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本新书。它心想，但愿不会惹出什么麻烦。
在人群中，一个女人与它攀谈，恳请它帮忙将一张纸币换成零钱，她的眼睛近视得厉害，不得不换来换去好几次。蝎子本有机会欺诈那位女人，但一想到自己那双被世人歧视的眼睛，立即警觉，放弃了这个卑鄙的想法。
在有轨电车上，一个陌生人踩到它的脚，反而用外语漫骂它。蝎子正想发怒，顿时想起自己的眉毛，只好自我安慰，姑且把那些听不懂的脏话当作道歉。
它下了车，眼前的路上有一个钱包。蝎子想起自己的鼻子，于是，没有弯腰，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
在书店里，它找到了一本渴望已久的书，可是价钱太贵了，不过把它藏在大衣口袋里正合适。但这时，蝎子想到了自己的耳垂，只好作罢，把书放回书架，拿了另一本便宜的书。
正准备付钱时，一位顾客抱怨说：这是我多年来苦苦寻找的书，现在却被别人买走了。蝎子想起嘴角的那颗痣，只得友善地说：“这本书，您拿去吧。”
我的谦让令这位书友感动地哭了，他双手把书捂在胸前，心满意足地离去了。
书店老板夸赞说，真是个好顾客，我送您一本书。他从书架上抽出那本蝎子非常想要、却又买不起的书。
蝎子连连摆摆手，说：这本书，我买不起。
不，书店老板说，爱心是无价的，送给你。
蝎子感动地差点哭了，它双手也把书捂在胸前。
与书店老板告别时，因为腾不出手来，只好伸出了自己的螯刺。
书店老板握了握，昏死过去。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42
小站王雄刚
我去过日本的很多地方，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叫小和田的日本车站。小和田站在山林之间，车站没有检票口，也没有电车员，当然没有车站室，没有屋檐。我想，下雨或下雪的时候，在这个小站上等待电车的到来，应该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算电车停下来，也看不到一个人从车里走出来，看不到一个人从站台上走进电车里。但是，在地图上的电车线上，很明显写着小和田站的站名。
我猜想小和田车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旧站了，只不过是政府来不及拆除而已。可我转念想起来，对从车上能看见的旧房顶和村落感到特别惊奇。那只能告诉我那里还有人居住，那里还有人生活。
小和田车站的周围是绿油油的山峦，还能看见河水和一座隐隐约约的木桥。从车站下来，饶过一条石头小道走10分钟左右，有好几排旧房子。不过，房子破旧不堪，已经没有一个人居住。顺着木桥方向去寻找电车上看到的木桥，一直走到桥头，原来桥的一半与房子一样也倒塌了。一个人也没有的小和田，谁会在这里等候电车，这显得有些孤单的车站莫非即将消失。
我终于在站台上惊奇地看到了一位邮递员从电车上下来，他捧着一包行李，笑着从我身边闪过。没走多远，他突然转身问我是否是来观光的客人，我没有点头就问：“这里住着人家？”“大家都问同样的问题，以为小和田站只是一个多余的车站，但事实并非如此。”看起来很年轻的邮递员对我继续解释道：“这里还有人住着，如果你方便和我一起来吧？”或许他也用同样的口气问过别人，无论如何，我还是和他一起绕过小道，穿过破旧的房子，我看到了奇迹般的画面。一栋干净的木房子，一块绿油油的菜田，一对年近六十的夫妇在田里劳动。屋檐下，一对白色的农家犬在晒太阳。怎样美丽的风景啊！我感叹的时候，邮递员告诉我，村子里只剩下这对老人，多年以前，所有人都陆续离开。但是虽然只有一户人家，铁路局还是为着两位老人建了这个小和田车站……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会儿之后，我就再也感觉不到车站的孤单了。我坐在站台上重新去看远处的风景，重新去记忆这两个人的车站。我想我可能再也忘不了这个名叫小和田的日本车站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31
我们都愿意爱他张翔
走川藏路的时候，我曾路过丹巴境内一个不知名的村落，在连接那个村落的碎石公路旁，有一家叫“散客之家”的客栈，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晚上。
客栈的老板就是村里人，远远地，他就微笑着迎上来，帮我卸下肩上的背包，那一脸藏民特有的憨实笑容，让他并不似一个做生意的人，袭面而来的却是久识至交的温暖气息，仿佛我是一个特来赴宴的老友，或是远归故乡的游子。
坐下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尼玛次仁”，一个藏民中很普通的名字，人也如其名，平凡、谦逊、热情，和任何一个藏民没有两样。
在安排好住宿之后，尼玛请我到大厅里烤火，因为彼时的小村刚下完一场雪，空气中有种刺凉的感觉。我们只是在烤火，并没有深聊，只是看着他家有个漂亮的小孩子在不停地闹，像只小鸟一下扑到这个人的怀里，一下又扑到另一个人的怀里，每扑到一处便引得笑声一阵，扑来扑去，把笑声连成了圈。
在他又一次扑到我怀里的时候，我一把抱住了他，随口问他一声：“你阿爸呢？”
他有些茫然地转头望着尼玛，然后一下子从我怀里跳了下去，带着重获自由的笑声走了开去。这时，尼玛对我说：“这孩子的爸妈四年前就去世了，修公路时翻了车。这些年是我一直带着他。”
我有些惊讶，很直白地说：“这么可怜的孩子啊，我还以为是你的孙子呢……”
“不，他不是我的家人，也并不是我的亲戚，是村里开大会交给我带的，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我疑惑起来，继续问：“你们这里领养一个小孩子，还要开大会啊？”
尼玛笑着说：“是啊，这么一个小孩子，这么小就没了父母，以后的生活问题就是很严肃的，而大家都很想领养他，所以大家得开会决定让他跟着谁。”
“他没有亲戚了吗？亲戚应该带他才是啊！”
“是这样的，大家都很同情他、喜欢他，都想领养他，包括他的亲戚。但他的亲戚家中都很穷，家中子女也多，怕养不好他，而我这几年因为这个小客栈挣了点钱，所以大家就将他让给我了。”
“难道他愿意不跟亲戚而跟你吗？”
“有什么不愿意的呢？大家都一样这么爱他，大家都为着他好，跟谁不也一样亲吗？”
我猛然无语，因为这里的人情温暖已经让我有了一种身在梦幻的迷惑、惊诧与错愕。我终于明白这样一个可怜的孤儿，为什么还会那么欢欣地投身于每一个人的怀抱，而将所有的笑声串成一圈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孤独的，他仿佛并没有失去亲人，失去滋润他成长的爱。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这古老而偏僻的小村落里弥散着的、在那朴实的藏民心中充盈着的——爱，以及那种将爱当成一种义务的责任。这种爱与责任，在这湛蓝的天空之下雪白的大地之上凝结成了一股神圣的精神——一种世界上最为博大最为纯洁的爱的精神。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49
吻了又吻＇丹麦＇克里斯托夫？尼罗普
吻之灵犀，熠熠亘古。
你的第一个吻几乎将我带进了坟墓，
你的第二个吻又把我给救了，
如果你再吻我一下，
那么哪怕让我去死，我都愿意。
《丹麦语文学词典》里对吻的定义是这样的：嘴对身体的压力。而在芬兰语中，“吻”一词本身的含义就是“献出嘴”。吻的味道如此依赖于嘴巴，以致有人专门从形体学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嘴巴吻起来口感更好。其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双唇首先必须柔软且令人迷醉；其次，它们还得红如珊瑚或玫瑰。当然喽，对男人的要求是“要有胡须”，正如一句德国俗语所说，“吻如果没有胡须就如祈祷的晚课上没有圣母玛利亚的赞歌”。荷兰的女子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她们的说法是， “吻没有胡须的男人就如吃没有加盐的蛋”；弗里西岛上的姑娘们则称其为“没加盐的粥”。在北欧尼德兰半岛，女人们的要求就苛刻得多了，男人不但要有胡须，还得有烟草味，“亲吻一个不带烟草味的男人，简直就如亲吻一堵泥墙”。除此以外，几乎是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对男人女人的共同要求是：口水不能太多。
事实上，画家和雕塑家们从来都是把“吻”作为他们永恒表达的主题。千百年后，你尽可遗忘诗人们在此事上的雀跃、欢呼和矫饰，但你无法遗忘布歇的油画《海格力斯与翁法勒》、蒙克的铜版画《咬》以及罗丹的雕塑《吻》。
吻是两个人的事，虽然尚属私密，但它仍然为权力的介入留下了巨大的罅隙。权力在此间往往以禁忌和惩罚两种方式表现自己的无所不在。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曾经有这样一项律法：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违背女子意愿亲吻她，那么他将被禁止进入事发地点三十英里以内的地域，以限制自由作为对他的惩罚。
十八世纪末，德国制定过一项极为严格的律法，以此保护女子不受强行亲吻。起草人首先对吻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合法的吻以及不合法的吻。合法的吻包括精神上的吻，以和睦友爱为目的的吻以及作为一种礼仪方式的吻。不合法的吻指出于恶意，或出于下流目的的吻。什么样的吻可以作为一种礼仪方式？律法的起草者也做了详尽的规定：在开会时；人员到达时；人员离开时；出于礼貌；玩笑，逗乐；以示尊敬；节日期间；爱情之吻（已婚爱人之间以及已订婚马上就要结婚的恋人之间）。
除了上述条例，起草者还认为，事关亲吻的行为还要根据当事人的情况具体分析。比如，一位农民如果强行亲吻了一名出身高贵的女士，将会因为这名女士对他的指控而受到加倍的惩罚；但是，一名贵族绅士要是亲吻了他的女仆，女仆的指控对绅士则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总而言之，这位律法起草者认为，在相同阶层人士间发生的亲吻行为不会被认定为民事侵权，除非受到伤害的是一名修女或已婚女士。当然喽，即使是在相同阶层间的亲吻，要是亲吻时一方怀着下流的念头，另一方就可以起诉，但必须出具足够的能够证明对方有下流念头的证据。
———从中也许可以看出立法者的阶级身份。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英国。1837年，萨瓦兰德爵士想跟凯瑟琳小姐开个玩笑，就亲了她一下，没想到被凯瑟琳咬下了鼻子上的一块肉。法庭判凯瑟琳无罪，理由是：“当一名男子在未经女子许可的情况下与其亲吻，女方有正当权利咬伤对方的鼻子。”———也许女权运动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已颇成气候，因为法官的话音还未落，女方律师就大声补充说：“只要女方乐意，咬下整个鼻子都是合理的。”
权力介入此间，无疑保护了女子免受非法亲吻。即便如此，亲吻还是在欧洲广泛流传起来。奴隶们亲吻领主的脚以示忠实，平民们亲吻公主脚下的土地以示敬意，老骑士亲吻新分封的骑士以示祝贺，木匠协会的所有木匠亲吻新加入的木匠以示欢迎，赌博前亲吻桌上的牌以示祈祷好运气，死刑犯处决前被允许亲吻十字架以示宽恕……
那时候的欧洲人生活在亲吻中，彼泽？哈维格德为我们记录下了丹麦一场婚礼的场景：
当大家就餐完毕后，教会的一般人员首先站起来，搂住牧师的肩膀，边亲吻牧师边说感谢盛情款待的话。然后牧师走到就餐的所有人当中，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亲吻他。由于牧师身材又高又胖，一些年老的妇人们只有踩着他的脚才能亲吻到他。
而在罗马，如果一个人离开家乡若干年后重返故土，他被人亲吻的次数将是惊人的。所有的邻居、亲戚都会献上他们的吻。在当地做工的织工、漂染工以及鞋匠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吻到底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还是人类亘古的一种恶习？
这个问题还尚未经过智者的头脑，就被消解在各种各样受商业操控的接吻大赛里。这种比赛动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他们被驱赶到市中心的广场上，在炎炎烈日下，在成千上万围观者的喝彩声中，在娱乐版记者的镁光灯前，在电视台为赞助商插播广告的空档里，他们把接吻变成了一种苦役，一种考验耐力与肺活量的运动，一种在嘴唇上贴上防磨胶布就能延时四十分钟的技巧。
想想芬兰语中“吻”一词的含义，不觉哑然：人们可以在不中意的异性面前双唇紧闭，却不约而同地为商业献出了他们的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50
文学艺术与真善美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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