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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级有文件，对参加高考的知青规定半天劳动、半天复习。可没过多久，我所在的冷泉农场头头又突然宣布，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钟起来参加当时鹿楼公社组织的柴厂冈平整千亩土地大会战，并欺骗我们说上面根本没有“半天劳动、半天复习”那样的规定。当时，可真把我急死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就够紧张了，现在连这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又要被剥夺了，让我们如何去应考？此时，我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从此以后，每天凌晨三点钟，天还是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知青宿舍的门便被一个个“咚咚咚”地砸响了，几辆拖拉机便把我们拉到六七里地外的一座山冈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座山冈挖平，修建成 “大寨式”的梯田。
当时大部分知青才十七八岁，平时营养也不好，每顿饭只能吃两个发了霉的玉米面窝头及无什么油水的盐水煮菜，一个月才有一两斤细粮，大家谁也不敢独自享用，等同学或家人来农场时才敢拿出来，因为总不能让客人吃发霉的黄窝头吧。这次“平整土地大会战”一开始，农场头头为了让我们加快进度，以便在这次“大会战” 中夺得前几名，曾改善了一天伙食，即白馍随便吃。平时只能吃个半饱的可怜的知青发疯似的啃着过去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吃到的白面馍，我亲眼看到一个年龄小点儿的瘦弱知青一顿饭竟吃了九个二两多重的馍，差点儿把他撑死……头头一看，让我们随便吃不行，吃得太多，第二天又恢复起每顿饭只能吃两个霉窝头的日子来了。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每天又起得这么早，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了。当我们抡着铁镐、挥着铁锨、推着平车在山冈上干得精疲力竭的时候，鸡才刚刚开始打鸣……这场面使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动画片《半夜鸡叫》。
每天，我们在山冈上挥汗如雨，一直干到夜色降临。晚上，才是我们的复习时间。那时农场经常停电，我与同一住室的两个知青便围坐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由于天气寒冷，刺骨的北风飕飕往屋里钻，屋内好似冰窖，我只好在身上披上一条露着棉絮的旧被子。时间长了，煤油灯的煤油味特大，熏得难受，我又不得不戴上了一只大口罩……我的两个同伴捧着书看着看着都先后栽在了桌上，他们“呼呼”睡着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课本。我怕睡着，一次次用凉水洗脸、浇头，以便能强打起精神。一次为了弄懂一个问题，晚上下工后我步行十几公里去请教一位中学老师，连夜赶回来才刚刚躺下，门又被敲响了。强体力的劳动，每晚又要复习，身心极为疲惫，已经达到了极限，凌晨三点钟的门若不是被带队干部一遍遍地脚踢砖砸，甚至一些门都已经被砸烂了，是很难震醒那些才睡着的知青的。一次，同屋的一个知青见我睡得太晚了，实在不忍心喊醒我，独自悄悄走了。我醒后吓了一跳，不参加“大会战”那可是政治问题，但那天却平安过去了，原来任小组长的他谎称我生病把带队干部蒙了过去。
为了能挤出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在“会战”工地上，我专挑那些别人不愿干的比较累的推土的活儿，以便趁别人往车上装土的短暂几分钟空隙里，能悄悄看上一眼书，记上一个词，或背上一个公式。我还把一些复习要点抄写在小硬纸片上，插在推土的车上，边推车边背，一次背入迷了，差点儿连人带车摔下深沟。不久，片上开批判大会，停工半天，全体知青一早来到会场。趁着人多杂乱，我与一位同伴悄悄溜了出来，钻进附近一个瓜棚，躺在乱草堆里，难得复习了半天数学。后来，一个小头头发现我干活儿时老是带着本书，没能一心搞“会战”，大为不满，上去夺过我的书就要撕，我立时发疯似的冲上去就要与他拼命，他才不得不把书又还给了我。一天，与我一起干活的两个知青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今后，凡是你的活儿我们两个人都轮着替你干了，你就省下些时间多看会儿书吧！” “不不，你们不是也要去考吗？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啊！”谁知他们竟说：“唉，反正我们考上的希望也不大，与其大家都耽误，还不如多帮帮你！”我一听这话，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当时在农场的灯油都是定量的，几个知青见我成天熬夜复习灯油肯定不够用，便先后将自己的灯油悄悄给我送来。这一点儿灯油在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却让我泪流满面。
那时，一些有门路的人或装病或找其他理由都悄悄离开农场回家复习去了，我真羡慕他们，不用再干重体力活儿了，每天都能有充裕的时间在家全天复习。而我因是 “黑五类”子弟，不敢“装病”，也得不到“恩准”，只得小心翼翼。因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我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他也走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四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两个月后发给我们填写的《河南省高招初选考生登记表》中还专门设了这样一栏：“直系亲属与主要社会关系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无被逮捕、法办、监护审查、隔离审查、点名批判等情况。”
离高考只有短短几天了，农场头头还不肯放过我们，还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像牲口一样地去干活儿。幸亏上面及时下了通知，让所有参加高考的知青回家准备三天，我才有了三天金子般的复习时间。但三天时间毕竟太短了，想好好复习一下根本无法办到，这时我竟想，若有人能给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哪怕让我给他当两年长工我都情愿交换。离开农场那天，知青们帮着我们参加高考的人在公路边截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当时农场到市区十公里车票仅两角钱，可我们知青却坐不起）。我正要爬上煤灰飞扬的卡车，踏上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考之路，突然，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出现在我面前：“叔叔，你走了，还会回来吗？”我一看，原来是邻村常来我们农场玩的那个小姑娘，她常常让我给她讲故事。“会回来的！”“那俺可等着你给俺讲故事呢，你的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哩！”可是，我这一走三十年了还没有回去。
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报考的人特别多，当时在我们这个很小的城市里就有四千多名考生，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三十岁。我的准考证号是“3165”，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数字。1977年12月8日，当我踏进鹤壁市第四中学考点，望着那一群群匆匆赶来参加考试的大小悬殊的考生，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上午八时十五分，一阵清脆的铃声响彻校园，一场令当年应试的人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考试开始了。记得那年河南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有两个，一是《为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而拍手叫好》，二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作文满七十分，占了语文试卷的一大半。
考试那两天，我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饭也顾不上吃，慈祥的母亲总是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我常常边看书边随便吃上几口。长时期的重体力劳动，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考试第二天脚竟肿得无法走路，是父亲用自行车把我推到了考场。当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在寒风中吃力地推着我一步步走向考场时，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心头，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头上竟有那么多白发。到了学校门口，自行车不让进校门，可离考场还有一段距离，眼看考试时间就要到了，父亲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往考场奔去，一百多斤重的我压得父亲大汗淋漓，至今我还时时能感觉到父亲那吃力的喘气声。
高考过后不久，消息传来，在全市四千多名考生中有一百多人上了录取分数线（当时录取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四），我竟也名列前茅。可我并未兴奋多长时间，直到最后，当得知我彻底与大学无缘而被硬塞入一所中专时，犹如一盆冰水倾头浇下；一个下午都没回过神来；仿佛世界在这一刻倾覆了（后来我才得知；因父亲当时还未平反昭雪，我在政审中受到了牵连……）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常常遭人打骂、侮辱；后来，入团、入伍、招工回城，一次次没有份。如今旧伤未去，新痛又来，我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我曾气呼呼地坐火车跑到省有关部门想问个明白，可走到大门口却停住了，脚像生根似的怎么也迈不进去。
至今，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仍保存着北京大学当时给我的来信：
吕洪军同志：
你这种迫切要求深造为祖国多做贡献的精神，诚属难能可贵，值得赞佩。
奈我校不能直接招收新生，须由各有关省、市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办理，因此，此次新生的录取与否，我校是无能为力的。请谅解……
此致
敬礼
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56
13元“遗产”凤仙草
那一晚，女儿仅吃了小半碗饭，就放下筷子说：“妈，我有点不舒服，想躺一会，你吃完先走吧。碗筷等会我来收拾。”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等我收完夜市回来，看到碗筷和剩菜还在桌上摆着，才想到女儿可能出事了。
她在床上躺着，满脸通红，我上去摸了摸她的额头，吓了一大跳，她的额头烫得像一团炭火，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似乎睁开都很吃力。
我将女儿抱了起来，说：“孩子，你发烧了，我们得去看医生。”但她却从我的怀中挣脱下来，说：“不用了，可能是感冒了，睡上一觉明天就会好的，妈，你去把碗洗了吧。”她的声音虚弱，但还是强睁着眼，冲我笑了笑。
我知道她是在敷衍我，因为一去医院就意味着花钱，她怕。
“不行，得赶紧去医院！”我果断地说，然后来到屋里开始找钱，尽可能地找。当我把所有能找到的钱连同刚从夜市上挣来的散币堆在床上清点时，心里十分酸楚。
“妈，真的不用去医院，我明天就会好的……”我扭头看见女儿已靠在我的房门上，她显然已看到了我刚才的窘态，她穿得很单薄。
“快去穿上衣服，我们马上打的去！”我胡乱地将钱塞进口袋里，搀着女儿的手说。
“不，你蹬三轮车去，医院反正又不远。”女儿说着就挣脱了我的手，踉跄地走向锁在院子里的三轮车。当我蹬着小三轮在寂静的街上急驶时，身后传来她微弱的呻吟声，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见她这么哼哼过，我有点怕了。3年前，丈夫身患绝症离我而去，接下来我又下岗失业，于是只得蹬着三轮车出摊赶夜市。那一年女儿还不到13岁。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发现她忽然长大了，开始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活。我回头望了她一眼，看见她像一只受伤的小羊羔那样无助地趴在车斗里，眼睁睁地望着我。我发疯似地蹬车，怕耽误了她。
赶到医院挂上急诊，接下来是检查、肌注、物理降温，忙碌了一阵后，女儿终于躺在病床上，挂上了吊瓶，我松了一口气。值班医生告诉我，眼下正流行病毒性脑炎，女儿的症状有些像，要待明天上班后做脊液检查才能确诊，今晚先做退烧观察处理。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夜深了，病房里就剩下我和女儿，我感到了疲倦。女儿突然示意我靠近她，说：“妈，我感觉很难受，浑身都痛，和以往不一样。医生的话我听见了，我很有可能是脑炎，我怕是不行了……”
“别瞎想，要等明天做了检查才能确诊。”
“妈，你听我说，”女儿突然严肃起来，“你记住了，我家里床头柜的下层，最里面靠右角那儿藏有一个布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