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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电话里传出了吴祖光的声音。
“是我，您好！”
“您是哪位？”
“我是新凤霞。”
“是您呀，您好吗？”
“我好，您也好吧？”
两人没说正话先说了半天废话。
“您有什么事儿吧？”
“对，我有点事想求您帮忙，您能到我家来一趟吗？这件事非求您不可。”新凤霞一着急，话也说得语无伦次。
“好吧，我现在就来。”
再说这边吴祖光接了电话心里也有点忐忑，同时又有点好奇。他换了衣裳，上楼找到了黄苗子。
“苗子，我现在就得走，是新凤霞叫我去的。”
“叫你去干吗？”
“不知道干吗，而且要我马上就去，说是有急事儿。”
“急事的意思很清楚，不是好事就是坏事。绝对不会是平平常常的事。”
“嗯，我也这么想，看来凶多吉少。”
“不然，我看是吉多凶少，听老沙说，新凤霞想找个编导当丈夫，还得三十四岁，这不就是你吗？你让她给选上了。”
“不管是凶是吉，如果我在十一点没回来，你就和郁风去虎坊桥大街X号找我。如果出了事，你们就设法救我。如果出了大事，就打电报到我家里，字不用多，免得你们破费。只四个字就够了，‘祖光夭折’。”
“行。就这么办了，你快去吧。”
吴祖光这才骑着香港带来的黑色自行车直奔虎坊桥。
一路上大街商店的高音喇叭都在放着新凤霞演唱的《刘巧儿》。
新凤霞已在门口站了一刻钟，吴祖光骑着车来了，这个书生还真听话，一个电话就给召来了，新凤霞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她急跑几步迎过去，吴祖光猛一刹闸，险些儿从车上摔了下来，把新凤霞吓了一跳。
“祖光先生。”
“别叫我先生，国内称同志。”
“不管称什么。我请您来是想求您件事，成吗？”
“什么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办。我这人是写东西的，就是不大会办事。”
“我求您就为的是写东西。您听我说，我被他们请去开全国的青联大会，还选了我个常务委员。您看我哪儿会当啊，我从来也没开过这种会。如今又通知我，让我写稿儿发言，我可真不会写，请您来就是想让您给我写几句，您可千万要帮我这个忙呀。”
“这件事太容易了，你来说，我来写好了。”
“看您说的，我要是会说还让您来干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写出来的也得是您说出来的呀，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是说，这些话必须代表您的观点，是您的想法，否则我写出来的变成我的发言了，人家会不相信的，况且我不是共产党员，对这种青联大会毫无所知，也弄不大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把对新社会，对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认识谈一谈，然后，我按您谈的再加以整理措词。这回明白了吧？”
吴祖光耐心地对新凤霞讲，新凤霞这才明白。两人一个说，一个记录，很快就把提纲搞了出来。
“这样吧，今天我回去就给您写好。明天早晨八点钟给您送来，好不好？”
“好，您真好！”新凤霞说完这句话脸上忽地红了个透。
吴祖光看着新凤霞，脸上也是一怔。二人愕然相向，一时间竟陷入了一个极尴尬的气氛中，彼此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我明天八点准来。”
吴祖光转身匆匆走到院子里推着自行车出了门。
这一夜，新凤霞失眠了。
吴祖光既然是位性情中人，自然全都明白是什么意思。通过几次相处，也深深地喜欢新凤霞。回家之后，连夜赶着写好了发言稿。第二天早上起来，八点钟准时到了新凤霞家门口。新凤霞也早已经站在门口等了，两人又一同走进了屋。
吴祖光一字一句地念着。新凤霞认认真真听着，很像一个教书先生在给学生上课。
她是个演员，习惯于口传心授，加上聪明过人，居然很快地把全部发言稿背了个八九不离十。
“您可真聪明！”吴祖光叹服。
吴祖光发现新凤霞的脸忽然泛起一片红潮，坐在那里，好像有什么心事，低着头下意识地玩儿起手指头，不免心中也忐忑起来。吴祖光看着新凤霞低头不语的样子，心中多少有些数，可是他不相信新凤霞能说出什么令人吃惊的话来，但这样坐着也不是事，他好半天尴尬地沉默，等待，听着旁边桌上的座钟发出有节奏的嘀答声。
“您看过我演的刘巧儿吗？”
“看过。”
“您觉得好吗？”
“很好。”
“喜欢吗？”
“喜欢。”
“我想跟您结婚。”
新凤霞单刀直入。这步棋直截了当，把个堂堂男子汉，曾经游遍天下，识多见广的吴祖光置于极其被动的境地。他站了起来犹豫片刻说道“让我考虑考虑。”
新凤霞不作声，刚才那句话说完，反倒坦然了一些。
“您考虑吧，不行就告诉我，我不求着您。”
“不是这个意思，我结过婚。”
“我知道，您离婚了。”
吴祖光又沉默了一会儿，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一圈说道“我是要向你一生负责。”
在这里吴祖光用了一个“你”字，这个“你”字用得那么亲切，新凤霞觉得心里一阵难过，她突然想哭，但没有哭出来，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您的胳膊上怎么全都是包。”吴祖光有意转移了话题。
“蚊子咬的，我这儿的房东种了好多花儿，招蚊子。”
“是啊，花儿一般都容易招蚊子，希望你不要把我当蚊子。”
新凤霞“扑哧”一下笑了。
（王雪森摘自人民出版社《吴祖光新凤霞传》一书）
开创繁华的宋太祖
●颐？祯
公元960年，正月初四。开封，这座后周的都城，却毫无新年的喜悦。人们忧心忡忡，凝视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不约而同地想：赵匡胤将军走到哪了？他把契丹人赶跑了吗？
谁会想到，赵匡胤，他根本就没有走。
他就在40里外的陈桥。下马，休整，安睡。亲信们的军队都会合了，古老的“星相”把戏又一次登场：“昨晚快要落山的太阳旁边，出现了另一轮太阳，两日相争，黑光激荡啊。”士兵们开始哗变：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小皇帝无知，我们何不立赵将军为皇帝，再去打契丹人不迟？于是，正月初四的晨曦下，赵匡胤“刚刚睡醒”，将士们就呼啦啦一拥而上，把一件耀眼的帝王黄袍“不由分说”披到他身上。他只好“满脸茫然”地率军返回开封，接受后周小皇帝柴宗训的“禅让”。
这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它用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50多年的混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北宋王朝。从此，是又一轮文明的复兴。
抠门的皇帝
赵匡胤出生时，赫赫有名的唐帝国，已经覆亡了20年，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事情不是他的独创，只要是个武夫，带了几天兵，就都敢做。所以赵将军摇身一变成为赵皇帝，这对开封百姓而言，只是打个哈欠后的麻木。
但他们很快发现，赵匡胤和那些草莽不一样。赵匡胤家道中落，少年时就游历四方、自谋出路，节俭成了自然而然的事。33岁那年，他身为后周政权的禁军统领，却依然是出了名的“穷光蛋”。一份薪水，除了糊口、救济族人，就去买和他武夫身份毫不相称的书——他要读大量的书；再加上常年争当不受贿的反腐典型，所以妻子去世后，续弦的钱都是找同僚借的。
如今，赵匡胤坐拥后周国库，终于不再为银子发愁了，便兴致勃勃地开始他的理财研究。很快，他就研究有成，生财有道。
公元964年的一个雪夜，赵匡胤敲开了宰相赵普的家门，炭炉上烤着肉、热着酒，“先南后北”的统一国策在暖洋洋的君臣促膝中敲定了。从此长年的统一战争中，南方那些富庶的割据政权，为赵匡胤“广辟财源”。灭掉后蜀时，缴获的金、帛从水陆同时运往开封，竟然10年才运完。南方小国害怕了，要进贡，赵匡胤更是通通收下毫不手软，南唐李煜就在短短14年里进贡9次，每次的金银都数以万计。
富裕起来的赵匡胤，偏偏更抠门。不光自己衣裳朴素，就连公主穿一件翠鸟羽饰的衣服，都会挨骂。有一年七夕节，他在讨伐北汉的路上，派人给母亲和老婆送过节礼，婆媳俩欢天喜地打开，面面相觑地收下——竟是太后三贯钱、皇后一贯半。
节俭成性的作风，直接影响到了北宋初年的作战风格。赵匡胤打仗，简直就是“多快好省”的榜样。打荆湖十七州，66天就成功大吉；打南汉六十州，出兵如风。正因如此，北宋唯一一场比较持久的统一战争，就是灭南唐之战。在两年的持久战中，名将曹彬险些被朝廷上下的口水淹死。然而这一次赵匡胤没有生气，他要保全南唐的繁华，让江南文人归心，而不是一张地图上毫无生机的扩张。
这个抠门皇帝，对功臣的赏赐却阔绰得吓人：宰相赵普生病，一次就赏了银器5000件、绢5000匹。莫非堂堂宋太祖竟有双重人格，只喜欢对自己吝啬？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政治的需要。
北宋开国之初，处境之艰难，是历史上少见的。黄袍加身，得到的只是诸多割据政权中稍强的一个后周。从南到北，还有8个政权和赵匡胤争夺天下。更严重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占据了要塞之地燕云十六州。
赵匡胤别无他法，他必须守财，为国守、为天下百姓守。
杯酒释兵权
从唐玄宗的“安史之乱”开始，藩镇割据、武将乱国的祸根，已经深深埋下。唐，因此而亡；五代十国，因此而乱。赵匡胤以一个乱世将军的身份，和平政变，建立宋朝。他看见的、想到的，比别人都更多、更深——难道只有以杀威立国、做短命王朝一条路吗？
不，赵匡胤要走长治久安之路。
所以，黄袍加身后，他善待了后周的皇族，一改五代时期“灭前朝全族”的血腥之气；他要求将军们少流血，最好兵不血刃拿下其他割据政权，一扫“用屠城求胜利”的野蛮；他讨厌杀降将、抢百姓的恶习，谁敢如此，他就重罚。这种坚定的决心，终于使人们相信，赵匡胤不是一个武夫皇帝，他是要好好治理天下的。
有了百姓的信任，赵匡胤就可以大刀阔斧改革了。
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个盛夏的夜晚，赵匡胤自导自演的“杯酒释兵权”，精彩上演了。他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几个打江山的铁哥们叫到皇宫中，埋头喝闷酒：“没有你们，我当不上皇帝。可当了皇帝，我一点也不快乐。”
石守信等人十分惊诧：你还不快乐？
赵匡胤一声长叹：“是啊！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要是你们的部下也准备好了黄袍，给你们披上……”
这句话，让死人堆里打出来的将军们魂飞魄散，哭了起来：“臣等愚钝，万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皇帝连忙好言相劝：“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积攒钱财，买房买地，歌舞升平度过一生，我们君臣也就没有猜忌了。”
赵匡胤，又一次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武将乱国的根本大患。现在，他的矛头终于可以指向“节度使”了——从唐玄宗以来，这个名词，就是中原大地最沉重的伤痛；几乎所有节度使，都在地方割据、互相残杀。赵匡胤下令：节度使不再兼职地方官，中央单独派文官，担任“知州”、“知县”；设“转运使”，负责把地方财政收入送回开封；设“县尉”，掌管地方的司法治安权力，死刑一律上报中央处理。
三下五除二，节度使成了“光杆司令”。
政治改革的重心，再度回到中央的舞台上：分权。赵匡胤不再重复宰相专权的老路，他把军权交给枢密院，财政权交给三司，宰相成了民政部长。在军事问题上，更是如此，将军互相轮岗，军队定时对调，“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将兵之间的生疏，使得造反变成了不可能的事。
一个理性的时代
赵匡胤面对的最棘手问题，还不是割据，而是人性的崩溃。早在称帝之初，杵在朝廷上的后周官员们，就毫无悲色，反而伸长脖子，等着这次“站对班”、“表忠心”的升迁。文坛领袖、翰林学士陶谷，更是信心百倍——想当天，突然跑回来一个新皇帝，一帮大老粗都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次“和平政变”，还不是我聪明地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