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把我的眼角捐献出来！在表哥的帮助下，他与深圳眼库取得了联系。
当地的记者闻讯而来，“我不行了，只想尽自己最后的力量，帮助别人吧。”瘦弱不堪的他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除此之处，你还有别有愿望吗？”
“有！ ”他肯定地说，“母亲把我辛辛苦苦地养大，现在又为我的病东奔西走，受尽煎熬，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回报她。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接受捐献者，能记住我母亲的生日，并在那一天，为她送去祝福……”
他叫张海涛，35岁，河南省平顶山市汴城村人。他用人生最后的心愿，感动了世界。
（司志政摘自《人生与伴侣》2007年9月下）
父爱如山
●宁财神
真的很快，一眨眼，老爸走了一年。三百多天，一切历历在目，真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事。
我记得，最后一次跟他聊天，他躺在病床上，胸腔积水，呼吸困难，问他，等病好了你想去哪儿啊？他说，回家。
最后还是没能回家，从医院直接去的殡仪馆，火化的时候我也没敢去，怕万一崩溃，家里两个女人没法收场。
他在家呆的最后一夜，是我们的新婚夜，婚礼原本是办给他看的，知道他不行了，赶紧挑日子，趁他还健在的时候办掉，也算了了桩心事，可惜，那天他浑身剧痛，一切都准备好，他硬是撑不住，自己在家苦熬了一宿。
终于没看到婚礼。第二天拿着婚纱照，去高危病房，一页页翻给他看，看完说句：挺好。
大理的房子，我跟他一起买的。我和妻，和白眉两口子转云南，到大理，风景美的乱七八糟，顿时爱上，回上海跟老爸说，咱买套房，等你们退休去住。老爸跟我一起去了大理，一看，也爱上了，当场拍板，付钱。
回来之后，老爸每天琢磨，怎么装修，画图，设计，跟我商量装修风格。我知道，他在设计退休后的每一天，他想买几亩山地，种茶花，养鱼养鸟，院子里有山泉流过，那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生活，只要多两年，一年，就可以实现。
大理的房子，到现在还没装修，一是没时间，二是，我不确定，装修成什么样他才会喜欢，无论如何，那套房子的主卧室，我会把他的照片挂在最显眼的位置，那是他的房间，我希望他能看到，窗外的苍山和洱海，能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牛干菌，混合院子里的山茶味道。
他走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把写字板打开，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父爱如山，重到，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不如老实点，把思念放在心里，等到心淡了，再写，也许能看得清楚些。
我每次梦到他，心里都知道，他已经走了，但在梦里，哪里管得了那么多，有次我作梦上厕所，忽然我妈把卫生间门打开了，说，你看谁来了。我妈一闪身，我爸笑眯眯走过来，我直接起身，抓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百感交集，几秒钟后，由于过度兴奋，醒了，极其遗憾，没能多跟他聊一会儿，哪怕多看几秒钟呢。
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他只是出了趟差，也许几十年后，我们会在某个空间重逢。一直这么想着，所以，心里也始终不是那么难过。这一年来，碰到过朋友丧亲的，我都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安慰对方——尽人事，听天命。
生前，一切能做的都做到，没有留下遗憾，也就可以了。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注定的，在他出生的瞬间，就已经决定了死亡的时间。作为凡人，我们无力改变，那就乖乖听从上天的安排，谁知道，来生会不会再见呢？即使不会，这一生的缘分，也注定了，在我有生之年，会一直记着他，在我血管里，流淌着他赐予我的血液，我用ＤＮＡ的传播方式，替他延续着生命，完成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足够了。
我在二十七岁之前，被老爸宠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随便举个例子吧，我干编剧的，时差不定，经常晨昏颠倒，我爸经常半夜，两三点，起床给我做饭吃，而我居然对着热腾腾的饭菜，表示不耐烦：我正写东西，别来吵我。
后来想想，如果是我的儿子，这么对我，老子一脚踹死他！什么玩艺儿！
可我爸，硬是把这种状态，坚持了十几二十年。每天都是一大桌热腾腾的饭菜，至少三菜一汤，每天都是。那时他感到身体不适，虽然不知道具体病情，但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离家前，把菜谱写到本上，同时开始教我妻烧菜，直到把所有手艺都传给她之后，才放心地去住院。我爸知道，我嘴刁，除了他的菜，什么都不能久吃，那些菜谱，是他送给我的最后礼物，也是一生的礼物。我妻烧溜肉段，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味道其实跟老爸烧的没什么区别，但我每次都只给她打九十八分，最后那两分，留给老爸，只给老爸。
住院后，我每天傍晚时去看他，一起在草坪上散步，有天晚上，他忽然有些感慨：嗨，死就死呗，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作为儿子，我当时只能说，别胡说八道，你又不是大病，死不了，过几天开完刀就回家啦。当时我若有机会，能跟老爸好好聊一下，听听他对这一生的想法，该多好？可惜，再也没机会了。他住院那一阵，我在写一个电影，喜剧。在MSN上跟导演商量，到时候能不能在片尾打句话，送给我爸。导演人好，居然答应了，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那电影差强人意，最后我也就没敢腆着脸打那句话，怕因此连累我爸挨骂。日后，待我有闲写本相对满意的小说，再送给他。
爷爷算是地主，文革，如诸位所知，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我爸以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到机械中专，此后人生，每次考试，都没得过第二。画一手好画，唱歌，虽然我不爱听，但属于那种花腔男高音，我相信，他是不想写，如果他想写字，肯定比我写的好得多。当年在厂里是著名的才子，数年后，旧同事提起他，都还止不住的夸。
那样的年代，再有才的才子，都不值半分钱。我出生后，我妈没奶，我爸每天骑车，来回十几里路，给我打新鲜的牛奶。我从小爱吃肉，那个年代得凭票供应，为了弄到肉，求爷爷告奶奶就差没给人磕头了。为了给家里添置东西，他每天下班，去码头扛大包，扛到半夜，就这么坚持了两个多月，累得脱了层皮，赚多少？不到一百块钱。
此后数年，每一步都走的很艰难，他硬是靠着努力和汗水，把这个家弄的越来越像样，黑白电视，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录像机……每一样，背后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我后来自己琢磨过，我要有孩子，我会为了他和这个家做这么多牺牲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可以这么说，我爸一生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家，比别人家过的好，过的牛逼——他做到了。
那年，我迷上小儿书，我爸每次出差都会从各地带来一厚叠，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开箱，展示宝贝，我家现在还有几大箱，多少钱都不卖。
那年，我迷上《岳飞传》，我爸熬夜一张张画岳云，八大锤，画丢了，但岳云的姿态，前腿弓后腿蹬，永远也忘不了。
那年，我迷上院里的姑娘，我爸知道了，什么都不说，很多年后才淡淡地问了句，当时是真喜欢她啊？
那年，我开始学抽烟，夜里停电，我爸掏了支前门，给我点上，等我抽了两口，他说：抽烟不好。
那年，我每天疯玩，顺着门缝偷看电视，他撕了我的化学书，然后一个人抽闷烟，直到深夜，叹气声叫人心疼。
那年，我辞职在家，准备开始当编剧，一年多没收入，我爸只问过，手头的钱够花吗？
那年，我……
我刚认识我妻时，告诉她：作为一个父亲，我爸可以打满分。我妻嫁我之后，短短数月，表示同意。我和我妈被我爸宠了一辈子，直到他走，我妈才意识到……此后，无论我怎么打保票，要对她好，我妈都听不进去。我明明看到，不到一年，妈居然迅速成熟起来，明理，练达，与一年前判若两人。
这份成熟，叫人心疼。
有本小说叫做《世界上最疼我的人走了》。
与老妈共勉。
（叶培生摘自《感动》2007年第9期）
一个老兵的回忆
●张 卫
在一个废弃的机场附近，一栋二层的农宅前，蹲着一位穿蓝背心、蓝裤子的老者，像一尊蓝色的老树疙篼。他就是我要寻找的老兵。
老兵背已驼，皱纹比头发多。和他握手，犹如握锉刀。递烟过去，他双手捧了，点燃，吸，脸颊瘪进一块，慢慢弹回……我问：你当年在这机场当过兵吗？他说当过。
老兵服役的机场，即抗战时著名的粱山机场，它始建于1928年，由主政四川的刘湘修筑；1937年抗战爆发后，成为大后方离日军前哨最近的机场。 1944年初夏，中方应美国军方要求，征集4万民工扩建，以供美军超级空中堡垒B－29起降，其跑道要求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才能承受降落时几百吨重力的冲击。为达到标准，4万民工完全靠血肉之躯来抢修跑道，竟有三千多人病死、累死（当地县志有记载），但终于创造出奇迹：当年9月，由这里起飞的B－29，猛烈轰炸了日本本土的八幡制铁所、驻台湾日军和汉口日军……这些，多是星散于档案中发霉的字，从无鲜活例证。
老兵却是活档案。 “我生于民国七年，”老兵说，“今年吃90岁的饭了。从1937年参军驻守机场起，我在这里生活了70年。”他强调： “我不是壮丁。我读过私塾，学过中医，当年参军就是为打日本！”到机场后，他先后当过护场警卫、电话士、军医士，曾授衔空军上士。
也许当过电话兵的缘故，老兵口齿清爽。他说，由于机场离前线近，日本人把它看成眼中钉，经常来轰炸，“这里是川东除重庆外炸得最惨的地方。机场夜航之初，没电，就点亮几百盏马灯，日本飞机像苍蝇见了血，一群群扑来，那个炸弹啊，就像落雹子，我好几次差点报销了。”说罢，他嘴角翘起笑纹。又说，直到美军进驻后，情况才大变，“美国人一来就牵了电灯，不牵不行，他们的飞机太大了，”他瞅瞅我，“像你那么大个子的炸弹，飞机要装二三十个。日本人不晓得美国人来了，照样搞偷袭，结果我们的P－51，又叫黑寡妇一上去，就干下它好多架。那之后，鬼子就只能挨我们的炸了。”
为了让“鬼子挨我们的炸”，老兵见证了当年民工惨重的牺牲。“我学过医，知道他们患的是霍乱，掩埋前要撒石灰，一撒，没断气的人就哇哇乱叫，痛啊，隔好远都听得见！”为什么有那么多民工染霍乱？老兵说，他曾去过民工伙房，“大筲箕里盛着糙米饭，远看糊着一层黑麻麻的东西，一走近，哄地飞开，原来全是苍蝇！无菜，即便有也只是一钵盐巴汤。”住宿就更糟了，“县城里的庙宇、祠堂睡满了，连街上都睡满人。缺水，无法洗澡，粪尿乱流，这怎能不生病嘛！”民工病后，“先是一个个地死，后来就是一窑窑地死。有一天，我去忠县出勤务，见沿途摆满无人收的尸体，我数了数，至少有200具……”
我又给老兵点上烟。他沉默了许久，说：“他们忙不过来时，我们军人也去帮忙。”老兵还清楚记得几万人顶着烈日苦干的情景：人像蚂蚁一样排着长队，把土从几里外挑来；原先的跑道挖开一两米深，再填石板；几百个大汉拉着比人还高的石碾子当压路机使，“我们完全是血肉修机场啊！”
老兵记得，1945年8月的一天夜里，“我们最先从美军电台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都不敢相信。直到长官宣布后，大伙先是欢呼，接着一片大哭，都是七尺男子汉呀，为了这一天，梁山死了多少人啊！”
1946年，老兵结婚了，妻子是当地一个农家姑娘。为了家庭，老兵两次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去东北，一次是去台湾。“去东北是1946年夏天，那边需要熟手，和我一起参军的好些兄弟都过去了，我嘛，刚结婚，走不脱。”老兵说，一个比他小4岁的黎姓兄弟去了沈阳，辽沈战役时，黎跟着起义，集体加入四野组建的人民空军，“老黎后来官至团职，离休后，每月拿三千多块呢！”去台湾那年，空军有规定，只准军官带家属，老兵是军士，要去只能单身，“我放弃了，舍不得家眷啊。”
老兵是当年的国军，我还想知道他在1949年以后，尤其在“文革”中，他的遭遇……老兵沉默了。我问急了，他叹口气道：那些烂谷子，就莫再扯它了。
老兵说：“你晚上到机场去看看吧。”我说看过了，机场空了，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