意里，往往还导致对别人的不满意，好像别人哄抢了他的机会、他的资源，由此充满被掠夺感，受虐意识强烈。这种情绪恶性蔓延，会不可扼制地迁怒于人，致力于发掘别人的差劲儿、别人的不足，直至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
主流教育在这两个重要概念上的混淆，是很多不幸人生的开始。
一个很有智慧的忠告是，如果有一样东西，你踮踮脚尖就够着了，那就去够吧，这叫做努力，叫做进取；如果非要跳起来才能够到，就别费劲了，因为你努力着跳高，还是会落下来的，超出能力了，这叫勉为其难。那些咬牙切齿的攀升，用力过猛的向上，代价是对自己的损害。像我可怜的没吃饱的小女儿。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5
白天纽约，黑夜巴黎●王文华
纽约和巴黎，代表了我人生的两个面向。纽约是白天，巴黎是黑夜。纽约是前半生，巴黎是下半场。
三十五岁之前，我认定纽约是世上最棒的城市。我在加州念研究所，毕业后迫不及待地去纽约工作。一做五年，快乐似神仙。我爱纽约的原因跟很多人一样：她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的中心。丰富、方便。靠着地铁和出租车，你可以穿越时间，前后各跑数百年。人类最新和最旧、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纽约都看得见。
所以在纽约时，我把握每分每秒去体会。白天，我在金融机构做事，一天十小时。晚上下了班，去NYU学电影，一坐四小时。在那二十多岁的年纪，忙碌是唯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活着，就是要把自己榨干，把自己居住的城市，内外翻转过来。这种想法并不是到纽约才有的。其实从小开始，台湾人就过着纽约生活。纽约生活，充满新教徒的打拚精神和资本主义的求胜意志。相信人要借着不断努力，克服万难、打败竞争。活着的目的，是更大、更多、更富裕、更有名。权力与财富，是纽约人的两个上帝。而能帮你走进天堂的鞋，就是事业、事业、事业。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持领先，每个人都在赶时间、抢资源。进了电梯，明明已经按了楼层的钮，那灯也亮了，偏偏还要再按几下，彷佛这样就可以快一点。出了公司，明明已经下班了，却还要不停讲手机，摇控每一个环节。在纽约，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赶尽杀绝。在纽约，没有坏人，只有失败者。
每一件事，都变成工作。上班当然是工作，下班后的应酬也是工作。有人谈恋爱是在工作，甚至到酒店喝酒、KTV狂欢，脸上都杀气腾腾，准备拚个你死我活。
我曾热烈拥抱这种生活，并着迷于这种因为烧烤成功而冒出的焦虑。这种焦虑让我坐在椅子边缘，以便迅速地跳起来闪躲明枪暗箭。这种警觉性让我练就了酒量和胆量、抗压性和厚脸皮。但也养成了偏执和倔强、优越感和势利眼。在纽约时我深信：能在这里活下来的，都是可敬的对手。黯然离开的，统统是输家。人生任何事，绝对要坚持到底。半途而废的，必定有隐疾。在这不睡的城市，每天我醒来，带着人定胜天的活力，跟着法兰克辛纳屈唱〈纽约？纽约〉：「如果你能在纽约成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功！」是的，在纽约，现代的罗马竞技场，我要和别人，以及自己，比出高低。
这套想法，在我三十五岁以后，慢慢改变。
第一件动摇我想法的，是父亲的过世。我父亲一生奉公守法、与人为善。毫无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地像城堡。七十二岁时，他得了癌症、引发中风，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羞辱。他一生辛勤工作、努力存钱、坚信现在的苦可以换得更好的明天。我们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在纽约拚事业的精神照顾他。但两年的治疗兵败如山倒，最后他还是走了。父亲逝世的那天，我的价值系统崩溃了。我一路走来引以为傲的「纽约精神」，没想到这么脆弱。
不止在病床，也在职场。当我在企业越爬越高，才发现「资本主义」在职场中也未必灵验。上过班的都知道，很少公司真的是「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大部分的同事都觉得你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职场上伟大的，未必会成功。成功的，有时很渺小。很多人一辈子为公司鞠躬尽瘁，最后得到一支纪念笔。那些卷款潜逃的，反而变成传奇。
慢慢的，我体会到：世上有一种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更高、更复杂的公平。人生有另一种比「功成名就」更幽微、更持久的乐趣。那是冲冲冲的美式资本主义，所无法解释的。
我能在哪里找到那种公平和乐趣呢？我想过西藏、不丹、非洲、纽西兰。然后，我注意到法国。
住纽约时，法国是嘲讽的对象。身为经济、科技、和军事强权的美国，谈起法国总是忍不住调侃一番。法国是没落的贵族，值得崇拜的人都已作古。法国人傲慢，高税率让每个人都很慵懒。动不动就罢工，连酒庄主人都要走上街头。
搬回台湾后，普罗旺斯、托斯卡尼突然流行。我看了法兰西斯？梅思的《美丽的托斯卡尼》，其中一句话打动了我：「在加州，时间像呼拉圈。我扭个不停，却停在原地。在托斯卡尼，我可以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提着一篮李子，逍遥地走一整天。」
是啊！我在赶些什么？我耗尽青春用尽全力，拚命追求身外之物，结果我真的比别人有钱、有名吗？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乐吗？远方有广阔的地平线，为何我还在原地摇过时的呼拉圈？
当我重新学习法国，我发现法国和美国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国人追求人定胜天，凡事要逆流而上。法国人讲究和平共存，凡事顺势而为。纽约有很多一百层的摩天大楼，巴黎的房子都是三百年的古迹。纽约不断创新，巴黎永远有怀旧的气息。巴黎人在咖啡厅聊天，纽约人在咖啡厅用计算机。纽约有人潮，巴黎有味道。纽约有钞票，巴黎有蛋糕。
不论是政府或个人，法国人都把精神投注在食、衣、住、行等「身内之物」。就让美国去做老大哥吧。要征服太空、要打伊拉克、要调高利率、要发明新科技，都随他去。法国人甘愿偏安大西洋，抽烟、喝酒、看足球、搞时尚。当美国人忙出了胃溃疡，法国人又吃了一罐鹅肝酱。
讲到吃，法国有三百种起司、光是波尔多就有五十七个酒的产区。晚上六点朝咖啡厅门口一坐，一杯红酒就可以聊三个小时。九点再去吃晚餐，一直吃到隔天凌晨。他们在吃上所花的时间，跟我们上班时数一样。但讽刺的是：他们没有「All You Can Eat」。
吃很重要，但也要会挑时间，朋友介绍我去试一家法国餐厅，提醒我他们礼拜二、四晚上休息。「为什么？」我问。他说：「因为主厨要回家看足球。
法国人比美国人会玩。每年六月的巴黎音乐节，从午后到深夜，几百场露天音乐会在各处同时举行，人多到地铁都暂停收费。每年十月的「白夜」，平日入夜就打烊的店面，彻夜营业到清晨七点。每年夏天，巴黎市政府在塞纳河右岸布置了三段、总长一．八公里的人工海滩。细砂、吊床、躺椅、棕榈树，自然海滩有的景致这里都有，让没有钱去海边度假的民众，也可以享受到海滩风光。
当然，法国这么深厚的文化，不可能只从吃喝玩乐而来。美国人读书，为了考证照。法国人读书，为了搞情调。每年十月的读书节，大城市的火车站内，民众轮流上台朗诵诗句。书店营业到天明，整晚有现场演奏的乐曲。「美食书展」选在铜臭味最重的证券交易所举办。小镇书展的书直接「长」在树上，读者必须爬到树上，把书摘下来品尝。。。。。。我心动了。
十一月我到巴黎，一位法国朋友来接待我。临走前我问他：「明天你要干嘛？」
“我要去银行。”
〃然后呢？〃我问。
〃我不懂你的意思……〃对我来说，〃去银行〃是吃完午饭后跑去办的小事。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他一天全部的行程。法国人总是专心而缓慢的，每天把一件小事做好。这样的生活，对美国或台湾人来说，实在是太颓废了。
我从巴黎回来，台北并没有改变。关了两周的手机再度响起，一通电话找不到我的人会连续狂call十通。和朋友见面，他很关心地问我：〃好了，你现在工作也辞了、欧洲也去了，接下来有什么projects？〃
〃Projects〃？多么纽约的字眼。我真想说：〃好好生活，不就是人生最大的project？〃但我知道在熙来攘往的台北街头，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这样说太矫情了。况且，我今天之所以有钱有闲享受法式生活，不也正因为我曾在美式生活中得到很多利益？我仍热爱工作、热爱纽约，但已不用像二十岁时一样亦步亦趋、寸步不离。
所以我说：〃我还是会早起，白天努力写作。但到了晚上，我想关掉手机。〃
世界少了我，其实无所谓。但我少了我，还剩什么？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0
把咖啡倒入碟子●张国庆
美国国父华盛顿有一个许多领导者没有的习惯，就是在做重要决定前，一定要“拖拖拉拉”地想上几天，而在决定之后，则会坚定不移地贯彻。华盛顿的这种决策作风，对于他个人和美国的成功有着重大意义。
有意思的是，最新的科学研究也支持华盛顿的“好习惯”，也就是说，当你面临着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时，比如买汽车或房子，最好先做别的事情，或者干脆睡一觉，把这件事忘掉，让你的无意识参与决策。一般来说，有意识思考在做出不太重要的日常决定时是有非常有益的，比如买哪一种牌子的洗发水或毛巾等，但做出更重要的决定时，仅有“有意识思考”是不够的。
那么，为什么深思熟虑有时反而会让人做出不太令人满意的判断呢？这是因为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意识也有“功能低下”的时候，导致个体只考虑有关联的信息，把这些信息的重要性不适当地夸大了。而引申到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府的决策行为上，就表现为，由于领导者个人或少数精英不可避免地有着较强的主观意识，以及利益或抱负的驱动，使得他们的会陷于意识功能低下的状态，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进行“无意识思考”，要么过段时间再考虑，要么交由其他部门来思考。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的政治结构的设置。
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初，杰弗逊曾经问过华盛顿，为什么要同意国会成立一个第二议院，也就是说参议院。华盛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到，“为什么你把咖啡倒进碟子里？”
“使它凉下来”，杰弗逊答。
“同样，我们把立法倒入参议院的碟子里，让它凉下来。”
这正是问题的精妙所在。换句话说，美国的开国者就是要让两院形成议案冷却的机制，同时也给了国会冷却政府主张的机会。
同样的设计还体现在听证制度上。无论是联邦还是在地方，甚至只是一所学校、一个社区，但凡涉及到民众的利益或者仅仅是个人的重要利益，都会有规模不同的听证会出现。这样做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让决策者冷静一下，二是让各方面特别是当事方有充分的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时间和空间，避免出现明显有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