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建成以后这个结构体系成年累月处在这样一种重量下面。外界有任何大的风吹草动，都是让人非常担心的。”沈世钊认为。
对此，北京市高层咨询沈世钊的具体意见，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先把可开启、滑动式的屋顶拿掉，再把孔扩大，减少用钢。尽可能地把用钢量从目前设计的5万吨降到3．5万吨。
对此，刘淇明确指出，“要依靠各有关单位、依靠国内专家和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处理好安全、质量、工期和投资的关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要进一步优化设计，把施工过程中已经发现或可能发生的问题解决在优化设计阶段。对有利于优化设计的建议都要认真吸收。要进一步进行安全认证，进行超限审查。要完善安全认证的体制、机制，建立设计优化的机制和解决场馆建设中技术问题的机制、平台。要加强质量保证体系建设，采取超常规的措施保证和加大安全系数。”
王岐山也要求相关部门，“要解决好奥运场馆建设成本高、施工难度大这个难题。”
体制下的蛋？
但鸟巢的问题似乎并非个案——6月5日下午，在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期间，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召开了一个“奥运情况介绍”的学术交流会。专家们在共聚一堂后，随着各方信息的汇总，发现各项目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如国家游泳馆的架构问题、五棵松篮球馆的电子屏幕问题和奥运村的能源供应瓶颈问题等等。
像奥运会场馆的这种重大工程，其设计方案必然会通过严格的评审和层层筛选，这些存在问题的方案为什么会一路绿灯？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邺介绍，拿鸟巢来说，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的关肇邺、周干峙和沈世钊三位院士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其中，由关肇邺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在13个评审委员中，7个中方代表，6个国际专家代表。但在7个中方委员中，只有工程院的3位院士为技术专家，有2个委员为行政官员，2个为企业的代表。中外代表比例为7∶6。“投票是无记名的，不过我们看见6个外国评委都是投鸟巢。这样，只要有1个中国评委投票给鸟巢，它就会中标。”关肇邺回忆。
对此，同济大学教授、工程院院士范立础认为：“风险评估必须做在整个决策之前。”
而据周干峙介绍，在13个入选方案的最终评选中，第一、第二轮投票的结果，鸟巢的设计方案都不是最优的。在第三轮，“中方有一位评委表示支持鸟巢方案，紧接着6个外国人也说这个方案好”。
第一章 隐蔽的真相第12节 “鸟巢”出台过程（2）
招标过程
在这次国家体育场的设计招标中，北京市采取的方法不可谓不严谨。
整个方案设计以竞赛的形式，分为资格预审和正式竞赛两个阶段。在资格预审阶段，主办单位共收到44家设计单位提供的有效资格预审文件，最终评选出了14家国内外设计单位作为邀请参赛单位进行正式竞赛。又经过了3个月的设计，14家参赛方有13家于2003年3月18日正式提交方案。
3月25日，由13位中外知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13个参赛方案进行投票表决，最后选定3个方案作为优秀方案，其中鸟巢方案被列为重点推荐实施方案。
其后，3个优秀方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进行了为期5天的公开展览，由现场参观的市民进行投票。现场共发放选票7000余张，收回6000余张，鸟巢方案又以3506票获得群众评选第一名。
经过这两轮的竞争，最终鸟巢方案得以胜出。整个环节似乎无懈可击。
“（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在这两年在施工中，实际上是一直往后退了，（鸟巢的）盖（指屋顶）是要拆掉了，口要扩大了。五棵松篮球馆的4个电子大屏幕也要减少1个，或者以后就没有了。但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实事求是点？一开始就求大、求洋，到最后实际施工中不成了，就开始退，但是退也退不到最合理的地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说，“我觉得国人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什么东西总要搞世界第一。盲目求新、求奇、求洋，而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成本、安全、风险等问题”。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专家评审会议结束以后，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会见了评审专家，当时周干峙就明确反对会议纪要中写的鸟巢方案是“一致通过”。因为他“坚决不同意”。
这种追求“高、大、全”的作风同样贯穿到其他的奥运项目设计和选择上，尤其以五棵松篮球馆最为突出。五棵松篮球馆原本计划要设置4块总面积24000平方米的超大电子屏幕，总投资为2亿美金——又一个世界第一。
但有院士发现，这其中存在很大问题。一是光污染的问题，它的南边是301医院的病房，东边是居民小区，一旦这些电子屏幕开启，居民们不拉上窗帘就没有办法睡觉。
还有声污染。其西面是北京的西四环路，东边是一所中学，尤其是西四环作为北京的主干道，电子屏幕会干扰交通。
再就是热污染。屏幕开启后，周围的温度将会提高5度，形成热岛效应。而且它的耗电量是这个建筑里面正常用电的两倍还多一点。同时，在电子屏幕不开启的时候，它表面是乌黑色的，视觉难看。
反思院士责权
工程院院士张锦庆认为，“这些问题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开会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解决。我觉得秀才脑袋一起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能不能以工程院的名义，至少是学部的名义，形成一个正式的声音、一份正式的文件，进行上报和反映。”
而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则反思，“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问题不解决不能怪哪个领导。我们要对自身的责任意识进行反思，‘院士’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工程院作为技术权威应该为这种重大项目建设把好关。”
对此，张锦庆院士认为，应该建立一种重大项目审查制度。重大项目必须由工程院等专业部门认可。
记者/陈挺北京报道
附记：2004年12月27日上午，沉寂已久的“鸟巢”工地又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暂停施工近5个月的“鸟巢”工地正式恢复施工。
2004年10月，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邵世伟曾在澳门表示，2004年7月“鸟巢”暂停施工，原因是奥组委要对设计方案进一步调整优化，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增强建筑结构的安全度，对“鸟巢”进度完全没有影响，“鸟巢”将按进度于2007年底前完工。
第一章 隐蔽的真相第13节 洋骗子（1）
洋骗子上海做局四大外资金融巨头入瓮
七年恍如一梦，对汇丰银行、汉鼎亚太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德意志银行四家跨国金融巨头而言，在上海浦东投资别墅项目，更是一场由一次次的官司交迭而成的噩梦。
1997年3月31日，汇丰银行、汉鼎亚太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德意志银行四家跨国金融巨头决定投资“上海林克司高级行政人员休闲社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社区公司”）5000万美元，以换取该公司100％优先A股以及40％普通股的权益。
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四家知名的金融巨头所得到的投资收益却是一场教训：一位加拿大人在中国编织层层谎言，几乎蒙骗了初期所有的合作伙伴，然后又利用中外法律制度未能接轨的盲点，持续谋求暴利。
混迹上海滩
此人名为巴利汉森（Barry Hansen），约40多岁。伦敦高等法院的法官Lightman对他的评述是：“聪明、有智慧、貌似可信的世故而无原则的商人。”
巴利汉森具有极强的“战略眼光”，1994年，他选中了上海陆家嘴一块土地。这块地是围海造田所得，由上海华夏文化旅游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拥有使用权，占地约2400亩，地理位置十分偏僻。
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巴利汉森敢于去“造梦”，虽然他没有太多钱。但这并不妨碍他获得华夏公司的信任，约定在这块土地上开发高档的高尔夫和别墅相结合的房地产项目，客户定位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高级管理层。
汉森兄弟以注册在TCI（英属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海陆置地的名义谈判，须支付3758万美元购买土地使用证，其中，别墅项目的土地约1000多亩的70年使用权花费1997万美元，高尔夫球场项目也是1000多亩土地的40年使用权花费1761万美元。当时约定，他们将分七期支付这3758万美元。
汉森兄弟同时在TCI上注册了两个公司，一个是社区公司开发别墅，另一个是上海林克司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尔夫公司）开发高尔夫球场。初期上述公司的股东结构复杂，但在1997年，巴利汉森获得了海陆置地90％的股权和高尔夫公司100％的股权。
紧接着，汉森在上海注册两家企业：开发别墅的上海浦东新区林克司外商休闲社区公司（以下简称“浦东林克司”）由社区公司独家拥有；开发高尔夫的上海华夏翠泊乡村俱乐部（以下简称“华夏翠泊”）由高尔夫公司控股79．6％，由华夏公司控股20．4％，华夏承诺由收到的土地款中239万美元用作这部分股权的投资。
一场“空手套白狼”的大戏就此上演。
这场戏的关键在于：汉森必须让一些人混淆社区公司与高尔夫公司的关系——事实上，社区公司是投资人入股的合资公司，而高尔夫公司是巴利汉森个人的独资公司。
开始时，由于政策限制所有土地需由社区公司承购，所以汉森后来利用此点导演出这一荒谬故事：初时，高尔夫公司利用虚假贷款帮社区公司拿到土地使用证；末时，却变成社区公司仍然负债3300多万美元，而高尔夫公司近乎免费获得1000多亩的土地使用证。
从伦敦高等法院2001年至2004年的几次判决书的描述中，能够重温汉森兄弟“行骗”的全过程。
奇特的银行贷款
他们必须寻觅投资方来充实这个骗局。1995年5月2日传来消息，GE有意投资3600万美元，并要求社区公司准备好相关文件以备调查。
当时，土地项目第一期需要付款近200万美元，巴利汉森无力支付。但为了取得GE资本的投资，他必须作出已付款的姿态。
在其游说之下，华夏公司参与了“游戏”：1995年5月26日，华夏公司向浦东发展银行开出一张不可撤销的保函，为华夏翠泊担保贷款200万美元，贷款期限为3个月。款到华夏翠泊后，这笔钱即转入华夏公司的账户，华夏公司作出承诺，不会动用这200万美元，3个月后，华夏公司将这200万美元还给了银行。
但巴利汉森却利用这一资金循环过程的银行收入明细以及各方收据，向投资人谎称第一期款项已经支付，而付款方更被巴利汉森描述成社区公司。他更向投资人出示了社区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使用证——实际上，所谓的土地证是其向华夏公司借来的。
但不知何故，GE的投资计划没能进行下去。随后，汉森委托美国信孚银行（主要业务是信托，后被德意志银行收购）对在建的别墅项目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准备融资1．5亿美元。
当然，在汉森提供给信孚银行的资料中，同样是伪装到期的一些土地款已经付清，很不幸，信孚银行相信了这些资料。1996年夏季，汉森兄弟寄予厚望的证券化的尝试宣告失败。但信孚银行建议能成为社区公司的财务顾问，进而寻求再次的股权融资，巴利汉森自然应允。
其间汉森又利用了三次华夏公司担保的银行贷款，没有花费一分钱而制造出了4期款项都已付清的假象，这都成为寻觅风险投资的基本条件。
三件法宝
下一个目标是高盛。1996年9月中旬，经过接触，高盛表示了投资的意向。
巴利汉森再次向华夏公司求助，要求华夏公司给他提供三件“法宝”：一是华夏公司提供的收据，证明前四期的土地付款资金已经收到；二是华夏公司收到资金后的验资证明；三是一份由浦发提供的无欠款的确认函。
汉森保证在收到华夏提供的收款收据后，以社区公司名义回打四期的欠条给华夏公司，并保证这四期款项将“以卖方接受的最有利于项目的其他对价”支付。当然，高盛看到的只能是四�